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盯上的男孩：夺回被偷走的童年

作者简介

作者|斯蒂芬·米尔斯 与人合著的《近亲 : 我与黑猩猩的对话》被《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他在公民权利和环境等领域为一系列公共利益组织提供咨询和写作。自 1983 年以来，他一直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合作，发起运动，动员了数百万人支持环境保护。斯蒂芬很荣幸地担任了美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这是一个为儿童争取公民权利的非盈利智库。他和妻儿苏珊住在加利福尼亚。 译者|赵晓曦 教育学硕士，精神分析流派心理咨询师。曾为少儿图书编辑，现为自由译者、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译有多部社科类图书，题材涉及心理、教育经管等多领域。翻译出版作品有《情感忽视》《成功心理学》等。

内容简介

序言 1959 从周一到周五，我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周末一来，我们的小房子里就挤满了婶婶、叔叔、曾伯母、曾伯父、各种亲疏程度不同的表亲，还有我父亲在陆军航空兵部队的朋友—这么大一群人，吵吵嚷嚷，有他们在，我从不觉得孤单。他们和我父亲聊天，帮我母亲做事。“嘿，小伙子，老头子还好吗？”“斯蒂芬·阿·里诺，快下来告诉我有什么好吃的。”“你好啊我的洋娃娃，来给阿姨一个大大的湿吻。” 夏天，他们聚在后院高耸的橡树和枫树下，像一只有二十个脑袋的犹太九头蛇一样围着我父亲，喋喋不休地谈论演员杰克·本尼、以色列还有宇航员。只有在吃百吉饼和士力架的时候，他们才会停止滔滔不绝与指指点点。 父亲坐在结实的金属轮椅上，肘部靠着蓝色软垫扶手，双手僵硬地交叠在腹部。他的两条腿向左倾斜，像被粘在了轮椅架上一样。他穿着刚熨过的白色短袖衬衫，稀疏的棕色头发由每月来我们家为我们父子理发的意大利理发师精心修剪过。每到周末，父亲的脸总是很光滑。因为母亲会在周五早上给他刮胡子。她也会假装给我刮刮脸。 我总能找到父亲—他从不挪窝。叔伯们和我一起玩球，把我扛在肩上，但父亲却喜欢拥抱我。夏日里，我喜欢爬上他的大腿，坐在整个家族圈的中心位置。我靠在他胸前，让他用双臂环抱着我。 每隔几分钟，他就会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这是他的标志性笑声，这个圈子里的人个个都喜欢侃大山。他们就是为了讲笑话而生的，能妙语连珠把人逗乐，就是他们最大的志趣。哈罗德叔叔教我唱百老汇的歌曲集，围着五月花柱翩翩起舞。米尔伯伯是卖腰带的，为了我将来的学习，他会让我记住哲学家们的名字：庞蒂、胡塞尔，还有阿伦特。豪尔赫大伯抽着臭烘烘的大雪茄，他会作曲，还会造钢琴。我听不懂他们的笑话，但父亲喜欢。他瘦骨嶙峋的双腿在我大腿下抖个不停，放在我肋骨上的右手也一直抽动。他笑起来的时候，硕大的鼻子、歪斜的笑脸还有玳瑁太阳镜全都皱成一团。 这群人里的女士站在男人的对面。黛尔婶婶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她抽着自己先前放在烟灰缸里的百乐门牌 香烟，在烟头上留下红色的口红印。弗兰姑妈描着浓墨重彩的眉毛，手里攥着个金光闪闪的烟盒，扯着她那一百多分贝的嗓门说着话。吉恩大姑的嘴唇大到离谱，涂上唇膏好似苹果或者橘子。母亲坐在一把铝架草坪椅上休息，她们则坐在我母亲的两侧。母亲穿着海军蓝色的休闲裤和格子衬衫。她戴着巨大的圆框太阳镜，为双眼挡住正午的骄阳。她身材微胖，留着少女般的刘海，看起来不像一个实际上已经三十四岁的女人。她是个正统犹太博学之士的女儿，白皙的肤色、沙色的头发以及淡褐色的眼睛，常让人误把她当作爱尔兰人。 但在这里，在朋友们与妯娌之间，她的出身是毋庸置疑的。她是家中的独女。其父母都是来自东欧的移民，早已去世。打从嫁给西摩·米尔斯—大家都叫. “斯”—她就被这个紧密团结的家族接纳了。周六晚上，他们会在我们家“安营扎寨”。