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志

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我的原野盛宴》等书获多种奖项。

内容简介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诤臣佞臣与人杰 在官场中，诤臣佞臣与人杰，这三种人不可不加以辨识。“诤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为难得。“诤臣”不等于“人杰”，“人杰”往往诤而有度，重视实践，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远离平庸，又不当和事佬。在朝廷政坛上三种人各有大用，连“佞臣”也不例外，因为“佞臣”只要懂得权术机心，便是最高权力者之大备。最高权力者需要驾驭群臣、调节众僚，即所谓的“帝王术”，以此确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从来不容忽视。“佞臣”既是一味毒药，又是一味厉药，更是祸害一个时期政治风气的主要因素。对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从来都被庇护得很好，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抛弃，这对“佞臣”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时刻。说到底封建体制是民众的对立面，在一般人看来，黑幕重重围拢，那里面绝对少不了“佞臣”。 苏东坡在许多时候称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时候只算是一位“诤臣”。他常常因为年轻气盛而失于度，这种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断反省和总结之后才变得稍好一些。这就像血脉不可更改一样，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品质。这种激昂冲撞的个性也来自他从政的初衷。在那个遥远的呼唤当中，有一个不能抛弃的情结，就是要做一位“诤臣”，他眼里的大榜样从很早开始就确立为范仲淹之类。 痴情而忠贞的苏东坡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写道：“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又说：“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他用“丧邦”之谏警示皇上，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就是这样的一位“诤臣”，在整个朝廷中显得鹤立鸡群。他理直气盛，坚持己见，追求真理，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旧党争进入白炽化，作为失败的一方，他被一贬再贬。后来神宗驾崩太后临朝，新党失势，旧党重新执政，他的良师益友司马光出任宰相，苏东坡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为政时机。但可悲的是他这一次仍未随上机缘，在同党之间仍然据理力争。这似乎是他从政的一个疏失，却又是一生最为闪光的一段记录，是最可珍视的生命表达。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 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 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话说 综观苏东坡的诤谏之言，包括一些“闲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给人一种此生此刻有话说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位“在场”者，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灭的那份责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已经晚了半步。一个人天性如此，才能够随时保证自己“在场”。实际上他的“强势”感也不过是来自天性，这样的人从世上走过，是一定要发言的。时光匆促，机会稍纵即逝，对他来说每一次发言都是“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与冲动，既来自一次次的直觉和判断，也来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层的责任感，会让他坚持和重复，使他变得更为执着。这种执着充分表现于他对新党所倡导的新法的强烈反对，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双方对峙，互不让步，仗理执言，气冲斗牛。 新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锐利、透彻、毫不让步，足以抵消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与广博。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因为拥有了苏东坡这样的雄辩之才，显得声势愈加壮大，可惜最终仍未能挽救颓势。作为励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让一个积弱的北宋走向康复和强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压倒一切。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锐利的绝地反击，北宋王朝一定会走向末路。这对当政者来说当然是一种理性之思，对那些旧党人物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冒险，如果失败，必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颓败。 新党旧党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搁下私利，却难以放下意气风发的冲动性格，这对旧党的代表人物苏东坡尤其如此。让人惋叹的是他恃才纵性的脾气，如两次上书宋神宗，第一次竟然长达万言，不仅宏巨，而且文辞绚烂，有纵横家的气势和辞赋家的文采，气概夺人。作为一篇美文欣赏是一回事，作为一篇劝上的进言却是另一回事。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宋神宗而言，显得过于偏执和孟浪，更不用说大言滔滔和意态凌人了。皇上肯定有许多不适，这对人臣而言当是忌惮。苏东坡的意气用事在这部万言书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政者将从这段历史中看到许多端倪，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了教训：畏言求安，察言观色，将社稷安危丢在脑后。 最后，旧党在这场争斗中不出意料地大败而归，苏东坡也离开了朝廷，这是他从政以来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何止是从政，他的畅达无忌、发自肺腑的直言表现在更多方面。他对人对物，对细微和宏巨，无不如此关切和放任。他对江河，对高山，对故友，对爱人，都是如此。他的言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声气和语调，而是最富于表达的千变万化。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轻柔。作为一场生命的倾诉和表述，他已经使用了最大的真切和情意，抛出了千万吨的言辞，有时奋不顾身。 ·干练与丰腴 王安石与苏东坡有很大不同，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界限分明：一个严厉、干练、果决、冷峻；一个丰腴、温和、饱满。但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而且都是清廉为政之人。这两个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极端化，好像上苍有意送给这个时代两个典型人物一样，让他们双双对峙，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过新党中的王安石毕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边的那些同党要纯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为之大以及出发点之纯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这个时期，以及后来，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记。后来旧党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灭，都从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寻出端倪，认为是一个久病在身的国体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药，从此才走向虚败和溃散。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够公允。 在新党一派，有一个人与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实又是大为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章。