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的心灵地图

荣格的心灵地图
作者: (瑞士)莫瑞·斯坦|责编:陈显英|译者:傅宗梅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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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9862242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在与他者关系中的显像与隐像(人格面具与阴影) 心灵由许多不同的意识部分和中心组成,这是荣格早期的一个观察发现——后来发展成为理论命题。在这个内在宇宙中,不止有一颗行星,而是有整个太阳系,甚至有更多星系。我们说人有一个人格,但事实上它是由一系列子人格组成的。 荣格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首先是自我情结;然后是众多较小的个人情结,其中母亲情结和父亲情结是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最后人们发现了许多原型意象和原型集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由许多潜在的不同态度和取向组成的,这些态度和取向很容易相互对立并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神经质人格。在本章中,我将描述这些不同子人格中的一对,即阴影和人格面具。它们是一些互补的结构成分,存在于每个成熟的人的心灵中,都是以感觉经验中的具体物体命名。阴影是我们走向亮处时拖在我们身后的自身影像。它的对立面——人格面具(罗马语的意思是“演员的面具”)——是我们用来面对周围世界的面孔。 在生命之初,人格只是一个未分化的简单统一体。它是未成形的整体,更多是潜能而非实有。这种整体性在发展过程中开始逐渐分化成许多部分。自我意识产生了,随着它的成长,它将整个自性的大部分留在此时的“无意识”中。反过来,无意识变得结构化,围绕着意象、内化和创伤性体验的物质群而形成子人格,即情结。情结(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是自主的,表现出自己的意识。它们凝聚了一定数量的心灵能量,拥有自己的意志。 自我的阴影 阴影是自我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心理因素之一。事实上,自我通常并没有意识到它竟然会投下阴影。荣格使用“阴影”一词来形容在意象层面上相对比较容易把握,但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则比较难处理的心理现实。他要强调的是大多数人身上都表现出的恶名昭彰的无意识。然而,与其将阴影看成一件东西,不如认为它是“在阴影中”(即隐藏在某人背后,黑暗中)或“阴影的”的心理特质或属性。人格的各部分如果得到整合,通常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但如果与认知或情感不协调就会受到压抑而落入阴影之中。阴影的具体内容可能会改变,这取决于自我的态度和它的防御程度。一般来说,阴影是不道德的或至少是不光彩的,它包含了一个人与社会习俗和道德惯例相悖的本质特征。阴影是自我的意图、意愿和防御等操作的无意识的一面。可以说,它是自我的背面。 每个自我都有阴影,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适应和应对这个世界的过程中,自我在不知不觉中利用阴影来完成那些不得不陷入道德冲突才能处理的龌龊事。这些保护性和自我服务的活动是在不为自我所知的情况下,在黑暗中进行的。“阴影”的运作方式很像一个国家的秘密间谍系统——国家元首并不完全知情,因此可以否认自己有罪。虽然内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些阴暗的自我操作带入意识层面,但自我对阴影觉醒的防御通常是非常有效的,以至于极少有阴影能穿透这层防御。让密友或老夫老妻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通常比内省更能有效地收集到自我的阴影运作的信息。 如果深入追踪自我的意愿、选择和意图,一个人就会进入黑暗和寒冷的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我在阴影的笼罩下,可能变得极端自私、任性、无情和充满控制欲。此时一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满足个人对权力和享乐的欲望。这个在自我内部的黑暗之心正是在神话和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类邪恶的定义。 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伊阿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有常见的重大罪恶都藏在阴影里。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id)即阴影。 如果阴影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成意识的话,这个人就与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想要表现得无私,并且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快乐。人们倾向于将这些特质隐藏在一个体贴、周到、亲切、富有同理心和善于思考的外表之下,不让别人甚至自己看到。这种社会规范的例外是那些形成了“负面身份认同”的人——那些以自己的贪婪和侵略性为荣并在公众面前炫耀这些特征的害群之马,但在他们隐藏的阴影里,他们敏感而又多愁善感。