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作者简介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年1月21日— ），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瑞典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以对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分析著称，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内容简介

1944年：父亲的命运 1944年3月19日，这一天与其他的星期日没什么 两样。当时，我正打算与一个朋友一起去听早场音乐 会。但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音乐会取消了。 大概一两周后，我父亲收到了征兵文件，文件内 容与强征犹太人服劳役的文件内容相同。收到征兵文 件的人必须在48小时后，带上毛毯、饭盒和两天的干 粮等露营装备，赶到指定的地点。父亲已经63岁了， 超过了普通劳工60岁的上限，所以没有被编入普通劳 工的行列。 父母都有不祥的预感，所以非常痛苦。他们从电 话询问中了解到，有些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商人， 也像父亲一样被征召服劳役。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参与 父母那些让人焦虑的讨论，后来从我母亲的话中，我 推断出了他们反复权衡的某些对策。 我母亲想出的主意是两个人一起自杀，但这个提 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认为他们不能在这一危险的时刻 丢下家中的其他成员。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打算藏起 来。父亲的一些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德国人在内，都愿 意做出一点牺牲为他提供避难所。但我父亲否定了这 一提议，他有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 ，担心万一被发现，他本人和庇护他的家庭都会遭到 残酷的报复。二是他接到的征召通知是国家签发的命 令，根本不容违抗。父亲的这种反应让我认识到，在 他的世界观里有一个基本原则，他是一名律师，但不 是一名普通的律师，而是一名一贯尊重和热爱法律的 人。我父亲确实也遇见并阅读过一些道德与法律相冲 突的案例。我敢肯定，他一定也反复思考过专制统治 者强制实施的法律是什么法律的问题，思考过伪议会 通过的践踏基本人权的法律是什么法律的问题。然而 ，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与其生活有关的这一悖论时， 这位一丝不苟、诚实廉洁并具有道德人格的人，采用 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国家的命令就是国家的命令， 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原来，在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的最初几个星期，德 国人就把居住在布达佩斯的一两百名著名的犹太精英 关了起来。一开始，德国人把这些犹太精英暂时关押 在硬石街的犹太教神学院，由匈牙利警察看管，生活 条件相对而言还可以忍受。几个星期之后，这些人的 家人获准探视他们。我和我母亲及姐姐一起探望了我 父亲，当时，我的两个哥哥已被征召服劳役，大哥班 迪在苏联前线，二哥托米在南斯拉夫的博尔。所以他 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和父亲在神学院的院子里 见了面，父亲的表情和言谈都很冷静，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动 感情的话。由于我们家的开支和大事一直都由父亲做 主，母亲只操心如何接待亲友，如何照顾几个孩子， 所以父亲给母亲提了一些很实际的建议。现在，家里 的大事小事实际上一下子落到了母亲肩上，父亲力图 让母亲明白如何打理各种事务。后来，父亲还给母亲 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如何处理我们所住的公寓， 并告诉她把自己的法律文件存放在什么地方。‘除了 家人常说的温情的话，在我们跟父亲的会面以及后来 的通信中，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跟我们永别的话。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只言片语，再 也没有见过他。 父亲被关在神学院的时候，他也为解救自己做过 种种努力。他的一些忠诚的客户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型 代表团，拜访了当时德国驻匈牙利大使埃德蒙‘费森 迈尔，费森迈尔在德军占领匈牙利期间是声名狼藉的 暴君。代表团请求德国当局给匈牙利政府打个招呼， 释放我父亲回家。他们证明说，帕尔·科恩豪泽博士 作为一名律师，几十年来一直代表了在匈牙利的德国 企业的利益，在德国企业中信誉卓著。后来，代表团 的一名成员跟我母亲说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费森迈尔 听后勃然大怒，威胁这些请愿者说，如果他们不马上 从他的办公室出去，就把他们与科恩豪泽关在一起。 再后来，父亲还经历了什么遭遇，我们就不太清 楚了。确切的是，这批遭扣押的犹太人都被转移到了 霍尔蒂利盖特园（即今天的锡盖特圣米克洛什）集中 营。那儿的条件比之前更加艰苦，但他们还是在那里 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一列火车将各地的囚犯 都拉到了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他们的生命突然终止 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中600万名牺牲者的死亡 是一场悲剧，其中每一名牺牲者在被屠杀之前都有自 己独特的人生。然而，父亲的命运与他们格外不同。 举个例子说，父亲死于德国恐怖政权与匈牙利当局的 积极合作。