这同样是一个下手锐利、坚毅不屈、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远远算不得一个纯谨和洁净的人，他身上的那种刻薄和阴鸷，王安石是没有的。章还不配与苏东坡作为一个对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当。我们将从他们两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与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些苛刻，在这方面苏东坡是不能苟同的。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那场剧烈的党争渐告平息、王安石告老还野，苏东坡也变得理性多了，对待这位曾经高居相位的人宽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样如此。他们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动人的时刻，也完全是因为一个最重要的人性基础：二者皆拥有纯粹的生命品质，也都是极有趣的人。他们都能够多多少少地脱离和超越“私敌”的范畴，彼此之间都有一些钦佩在。这对于曾经作为极其尖锐的一对政敌来说，当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与苏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也令人惊讶。 苏东坡当年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峻急绝不通融，而且奋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旧党密集的火力之下不仅没有破碎，而且顽硬如初，成为整个新党坚实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有这类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质，即整齐划一与严厉苛责。这一点，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现出各自生长的状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却处处遵循师长，成为一种模板性格之下的复制品和牺牲品。苏门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门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个王令。没有比艺术创作更需要自主开放和多元包容了，而这种烂漫生长，与法家的那种生硬和强固是格格不入、难以兼容的。弟子皆要服从老师的单一标准和模式，审美志趣也就变得单调，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场也会如此。 记载中的王安石有许多怪癖，或者说异趣，一如他的为政风格。他是如此朴素如此清廉，但对日常生活之美没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长时间不洗澡，因脏气而多被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句，成为一个风格特异、意蕴深邃的文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他都算得上一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奇人。干练与恪守成为他的短板，也成为他的特质，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尔不群。 王安石和苏东坡一样深结佛缘，都对佛经佛理深感兴趣。他们都属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实之人，都关心国政，励精图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则，而且都一样正气充盈。后来的朱熹评价王安石，认为他文章和节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经济这些方面最有作为，只是对他的用人不敢恭维，说：“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生之心。”（《楚辞后语》卷六）在这个方面，朱熹之论算是公允的。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是王安石从政的死敌，他评价王安石也比较公允，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在这里，“不晓事”三个字显得有趣，不晓事理、不通融，像个执拗的孩子。苏东坡的挚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黄庭坚评价王安石说：我曾经反复观察过这个人，他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从来不贪婪钱财酒色，是一世的伟人。能有这番评价，实在是中肯而感人。 苏东坡本人对王安石的最高评价表现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番话铿锵有力，绝无敷衍虚妄之辞。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现代的两个大文人，通常人们把他们作为两极人物，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来对待，就是鲁迅和胡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划分出来的两大“阵营”，实在荒谬之至。他们二人尽管常常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与思想倾向，那也属于知识人的“和而不同”。当有人恶毒褊狭、不留余地中伤鲁迅的时候，胡适即大为反感。他后来还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对鲁迅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古往今来，凡纯洁之人总是执守中庸，实事求是，许多时候能够施以仁慈和公允。这实在是衡量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比起喜好热闹、顽皮多趣而又极愿享受物质的苏东坡来说，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样朴素。这个人不修边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几年，对吃的东西从不挑剔。有人曾发现：他坐在饭桌旁，哪个菜离他近，他就只吃这一个菜。他当年贵为宰相，接待亲戚却未曾大摆筵席，记载中饭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几块胡饼，还有一壶酒。被招待者不高兴，喝了几杯酒，把饼掰开，吃掉中间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话没说，把扔下的部分拿过来吃掉了。这个细节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一个局部场景，但通观一事，即可以作为他的行为风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少，其夫人不得不靠亲戚的帮助才得以维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这与苏东坡也大为不同。苏东坡对异性的美是敏感的、热情的，甚至也不乏贪婪，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对于世间的斑斓颜色，苏东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从自然到人生，常处于一种饱览和探究的状态，并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王安石和妻子吴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当时的习俗曾给他买来一妾，当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却不无惊讶地问对方是谁？当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债而被迫卖身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了一笔钱帮她还清官债，让她离去。他的独生儿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说服儿媳和儿子离婚改嫁他人，足可见出理性与仁心。比起苏东坡，王安石在许多方面实在更接近于一个现代人。 ·水性人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句妙语。作者有此一说，似乎将女人和男人的区别讲个分明。然而以此论断性别还嫌笼统粗率，其实一切单纯随性之人无不水性十足：不浊不污，不奸不藏，就会表现出十足的水性。苏东坡曾经说：“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滟堆赋并叙》 ）苏东坡身为男子，却绝非一个木石之人，更非一个土人，而实在算得上一个“水性人”。我们觉得男子如水，有些太过柔软，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水的刚性和顽韧则是另一面。