其他的例外包括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罪犯和反社会者。一些臭名昭著的个人,比如希特勒,他们获得了巨大权力,可以尽情地、最大限度地放纵自己邪恶的欲望。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社交圈是正派的,品行端正,遵守规矩,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比如在梦中或者极端情况下,才会露出阴暗的一面。对他们而言,自我的阴暗面(即有阴影的那一面)仍然在运作,只不过是通过无意识来操纵环境和心灵,使特定的意图和需求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得到满足。然而,自我在阴影中想要的东西,其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一旦面对阴影,它往往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邪恶。 阴影不是自我直接体验到的。作为无意识,它常常是被投射到别人身上的。例如,一个人被另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激怒时,这种反应通常是一个信号,表明无意识中的阴影元素发生了投射。自然,别人必须为阴影的投射提供一个“钩”,所以在强烈的情绪反应中,知觉和投射常常混合在一起。心理上幼稚的人或防御性抵抗的人会关注知觉并为其辩护,从而忽略投射的部分。当然,这种防御性策略,排除了利用经验来获得对阴影特征的觉知并对它们 进行整合的可能性。相反,防御性自我坚持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并把自己塑造成无辜的受害者或简单的观察者的角色。别人是邪恶的怪物,而自我感觉像是无辜的羔羊。替罪羊就在这样的动力下产生了。 阴影的形成 阴影这一内在结构的具体内容和性质是自我的发展过程所选择的。被自我意识所拒绝的内容成为阴影;它积极接受、认同并吸收的内容就成为自身和人格面具的一部分。阴影因其特质和性质与意识的自我和人格面具不相容,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阴影和人格面具都是与自我格格不入的“人”,与我们所知的意识人格一起居住在心灵里。荣格称人格面具是正式的“公众人物”,它或多或少认同自我意识,构成了个体的心理社会身份。然而,人格面具也像阴影一样,与自我是相异的,尽管自我在它面前更自在,因为它与社会规范和习俗相容。阴影人格是隐藏起来的,只在特殊场合显现出来,这个世界几乎没觉察到(阴影)这个人。人格面具就明显多了,它每天都扮演着适应社会的官方角色。阴影和人格面具就像一 对兄弟或姐妹: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是隐匿的。他/她们相对而生。如果一个是金发,另一个就是黑发;一个是理性的,另一个就是感性的。就像那喀索斯和戈德蒙德、杰科和海德、该隐和亚伯、夏娃和莉莉丝、阿弗洛狄忒和赫拉——他们都是成对出现的人物。两者相辅相成,或者更多时候是对立的。人格面具和阴影通常彼此完全相反,却像双胞胎一样亲密。 人格面具就是我们由于文化熏陶、教育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适应而成为的那个人。正如我所提到的,荣格从罗马的舞台上借用了这个术语,“persona”的本义是指演员的面具。佩戴的面具表明演员在戏中扮演的特定角色和身份,其声音通过面具上的嘴状豁口传播出来。从心理学角度看,人格面具是一个功能性的情结,它既要隐藏,又要向他人表达个体的意识、思想和情感。作为情结,人格面具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不完全受自我控制。一旦进入角色, 演员往往会不自觉地说出自己的台词。例如在一个雨天的早晨,有人问:“你好吗?”眨眼间你便不假思索地说:“挺好的。你呢?”人格面具使非正式社交更为顺畅,它能消除那些原本可能造成窘迫或社交痛苦的尴尬时刻。 阴影,是一个互补性的功能情结,是某种对立的人格面具。可以将阴影视为一个子人格,它的需求是人格面具所不允许的。歌德在《浮士德》中塑造的梅菲斯特就是一个典型的阴影人物。浮士德是一个百无聊赖的知识分子,他洞悉一切,读遍了所有重要的书籍,学会了所有他想知道的一切,现在他已经油尽灯枯,没有了活下去的意志。正当他郁郁寡欢,考虑自杀的时候,一只小狮子狗突然从他面前跑过,变成了梅菲斯特。梅菲斯特引诱浮士德离开 书房,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体验自己感性的一面。他向浮士德介绍了他的劣势功能——感觉和情感,以及他迄今为止从未体验过的情欲生活的刺激和兴奋。生活的这一面是他作为教授和知识分子的人格面具所不允许的,在梅菲斯特的引导下,浮士德经历了荣格所说的对立面转化(enantiodromia),即人格转入完全相反的性格类型。他拥抱了阴影并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认同了阴影的能量和性质。 对于一个已经认同人格面具及其价值观和性质的自我来说,阴影散发着腐臭和邪恶的气味。梅菲斯特身上纯粹故意的破坏性确实是邪恶的化身,但与阴影的相遇也在浮士德身上产生了转化效应。他找到了新的能量,不再感到无聊并开始了冒险,这最终将给他带来更完整的生命体验。整合阴影是一个最棘手的道德和心理问题。如果一个人完全回避阴影,就意味着他的生活是妥当的,却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拥抱阴影体验,虽然会使一个人沾染上不道德的东西,却让他的生命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完整。这真是与魔鬼的交易。