尽管父亲从小就深受德国文化的熏陶，他 本人也一直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推动德国工 商业的繁荣发展，诚实而守法地为德国与匈牙利两国 的关系努力工作，但他仍死于两国的合作。当然，父 亲从未支持过希特勒，也从未与纳粹当局有什么合作 ，他的死不是因为他消极旁观，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 造成我父亲悲惨命运的另一方面我在前文已经述 及，父亲是法律的忠实仆人，因此他不愿意反抗一国 权力当局。他就像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待宰羔羊，成 了一国政权无耻而残忍地滥用正义、法律以及国家权 力的牺牲品。1944年：我的逃亡如果父亲仍然在家， 他肯定会指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不清楚是父 亲的意志更强硬还是我的意志更坚定，正如我之前说 过的，我父亲已经在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成功地阻止了 哥哥班迪移民国外，而我已经惯于自己独立决定生活 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自父亲去世后，母亲无法、也不愿意影响我的决 定，所以我从16岁开始就自己做主了，既然如此，当 下的决定比决定阅读哪本书或者决定学习何种语言都 更为重要一些。1944年是我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的一 年。 当时，驱逐犹太人出境的消息已经满天飞，我们 那时并不知道被驱逐者将被送人毒气室，我们以为会 被送往类似班迪和托米服役的地方强制劳动。那时我 们还能收到班迪和托米的消息，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 艰苦，不仅饥寒交迫，而且有时还受到非人的待遇， 但我们一直没有失去他们挨过这场战争的希望。 我们还听说，在兵工厂工作的犹太人不会被驱逐 出境（后来证明这个谣言是错的）。因此，我和两位 朋友自告奋勇到贝奇路附近的纳吉巴托尼一乌伊洛克 砖厂当劳工。”我从一名从未做过任何体力劳动而在 体育锻炼方面笨拙低能的中学生，突然变成了一名劳 工，一名实实在在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工。那些有 经验的熟练工人将浸着水的沉重砖坯从不停运转的压 砖机上提起来，放人沿轨道运行的小货车里，我们这 些新手则把小货车推进砖房，再把砖坯码放整齐。 有一段时间，我们早上去工厂干活，晚上才能回 家，来回都要在身上佩戴强迫我们佩戴的黄色星形符 号。后来，政府实施的宵禁令限制了我们的活动。由 于下班时间太晚，我们无法回家。这种情况下除了睡 在砖房里我们别无选择。” 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 痛苦的记忆。相反，我还觉得这种生活有些像20世纪 40年代末年轻人参加的与农业或建筑有关的夏令营活 动。我们虽然是因为恐惧才去工作的，但我们是“自 愿”去工作的。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将全部精力都 投入了工作，努力适应那里的条件。后来我们发现， 那些已经成为我们同事的熟练工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恶 语相加，我们真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从不对我们衣服 上显眼的黄星标志指手画脚，也从不对犹太人妄加评 论。如果我们笨手笨脚做不好事，他们会教我们怎么 才能做好，或者像对待其他那些弄出了“废品”（搞 坏了）的新手那样，数落我们几句了事。有一位老工 人还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还一起喝了酒。我因此 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狭小的公寓干净整洁， 但对我来说，与一直过着安逸生活的我及我的朋友相 比，他们穷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家里，我与仆人 的关系一直很好，经常和他们聊天，到他们家里玩， 和他们的家人会面。但这只是雇员与雇主家人之间建 立的家族式关系·与我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我 与“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我突然进入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离开了原来富裕而舒适的封闭生 活，进入了一个技术落后的工厂，干着惩罚性的体力 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发现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 群体中了，他们的生活如此贫困，但他们善良的天性 使我从心底里尊敬他们。 纳吉巴托尼一乌伊洛克砖厂成了大规模驱逐犹太 人的一个中转站。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战后又回来了 ，他们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这家砖厂，有些人还说，他 们得到过砖厂工人的帮助。以担任驱逐任务的官员、 宪兵和警察为一方，以砖厂的工人为另一方，双方发 生了激烈冲突。很显然，有些工人因为自愿帮助被驱 逐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能 证明这种说法的可靠证据。 1944年夏天，布达佩斯犹太人身上的压力相对而 言轻了一些。有传言说，各省的犹太人都已经驱逐干 净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了 。同时，我碰到了一位好心的大夫伊什特万·绍博， 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开了一张假证明，证明我不适 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我获准离开了砖厂。 P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