屋里凭空冒出一堆睡眠空间—打开的折叠床，变成两张或三张床的沙发和沙发垫，层出不穷的军用睡袋。我玩得太开心，根本睡不着。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与其他人的父亲不同。别人的父亲不用坐轮椅，无需护士探视，也不需要妻子用黄色托盘上的勺子来给他喂食。母亲说，他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样了。这让我很困惑。我知道父亲得了一种叫多发性硬化症的病，这个名字就像伴随着姑妈和叔伯们而来的香烟烟雾一样，始终悬在空中。“二战”和多发性硬化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过我不知道是种什么样的关联。 我原以为父亲还在军队，因为军队还会照管我们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在长岛万塔为我父母建了一所定制的牧场式房屋。屋前屋后都有坡道，门口也特别宽敞，这么一来，父亲就能坐着轮椅在房子里的任意地方来回走动了，别人用轮椅推他也很方便。街道上的所有孩子都想在我们家的坡道上跑上跑下。我的受欢迎程度几乎赶上了汤米，汤米的爸爸是个“软糖先生”，他的雪糕车就停在自家车道上。 我们家的车也和别家不同。军队给一辆蓝色的普利茅斯大轿车装上了手柄，好让父亲不用脚也能操控油门和刹车踏板。这些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我从没见过父亲开车。后来，母亲接手了驾驶的活儿，他们拆掉了后座，这样，我们开车去走亲访友的时候，父亲就能坐着轮椅乘车了。 出门购物时，我和母亲会坐在前排，佯装老成，费劲巴拉地仔细查看仪表盘。每周五，我们都要驱车近一个小时去托滕堡，那是位于皇后区白石桥附近的一家军人服务社。她钟爱那里专为我们这样的军属家庭而设的低廉价 格，而我则对守在入口处荷枪实弹的士兵更感兴趣。当我们在大门口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会看向车里，并询问母亲有关把手的情况。母亲为他们说明把手的工作原理。士兵们指这指那，点头称是，赞不绝口。 有些夜晚，父亲必须去医院，这时母亲就会叫醒我，她屈膝跪在我床边，告诉我哪个阿姨或是朋友会在我们家一直待到天亮。有时他们一住便是好几天。我曾做过有关警笛的噩梦。当时我心慌意乱地醒来，确信自己听到的警笛声是真的。有时的确是，但大多数时候不是。我会将一只毛绒小豹子紧紧抱在胸前，聚精会神地听个真切。 一天晚上，父母的卧室里传来了奇怪的声响。我抓起我的豹子，踱过走廊，来到他们紧闭的房门前。打开门时，我被一股温暖的薄荷气息击中了，它是从梳妆台上的一个圆形的绿色玻璃装置中喷涌而出的。这机器一直运转个不停，像魔法一般地制造蒸汽，宛如森林湖小学池塘上空的晨雾。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雾气寻找父母的身影，随后又走近了些。父亲从床上坐起来，白色的背带包裹着他瘦弱的身体。母亲站在他身旁，上下推动着一根长长的金属杆，操纵着那大大的吊床。 她每向下推一次，父亲就会离床高出几英寸。母亲很强壮。当父亲完全离开床体时，她用双手抓住安全带，把他荡到轮椅上，然后再次拉动杠杆，让他落到轮椅的座位里。父亲的双腿一如往常地倒向一边，头也垂了下来。 “你怎么起来了，宝贝？”看到我后，母亲问道。“做噩梦了吗？” “我听到警笛声了，妈妈。” “没有警笛声，那只是个梦。回去睡觉吧。我带爸爸上完厕所后再去给你盖被子。” “我想待在这。”我抱着自己的豹子说。 她推着父亲，从我身边穿过宽大的浴室门。我站在绿色的机器旁，闭上双眼，让蒸汽溢满我的肺部。一分钟后，我转向父亲的打字机，那是一台蓝绿色的IBM电动打字机。 我按下灰色的“开机”键，机器发出令人安心的嗡嗡声。我喜欢按方形的白键，只要轻轻一碰，它们就会发出 “嗒嗒”的声响，那感觉就好像它们知道你想要什么。滚筒里没装纸，所以我也打不了字，于是我就用手指在凹凸不平的按键上来回滑动，然后按下了“关闭”键。 梳妆台的尽头放着一台军用短波收音机。我来回转动灰色金属盒上的黑色大表盘，用一根垂直的红色调音棒指着远处的地名穿梭移动。哈罗德叔叔（父亲的弟弟）曾给我读过这些地名：突尼斯、那不勒斯、加尔各答、北京。