它是浮士德的困境,也是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在浮士德的例子中,他的灵魂最终得到了救赎,不过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人格面具 荣格在其正式著作中并没有对阴影进行细述,但他对人格面具做了有趣而详细的阐释,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与人格中的阴影以及阴影集合有关的信息。现在,我将更具体地看一看荣格如何论述人格面具及其形成,以及人格面具在心灵中的地位。 他对这个术语的定义见于192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心理类型》。该书以名为“定义”的那个长篇章节作为结论,荣格试图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他是自精神分析中改编并从一般心理学中采纳了 这个术语,并且说明这些术语是他为自己的分析心理学创造的。就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而言,“人格面具”一词是荣格自己的理智独创。荣格在此反思了人格面具和阿尼玛这两个互补的结构。我将在下一章讨论阿尼玛。 今天,“人格面具”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心理学和当代文化所接受。它经常出现在通俗用语、报纸和文学理论中,用来指表现出来的人,而不是真实的人。人格面具是为了特定目的而采用的心理和社会建构。荣格之所以将它引入自己的心理学理论,是因为人格面具与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他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扮演特定角色,如何采取某种约定俗成的集体态度,如何表征社会和文化刻板印象,而不是设想和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当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类特质。这是一种模仿。荣格给它起了个名字并将其运用到他的心灵理论中。 在一开始给“人格面具”下定义时,荣格就指出,许多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格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人格的分裂和破碎,在正常人的心灵内部存在着许多子人格。不过,“这样的多元人格很明显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正常的个体身上”。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并不都是临床意义上的 “多重人格”,但每个人确实都会表现出“性格分裂的痕迹”。正常个体只是不像在病理学中发现的那样夸张。“只要在各种条件下相当密切地观察一个人,就会发现,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会让人格发生惊人的改变……‘在外是天使,回家是魔鬼’。” 这样的人在公共场合总是笑容满面、亲密热情、乐于助人、外向、随和、无忧无虑、爱开玩笑,而在家里,他却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不和孩子说话,闷闷不乐,躲在报纸后面,还可能会有语言或其他方式的暴力表现。性格是因时因势而形成的。杰科与海德的故事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的形式。另一部主题相同的小说是《多 里安·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主人公在阁楼上保存了一张自己的画像。随着年龄的增长,画像逐渐老去,暴露出他的本质与性格,但他仍然皱纹全无,年轻、老练、开朗地出现在公众场合。 荣格接着讨论了人类对社会环境的敏感这一迷人的话题。人们通常对他人的期望很敏感。荣格指出,特定的环境,如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需要人们持有特定的态度。荣格所说的“态度”是指“对某一确定事物的先验取向,不管这个事物是否在意识中有所体现”。态度可以是潜伏的、无意识的,但它在不断运作,从而使一个人适应某种情境或环境。此外,态度是“心理因素或内容的组合,它将……决定是在这个还是那个确定的方向上行动”。因此,态度是性格的特征。一种态度持续的时间越长,被要求满足环境的次数越多,它就越习以为常。正如行为主义者所表达的那样,一种行为或态度被环境强化的频率越高,它就越牢固,越不容易改。人对某些环境的特定态度是可以训练的,从而可以以特定的方式,对信号或线索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已经被训练成这样了。一旦完全形成一种态度,激活某种行为只需要适当的暗示或触发。荣格是在1920年观察到这一点的,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领导的行为主义在北美确立,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1913年出版。 与生活和工作在环境相对统一的农村或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相比,许多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往往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家庭和公共世界。在荣格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这一点在男性身上体现得比女性更明显。在荣格的那个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男人们在一个环境工作,在另一个环境中生活,他们必须应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而每一种环境都有一套不同的体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取决于自我对当下态度的认同程度,从而产生了人格的复制。” 