水既能浸泡和抚摸，也能够“卷起千堆雪”，能够毫不畏惧地冲向坚硬的岩壁，撞碎自己，这也是水。 苏东坡爱水，自小到老，其生涯几乎很少离开水。他深谙水性，曾为大水作赋，且大半生都在水上游走，如他自己所说，是一条“不系之舟”。他对水一生依恋和挚爱：“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泛颍》 ）。他知颍州，到任十天竟然有九天是在河边徘徊，以至于当地百姓笑自己的“使君”又老又痴。他笑辩自己其实并不痴，而是因为流水的美好姿态对他构成了深深的吸引。何止如此，水之品质一如心中理想人物的性情：包容与随和、洗涤和清洁，能够从善如流，且在必要的时刻激越而起，发出咆哮。他伴随水流而行，感受着无比的愉悦和快活。 苏东坡像水那样顺势而变，有一颗庄子所说的“应物”之心，同时又是一颗透明的心，单纯爽朗，随遇而安，这一切无不是水之特性。对比之下，我们会想起另一个极端人物王安石，这个同样需要赞誉的人杰，无论如何却不能以水做喻。他更像一个坚硬的木石，一个铁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比喻成在海风中屹立的瘦马，有铮铮铁骨，有毫不畏惧的冽风中挺立的身姿。如果说到王安石同样属于多趣之人，那么也算是顽耿之趣。《宋稗类钞》中记载：“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大惊初定的黄州日月，诗人多么依赖这条江水，与它相伴，为之豪歌。他在《水喻》中总结人与水的关系，并且回忆往昔，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几句话即活画出一个顽皮的水中少年，而后又发挥道：“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其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他将南北方人与水的不同关系做了对比，并引申出人生至理。 苏轼一生都注目于道家庄老思想，其中极重要的表述还是围绕一个水字，所谓“上善若水”，这种思想对苏东坡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启迪。他由少年的生存环境到后来一生的奔波，对水皆有依赖，这浑然统一的个人经历和自然环境或明或暗地塑造了他、设定了他、规范了他。我们总觉得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形象：他在水边徘徊，发出水一样的朗朗笑声，他游戏于水、取之于水，整个生命与水密不可分。当他初离南方来到干燥少水的密州做太守时，最初真的感到了不适。他在诗文中表达了此地与苏杭一带的对比，这时多少有点落寂和苦涩，好在他有水的性格，能够随客观环境起伏漫流，调整适应。他最终找到了密州之乐：骑马，奔驰山岗，挽弓狩猎，写出了“左牵黄，右擎苍”那样一首壮词。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即便置身于干燥之地，也不会被风干，而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的充盈与丰腴。 ·王苏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敬。此刻，对一个小自己许多的后辈，王安石表现出那么多的慈爱、同情和怜惜。而苏东坡当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当然会深深地记取，后来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 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过他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锐意改革，已经脱儒为法，成为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被不断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坚锐进取、大刀阔斧的开拓式人物，无论初衷如何，最终还是要背离儒家“仁”之要义。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异常钦佩商鞅之厉行变法，就显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透露出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词夺理、未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至大弊端。 新党人物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顾及民众及国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党来说，对朝廷连年积弊十分痛心，这正迎合了一心要当中兴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异常简朴，绝少物质享受，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层官僚那儿是一个特例。这就愈加显示了他的心志坚强和忠贞不渝。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如果这两位能臣和文豪能够相互借重并互补，北宋也许是另一番风貌了。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众之大幸。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其身边的那一伙却不尽然。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够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是选择的道路大为不同。 苏东坡谈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经说了一段极有洞悉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 ）他在这里将孔子颂扬了一番，如此圣人尚不能让人人皆遵循同一标准，比如同样是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是那样地不同，而圣人却能够容忍这一切，并且让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发展。在这里，苏东坡将王安石过人的优点和长处，还有深刻的弊端，都说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认为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不过是“悍石猛药”，最后一定会贻害无穷，但同时又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一无是处。特别是后来，当他在几个任所经过了诸多实践，深入民众亲手处理无数琐事之后，就更加认同了变法的某些长处。在关于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争执方面，特别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东坡后来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认为他毫无悔悟，所有类似的表达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为了皇上高兴才做出的表达，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说经不得推敲之处，在于苏东坡于旧党得势、司马光身为宰相时的表现。这个时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与协作，而恰好相反，在复辟旧法之时，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以亲身经历对旧党执政者尖锐地指出新法“不可尽废”。这就有力地表明，苏东坡之前对新法的一些正面评价，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这其实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光彩的一笔，是一个不同于那些庸常机会主义者的关键之点。 再后来，苏东坡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执政者，这时王安石已经病逝了。苏东坡在日常宫廷生活中，还有过一些针对昔日政敌王安石的言论，其中有的也非常严厉。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于当年可怕的遭际仍有恐惧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苏东坡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偶尔也要被所谓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干扰，是非常可惜的。 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坎坷无尽，从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创立万卷诗章、 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 ——张 炜 《古船》《刺猬歌》《独药师》《九月寓言》《我的原野盛宴》 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