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

作者简介

罗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工作于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从事北朝隋唐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也涉及艺术考古、书法研究等领域。著有《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蒙古国纪行》等。

内容简介

清朝道光戊申年（1848）正月，一位满族大臣奉命前往西藏履任。二十七日这天，他回到家里，将一册法帖装入行箧中。二月十日与夫人、儿女话别，离别之际，特地一同检视整护了这册法帖。三月二十四日，旅途中路经山西平遥县，汾州牛太守不远百里驰来相晤，当晚于县衙灯下索观这册宋拓。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今雅安等地），途中所患病暑之症痊愈。余坤太守索观此帖，赏欢不忍释手，遂题名于册尾。二十五日过小关山、大关山，沿羊肠鸟道，过高岭难行之二十四盘道，黄昏抵清溪县行馆。饭后展览此帖，顿觉烦忧尽释，爰书数行于帖后，以志旅况。以后每日步步绝险，风雪交加。偶遇风和日丽，行馆无秽，才取出此帖书跋记状。他视此帖珍如生命，并抱定决心与之共存亡。千辛万苦行程一万三千余里，方抵达西藏。九月二十二日，进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会面。在西藏半年之后，自己觉得毫无建树。次年二月八日收到朝廷降职的公文，于是三月二十九日启程东归，又经过将近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京城。万里生还，骨肉团聚，想必以言欢为要。然而他回家后脱去官服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将此帖陈展于案几之上，任夫人、儿女观摩。除增加一些日记外，碑帖和离别时完全一样。举家欢腾，仿佛梦境一般。这册宋拓是他二十多年前花重金购得，十多年来他收得同样未断碑石宋拓本共十一件。每每目睹相同宋拓，他都详细地记录在此册法帖之后。 这册宋拓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视如己命的收藏者叫崇恩，曾官至山东巡抚。 自从唐太宗成功地将王羲之书法地位推向顶峰以来，王羲之书法统领书坛一千多年间，并无人撼动其书圣地位。在传衍至今的王羲之书法系统中，唐代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仅次于《兰亭序》的一件书法名品，这是初唐时期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辑集王羲之若干墨迹中的字刻成的大碑。他巧妙地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这些当时及后世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勾连起来，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谓“纪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意愿，又满足当时佛教流行的社会需求，收一举数得之功。唐朝建立去王羲之时代二百多年，根据记载，贞观年间传为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有二千纸之多，但观摹这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无缘。《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本来，刻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碑文内容，《集王圣教序碑》却有所不同，第一次因为书法本身而刻碑。虽然书法家强调墨迹是书法学习的对象，但传拓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学习到王羲之的书法。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的篇幅长达1900余字，许多字是《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集王圣教序碑》成功地流传至今日，并引起后世人们强烈的关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而，这恐怕只是全部面相的一部分。毕竟此碑并非王羲之亲笔书写，传播过程中引起歧义在所难免。因此，一些人以此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媒介和王字楷模，世代相袭；另一些书家则认为，就连是怀仁鸠集王字而成，还是怀仁自己写就这样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搞清。围绕《集王圣教序碑》，人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待《集王圣教序碑》态度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人们持有的书法理念和时代风尚。经典的地位就这样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构建确立。人们在讨论传统发明的本质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只要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的重复，也会达到相应的目标。