我有一个朋友在政府机构做中层管理工作,他必须为所在小组的职员们定下公共部门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基调。这个机构就是一个环境,他从其他渠道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告知部属,比如,他们必须对歧视、性别差异和平权运动等问题很敏感。 朋友告诉我,他在工作场所很容易扮演好这个角色,但当他在家这样的私密场所看电视时,反应就大不相同了,他成为一个超级保守主义者。在职场中,他是一个自由开明的现代人,但他的自我并不十分认同工作环境的立场。他有一个功能性的人格面具,不需要认同就可以轻易地戴上和摘下。我的朋友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并不认同那个职场人格面具。 然而,自我经常认同人格面具。在心理学术语中,认同指的是自我吸收和统一外部客体、态度和人物的能力。这或多或少是个无意识的过程。一个人只是发现自己无意间模仿了别人。也许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别人却看到了模仿。原则上,我们可以说自我与人格面具是完全分离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因为自我倾向于认同它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般来说,在家庭里的性格是出于情感需求和舒适方便而默许塑造的;因此,那些在公众生活中极为活跃、精神旺盛、固执、任性和无情的人,在家庭中往往显得和善、温和、顺从,甚至软弱。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性格、真正的人格呢?这个问题常常无法回答。” 即便如此,自我并不局限于对人格面具的认同。人格面具最多只是在自我面对社会时形成的一层围绕自我的包装。但人们通常还是会意识到角色和真正的内在身份之间的区别。自我的核心是原型的,也是个人的。这是静止、微小的反思点,是“主我(I)”的中心。自我核心的原型面是纯粹的“我是(I am)”,即自性的表现,简单地说,“我就是我”(见第一章)。 然而,在个人层面,自我很容易受外力影响。随着自我认 同新的内容,这种影响进入自我内部并将这个纯粹的“我性”(I-ness)推到一边。这就是自我的“学习”。我们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之后,我们就成了自己的名字,认同了这个名字的发音。当自我与人格面具认同时,就觉得与人格面具是一样的。我就是我的名;我是父母的儿子,姐妹的兄弟。一旦确定了这个身份,我就不再是简单的“我就是我”,相反,我是莫瑞·斯坦,出生于某年某月,有着特殊的个人史。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我认同这些记忆,认同对我个人史的建构,认同我的某些属性。这个纯粹的“我性”——原型的片段——就以这种方式变得模糊了并从意识中完全消失或躲藏起来。之后一个人便真正依靠人格面具来获得全部身份和现实感,更不用说他的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了。 当然这也可能会有波动。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处于纯粹的“我是”状态,不认同任何特别的事物;有时候,一个人坚定地认同某种内容或品质,把大量心力投入人格面具意象上。T.S.艾略特说,猫有3个名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个只有猫知道!第一个和第二个指的是人格面具,第三个指的是自我的原型核心。 人格面具的两个来源 荣格发现了人格面具的两个来源:“按照社会条件和要求,社会性格一方面以社会的期望和要求为导向,另一方面以个体的社会目的和愿望为导向。” 第一种,即环境的期望和要求,包括成为某种人,按照群体的社会道德规范表现得体、相信某些关于现实本质的命题(如赞同宗教教义)等要求。第二个来源则包括个体的各 种社会抱负。 一个人必须要归属于某个社会,社会才能影响其态度和行为。自我必须有动力接受社会所要求的人格面具的特征和角色,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排斥,根本不会产生认同感。个体和社会之间必须达成一致,才能使人格面具得到巩固。否则,个体就会在文化边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永远是成人世界里一个躁动不安的少年。这与走自己的路,无视社会规范的英雄叛逆者不同,那是所有的社会和群体都提供的另一种人格面具。其中有许多角色可供扮演的。 一般来说,一个角色越有声望,人就越倾向于认同它。人们通常不会认同垃圾回收者或门卫这种底层社会的人格面具角色,甚至也不会认同像经理或主管这样的中层角色。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了,那通常是在搞笑。这些工作当然也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但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上可以自豪地扮演这些角色,而且强烈认同它们的诱惑力很小。角色认同通常是由个人野心和社会抱负驱动。例如,一个人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就获得了一个具有很高集体价值和 巨大威望的角色。随之而来的是名望、荣誉和高社会知名度,这个人往往会融入这一角色,甚至希望亲近的朋友也对他有明显的尊重。据报道,在约翰·F.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连亲密的家庭成员都称他为“总统先生”。 