他说这都是父亲在战时去过的地方。 浴室的门开了，父亲坐着轮椅出来，母亲跟在他身后。他们走到床边时，母亲又把吊装的操作反向重复了一遍，接着挥手示意我过去。 我爬上床，给了父亲一个拥抱。他穿着柔软的蓝色睡衣，身上散发着薄荷醇的气味。他把手放在我的脸颊上，亲吻了我的额头。 父亲又住院了。那是一个冬天，就在我五岁生日前。我和黛尔婶婶还有哈罗德叔叔住在一起。那是我的另一个家。我是在这所老房子里学会的热炉子不能碰，地下室的煤仓可以是绝佳的游戏场所，萤火虫要拿罐子来抓，而我即便做了比哥哥戴维更多的坏事也能全身而退。他比我大 8个月。我们花了太多时间一起厮混，他虽是我的堂兄，却更像是亲兄弟。 暴风雪来袭，学校停课了。叔叔做了华夫饼，吃完早餐，我爬上二楼，去用楼道上那个壁橱大小的浴室。我透过小窗，看到雪已经下起来了。我脱下红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到马桶上。 我设想着当天要和戴维做些什么。那里有一座大土山，山上有人在盖新房，而我们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到那儿打雪仗。那是一场土球仗—十个孩子互扔土制“手榴弹”，直到有人被击中头部，哇哇大哭，游戏就可以结束了。 当我还沉浸在打雪仗的遐想中时，突然，前门被“砰”的一声关上，我听到有雪地靴“蹬蹬蹬”地跑上楼来的声音。一定是我母亲。不然还能是谁？但是，她没有停下来和叔叔婶婶说话，而是径直走了过来，然后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我在浴室呢，妈妈。”我大喊道。她穿着长长的冬衣冲进门，跪倒在地，头上沾满了雪花，脸上淌着泪。我从未见过母亲流泪。她抓住我的手，用力捏着。 “爸爸死了，宝贝。爸爸死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它确实让我心惊肉跳。我努力稳住自己，紧紧地抓住马桶座圈。她看出了我的不解。 “爸爸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她所指的并不只是那个晚上。 “你是说，永远？”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不停地摇头。“他再也回不来了。” 接着，她抽泣着抱住了我。一分钟后，母亲放开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我推开门，听到她在和叔叔婶婶说话。我听不清他们谈话的内容，但能听到叔叔在哭。 我洗了洗手，然后回到自己的卧房。雪下得很大，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雪，大到几乎完全盖住了树。空中飘落的雪花让我更难过了，因为它一直不停。或许它永远都不会停了。 戴维走进房间，搂着我的肩膀，我们看着雪花飘落，一言不发。 我知道动物会死。我在《小鹿斑比》之类的动画片里见过。在《独行侠》之类的电视剧里，我也见过人会死。童话故事中有一半的母亲形象在故事开始前就会离世。可是，这些动物和人物都是存在于电视和书本里的。父亲既不是动画里的角色，也不是书本里的人物。他是真实存在着的，所以，他肯定就在某个地方。他会回来的。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我病了好几天，错过了葬礼。父亲在母亲三十五岁生日那天下葬。某个阿姨留在家里照顾我，但我对此毫无记忆。 失去父亲的十三岁男孩，与母亲不和，渴望爱与关注。恶魔用父爱伪装性癖，一次次将男孩推入深渊。痛苦蔓延几十年，每当以为它销声匿迹之时，就又在噩梦中出现。这一次，他选择直面童年的创伤，拯救自己，拯救他人。 ？ 美亚4.8分编辑精选最佳传记&回忆录；美国国家犹太书籍奖最佳回忆录奖 ？ “好人”作恶，被害者无法逃离，为何我们会被困住？为何一次次被伤害？ ？ 童年创伤不该是我们的枷锁，撕掉羞耻，直面黑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是对生命不屈的信念和对正义的勇敢追求。 ？ 儿童虐待不应被忽视，父母更应提高警觉，恶魔总是伪装成“好人”作恶。

