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

作者简介

陈越光，1981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西湖大学校董，《跨文化对话》（CSSCI来源集刊）副主编。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等。曾任“走向未来丛书”与《走向未来》杂志副主编，《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谦卑》《以公益为志业》《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被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社会责任先锋”“十大公益人物”“中国公益人物”“希望工程30周年突出贡献者”“《中国慈善家》2022年度人物”“2023年度十大华夏公益人物”等。

内容简介

第 2 节? 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书院 熬过严冬，迎来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从噤若寒蝉、“夹着尾巴做人”的被压制状态中解放出来，“蛰伏于盛夏，藏华于当春”的自我修身束缚也开始放下。“知识分子”正从一个贬义词转为一个褒义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种政治地位，但何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界定话题成为一时之热。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当然是知识拥有者，就有到底何种文化程度算知识分子的议论，有说50年代初高小毕业就是知识分子，80年代了至少大专以上。但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如果某个富可敌国的王子拥有博士学位，也是知识分子？这说法明显有失偏颇。当然，更多的关注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正义的捍卫上，提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1985年秋季号《知识分子》杂志发文，介绍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康菲诺（Michel Confino）于1972年发表在《戴达勒斯》季刊上的文章，列出知识分子的五大特征：一、深切关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有关公共利益的各种问题；二、对于这些问题的现状深感内疚，感到个人有责任找到解决的办法；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感到自己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为这些问题找到最后的逻辑答案；五、深信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这篇文章理想化的归纳备受关注。但如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与知识无关，只和道义有关，只要为社会仗义执言，那就是知识分子，这恐怕也是偏颇的。比如清末的大刀王五，为了仗义或社会公义，可以连生命都舍弃，这样的人，可以叫义士称英雄，但也不是知识分子啊。 而区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爱因斯坦去世前几天签署了著名的《罗素 - 爱因斯坦宣言》，他应该是赞成这样的观点的：如果一个核物理学家，没有在反核武器宣言上签字，他就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可以说，界定知识分子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以知识为生存手段，二是具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切。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中的抗争性和引领性，源自19世纪末左拉领导的“德雷福斯事件”抗争运动，“据说‘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就是在那段时期里被创造出来的”。源于左拉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定，出现在现代社会确立了个人权力观念，确立了公权力来自私权利的让渡之后，契约社会的批判者不懂什么“远近皆忧”，也没有“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在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庆典上，我做过一个视频致词，我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是80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80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80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 40年前，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和汤一介等几位先生，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它以培养从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的中外青年学者为主要目标，组织了一系列重要文化活动，对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记录了中国文化书院创办初期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化书院现任院长，亲历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与发展40年的风雨历程，以客观笔触记录中国文化书院创办初期的历史，为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展现了一代学术巨擘的文化追求与精神风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书中展现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庞朴等前辈学者的文化追求、实践精神、无私品格和使命感，对于当代中青年具有精神引领作用。 精装大开本，典雅大气、彰显品质；全彩印刷，一百余幅照片，鲜活地展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