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确实在书法上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 致 谢 虽然初识《集王圣教序碑》是我年轻时有关碑刻知识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是系统而可靠地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本书原本也并不在我的专业规划之列。数年前我开始习字，《集王圣教序碑》被用作行书练习时的字帖。临习之余，职业习惯使我无可避免地关心与该石碑相关的问题，当发现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时，便着手搜集相关材料。 稍有零星所得，经常与同是书法爱好者的朋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史睿教授谈论、交流；有时也向荣新江、罗新兄报告想法。朱玉麒、史睿、荣新江、罗新诸兄鼓励将这些思考书写成文，并提供一些帮助。不过，以我的懒散，迟迟未能动笔。2017年年初，复旦大学访问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主办一个关于《集王圣教序碑》的工作坊，邀我参加。在史睿兄的鼓励督促下，我以部分草稿与会。同年11月，北京大学陆扬、叶炜教授主持召开“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中古研究新前沿国际研讨会”，借机我以此文贡献。在陆、叶二兄的努力下，成文最终得以刊载在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第二十三卷上。 承蒙李纯一和陆灏兄的厚爱，文章缩写本刊登在《文汇学人》上，使之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散，引起注意，《书法研究》《中国文化》等杂志也多次发表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读过拙文后，建议扩展内容作为专书出版，并认为应增加王羲之书迹在唐宋时传播的相关内容，使人们对《集王圣教序碑》问世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些鼓励和帮助，无疑增加了我本来不足的信心。 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空闲期，感谢由邓小南教授、渠敬东教授主持，优秀助理云集的文研院。这一少有的、毫无压力的宽松工作环境，使我可以如期修改完成这部书稿。文研院也举办了“以王羲之的名义：右军书法的传摹与转化”讨论会，刘涛、刘绍刚、薛龙春、朱玉麒、史睿、熊长云先生等与会讨论，使我视野开拓。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馆长的帮助下，我曾经数次利用公务之余，前往西安碑林博物馆观察《集王圣教序碑》。我的同事边东冬逐字拍摄了碑文，使我可以仔细地比较碑文字迹。碑林博物馆继任馆长裴建平先生慨允提供浙江大学李志荣、黄硕团队拍摄的全息三维扫描照片。在本书的资料搜集过程中，我的朋友邢义田、宋新潮、张建林、陈杰、王樾、周魁英、李志荣、泰祥洲、杨军凯、陈建文、王丁、沈睿文、薛龙春、许全胜、李泉汇、熊长云、徐永江、徐华山及李佳胜先生；以及我的同事王琨、马强、马晓玲、乔国平、白婷婷、柴平平、张治军同志都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李丹婕通读全书纠正谬误；仲威先生慨允提供大著中若干图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各种困难，帮助寻找各种难觅的文献、照片，他们的慷慨相助使我避免许多疏失，也让我感到背负了很沉重的人情债，能够公开地向他们致谢，使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曾诚、袁法周、宋正伟等积极推动本书的出版，这些我都铭记在心，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 如果说本书的出版过程一波三折，那么最后的归宿实际上是令人欣慰的。在冯金红女史的努力下，三联书店伸出援手，孙晓林、宋林鞠二位热心而认真负责的编辑，逐一核对了文献，避免了许多错误，并且对原有的结构有所调整，使之更为顺畅。我的同事黎镜明、马伟等又帮助重新核对一些材料。在此一并致谢。虽然本书凝结着许多人的辛勤帮助，唯恐其中的错误和不足仍然不可避免，这当然是我一人之责。 行笔至此，不由使我再次想起此书的缘起，促使我习字的最初想法来自现已过世的父亲。父亲年逾八旬之后目力不济，托付于我说，他因目疾已不便习字，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积攒一些字帖，约有两大箱，看看朋友中有无习字之人相送。当晚，我一边翻看父亲多年节衣缩食买来的字帖，一边心里寻思着送给谁。现在不比从前，一帖难求，习书之人都有大量字帖，思前想后竟无可送之人。最后决定搬回省城家里自己练习，并托篆刻家朋友治印“五十学书”，以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小书写成之时，父亲已多病缠身，举步维艰，看到书稿时高兴异常，笑称这都是几箱字帖送我的成果，听起来有点自豪。半年之后，父亲撒手人寰，生命漫长而局促，伴随着的是无尽的痛苦戛然而止，有时竟经不起细想。小书出版时，时间又过去四个年头，我已年逾花甲，让人有岁月如白驹过隙的感慨。 罗 丰 壬寅仲秋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10章全面论述，712幅珍稀图版 针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的统合性研究 不可多得的逐字拍摄，石刻刀口纤毫毕现 版式雅正，墨色匀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