失去父亲的十三岁男孩，与母亲不和，渴望爱与关注。恶魔用父爱伪装性癖，一次次将男孩推入深渊。痛苦蔓延几十年，每当以为它销声匿迹之时，就又在噩梦中出现。这一次，他选择直面童年的创伤，拯救自己，拯救他人。 美亚8分编辑精选最佳传记&回忆录；美国国家犹太书籍奖最佳回忆录奖 “好人”作恶，被害者无法逃离，为何我们会被困住？为何一次次被伤害？ 童年创伤不该是我们的枷锁，撕掉羞耻，直面黑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是对生命不屈的信念和对正义的勇敢追求。 儿童虐待不应被忽视，父母更应提高警觉，恶魔总是伪装成“好人”作恶。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猎 捕 第二部 逃 离 第三部 清 算 后记 2021 致 谢

试读内容

后记 2021

2017年的一个晚上，我打开电视，观看了拉里·纳萨尔，就是那个名誉扫地的美国体操队队医的量刑听证会。一年前，前体操运动员雷切尔·丹霍兰德挺身而出，指控纳萨尔在她十五岁时对她实施了性侵犯。在她之后，又有数百名其他女性站了出来。

现在，我看到其中的156人在法庭上面对侵犯者，说出了自己曾经历过的可怕真相。这是我见过的对于原始勇气最为出色的展现之一。很快，体操运动员们将会向庇护纳萨尔的强大机构问责：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奥委会以及联邦调查局。

随着这出宣泄性的法律大戏的展开，我始终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困扰：我和其他被丹·法里内拉性侵的男孩们被剥夺了在法庭上面对他的机会，我们再也无法揭露他灵魂毁灭者的真实面目，并从中获得某种安宁。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拥有第二次机会。但当纽约州在 2019年通过《儿童受害者法案》时，它重新打开了三十年前在我面前关上的法庭之门。

就像其他几个州的立法一样，新法案解决了我遇到的那个令人泄气的问题：童年性侵害的受害者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恐惧、羞耻和创伤，进而寻求刑事或民事司法救助，但到那时，我们却会被诉讼时效法规挡在门外。《儿童受害者法案》改变了这一切，它允许人们在五十五岁之前采取行动，因此，受害者们能有更长的时间来提起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我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但法案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为期一年的窗口—后来延长到了两年—在此期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对施虐者以及纵容他们的机构提起民事诉讼，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

现在丹·法里内拉已经死了，不在法律的管辖范围内了，期望将他关进监狱的刑事案件也结案了。但我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拥有并控制艾拉·福斯营的犹太联合捐募协会，以及管理夏令营的布朗克斯区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最后，我还可以迫使这两个组织—也间接迫使芝加哥的犹太青年服务委员会和匹兹堡的犹太社区中心—正视与法里内拉有关的这一被掩藏的真相，面对他们将成千上万儿童的福利托付给了这个连环猎捕者的事实。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和其他许多社区一样，犹太社区也意识到了性侵害的普遍威胁和追究责任的必要性。一百多名拉比和其他犹太领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儿童受害者法案》。他们呼吁自己的会众与受害者站在一起，为他们寻求正义，并认为这将有助于防止虐待事件在未来继续发生。“我们也痛苦地承认，”他们写道，“宗教机构往往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疗愈的源泉……。”

我在纽约见到了詹姆斯·马什，他是一名庭辩律师，曾代表性侵害、校园强J和儿童SJ制品的受害者提起过开创性的诉讼。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发现我在20世纪80年代追捕法里内拉的大部分细节都已经被淹没了。苏珊也很难回忆起这些细节。我们把这段经历彻底封存了起来，以至于后来便很少提起。

我在办公室壁橱的深处翻箱倒柜才找到那个标有“法里内拉/1986-87”的箱子。当我在三十年后首次打开它时，我发现上面放着一个灰色的信封，里面装着一些硬邦邦的长方形的东西：法里内拉的电话录音带。我得买个盒式录音机才能听这盒录音带。

信封下面有几十个文件夹。我都忘了自己攒了多少资料。这一切都在这里—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电话，每一个证人—等着我去完成我已经开始做了的事情。

我知道，对犹太联合捐募协会和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采取行动将是一场孤独的冒险。当我联系其他受害者时，只有一个人给了我回应。法里内拉在五十年前织下的沉默之网，那张网住了男孩、家庭、同事和机构的大网，至今

依然牢固，仿佛他死后还在继续维持。

我的一部分，一个非常执着的部分，并不愿意冒着再次令人心碎的失败风险走上法庭。但随后我想起了安德鲁·瓦克斯在几十年前传授的一些智慧。活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生存不过是运气而已。活下来之后做的事情才重要。如果你能长大成人，并且仍然关心并帮助保护其他孩子，那你就已经超越了你所遭受的虐待。我想起了雷切尔·丹霍兰德，想到她的决心如何让一代运动员抛开耻辱，让这项运动变得更加安全。我必须采取行动，即使没有其他人会跟随我一同踏入法院的大门。

结果是别人先站了出来。2021年初，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匿名男子在纽约对布朗克斯区的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提出了控诉。这名男子声称，从1960年左右开始，东特雷蒙特青年旅社的主管丹·法里内拉对他进行了长达两三年的性侵，而这远在法里内拉抵达艾拉·福斯营之前。这位“无名氏”首次遭性侵时只有十二岁，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与父亲很少联系；过去，他每周放学后都会去东特雷蒙特青年旅社待几天。之后，他去了威洛威营的厨房工作，法里内拉是那里的主管，在那个地方，侵害行为仍在继续。

读他的诉状就像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一百遍的恐怖电影的前传。他的叙述准确无误地预示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的案例之间也有法律上的联系：东特雷蒙特和艾拉·福斯营都是由布朗克斯区的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经营的，都是犹太联合捐募协会的附属机构。

我理解为什么在法里内拉偷走了他的童年几十年后，这位现已七十多岁的受害者会选择匿名。这个秘密有着无所不能的力量。但我再也藏不住了。

我在五年级进入希伯来学校，为了给成人礼做准备，我们学过希伯来语、《圣经》还有犹太历史。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本灰色平装书，名叫《行公义》（ To Do Justly）。这本书的标题取自先知弥迦：“何为善，神向你们所要求的，你们都已蒙了指示：要行公义，仁爱，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的老师用这本书帮助把弥迦的崇高训诫转化为了美国的社会正义，那大约是在 1965年。我们可以倡导民权，喂饱挨饿的人，帮助不幸的人。我那本《行公义》由于反复阅读已变得破旧不堪了。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也就是丹·法里内拉开始性侵我的那年，我已经在一个低收入住房项目中对孩子们进行义务指导，声援塞萨尔·查韦斯和德拉诺葡萄工人团结一致，游行20英里，并在后院举办临时嘉年华，为脑瘫儿童筹集资金。

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我只不过是当时当地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我们这一代的改革派犹太人是在“要帮助其他不幸者”的教义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信条是我母亲为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工作的理由，也是她对法里内拉这样的社会工作者推崇有加的原因。她和肯每年都向犹太联合捐募协会捐款，因为没有任何组织比它更能帮到有需要的人。他们会把我送到艾拉·福斯营，是因为营地最初的使命是要为那些在炎热的夏天无法离开城市的贫困儿童提供服务。

丹尼尔·法里内拉是布朗克斯区的混血儿，有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他的黑暗天才在于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身份所具备的特殊的亲社会力量。如何才能更好地获得犹太机构的信任，并不受质疑地接触到他们的未成年人呢？

我的民事诉讼不涉及他是否性侵儿童的问题。多名受害者和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关键的法律问题是犹太联合捐募协会和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我和其他男孩处于危险之中。根据那位匿名人士的说法，法里内拉在布朗克斯区青年旅社的不当行为是“公开而明显的”，有一次，一名员工在他被虐待时走了进来。当然，艾拉·福斯营的营员和工作人员都知道，法里内拉的目标是男孩，他对他们进行不恰当的关注，并公然对其上下其手。事实上，许多艾拉·福斯营的员工—服务员和厨房杂工—自己就是受害者。

犹太联合捐募协会和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的记录可以显示是否有营员、家长或员工登记了他们的担忧或提出过投诉，而重启这些文件并罢免前管理人员的唯一方法就是提起民事诉讼。我的行为还有可能促使纽约州和其他州的更多受害者着手追责。我们都是被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连环猎捕者盯上的人，而这个猎捕者受到了一种宁可视而不见的文化的保护。这根默许和共谋的链条横跨了五个营地、六个州及多个社会服务组织，而犹太联合捐募协会和青年男女希伯来协会就是这一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

《儿童受害者法案》肯定了“伸张正义永远不会太晚”的原则。除非像我这样的男男女女们下定决心寻求正义，否则这些组织不太可能改变视若无睹的行事作风。除非他们能在压力下面对近代史中的这一篇章，进行彻查，并吸取教训，否则他们将无法保护自己所照顾的儿童。

我已经六十六岁了，宁愿不上法庭来进行这种清算。我不想沉湎在过去。我当然不希望我的生活被浓缩成半个世纪前发生过的性侵事件。但如果雇用丹·法里内拉的机构假装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我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不会让掠夺者得逞，不会让他总能因默许和令人反感的沉默法则而得到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