在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自传体电影《芬妮和 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中,一个小男孩被送到一位可怕暴虐的主教那里生活,这个主教在情感上疏离、冷漠并深深地认同宗教赋予的人格面具。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是主教正在做梦。在梦里,他挣扎着要扯下面具,但无论如何也扯不下来,最终他把自己的脸和面具一起撕下来了。主教的自我与其人格面具完全融合了,因为这个角色确保他实现了生活中的个人抱负。主教无疑是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同样,医生、军人和皇室成员的人格面具也吸引着人们的强烈认同。可是这位主教在噩梦中却试图把脸上的面具取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这两个功能性情结的目标相互矛盾,自我和人格面具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自我以一种基本的方式走向分离和自性化、走向对某种地位的巩固,首先是在无意识之外,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家庭环境之外。在自我中有一个朝向自主性,朝向可以独立运作的“我性”(I-ness)的强烈运动。与此同时,自我的另一部分,也就是人格面具扎根的地方,则朝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朝着与客体世界相关和适应的方向运动。这是自我内部两个相反的倾向——方面是对分离和独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关系和归属的需要。自我对分离 自性化的强烈欲望往往植根于阴影中,因为它对群体生活和个人福祉都具有威胁。客观地说,我们都需要他人来维持身心的生存。自我朝向关系和适应当前环境的运动,为确保生存和稳定人格面具提供了机会。于是这就成为个人在世界面前的自我呈现。 人格面具的发展 在自我中自性化 分离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冲突,会导致自我产生大量的焦虑。一个人怎么可能既自由、独特、有个性,又被他人接受和喜爱并满足他人的需要和愿望呢?很明显,在自我和人格面具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在成年早期,人们希望自我和人格面具都有充分的发展,这样自我独立和关系的双重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同时人格面具也能足够适应,自我就能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像瓦格纳、贝多芬和毕加索这样的著名天才似乎是这一规则的例外,因为天赋允许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作为个体存在。他们的过激行为也因为对世界提供的补偿而得到了原谅。 自我并不会刻意选择认同某种特定的人格面具。人们发现自己处于必须求生存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前进。出生顺序是一个重要因素,性别也是。小女孩或小男孩观察其他孩子的行为并模仿他们。小女孩们在试穿妈妈衣服的时候也在试探妈妈的态度。小男孩有时也会试穿妈妈的衣服,他们的父母就会对此很担心,因为衣服代表了人格面具。小男孩更多地模仿父亲或兄弟,如果他们都戴帽子、吹牛、吐口水的话,小男孩也会这么做。性别当然是我们在早期对自己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这些特征在人格面具中也有所体现。小孩子认识到,如果自己行为得体并以合乎性别的方式做出回应时,就会受到某种方式对待。这对有的孩子来说很自然,有的就不一定。人格面具有时合适,有时不合适。这最终形成了一种合乎(即使不能增强)性别吸引力标准的态度(有关性别和性别认同的更深层次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 人格面具的发展有两个潜在的陷阱。一个是对人格面具的过度认同,个体过分取悦和适应社会,开始相信这个建构的意象就是人格的全部。另一个问题是没有给予外部客体世界足够的关注,并且过于排外性地沉浸于内部世界(荣格将这种情况描述为阿尼玛或阿尼姆斯附体)。这样的人关注冲动、愿望、欲望和幻想,他们如此沉迷并认同于这个世界,以至于对其他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这样的人往往不会为他人着想,盲目,不与他人接触,只有在命运的残酷打击下,他 她们才会被迫放弃这些特点。 人格面具的发展是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的一个典型问题,此时内心世界活动很多,一方面有诸多冲动、幻想、梦想、欲望、 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来自同伴的从众压力。与更大的社会环境的联系可能看起来是非常原始而且是集体共有的,不过会因一种部落心态,即对同伴群体及其价值观的认同而失衡。对同伴群体的这种认同有助于青少年摆脱父母的束缚,这是走向成熟的必要步骤。与此同时,青少年盲目而轻率,事实上,他们生活在不可战胜的幻想中,几乎对客观世界一无所知。成年人倾向于用“膨胀”“自大”等词语来描述因内在世界过度发展而对外部现实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一些青少年过于关注成年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他们着正装,提公文包,在15岁的年纪谈论着要成为公司律师, 他们太迁就家庭和文化的期望了,没有发展起太多的个人认同感。他们朝着文化的刻板印象发展,成为过早适应人格面具的受害者。 内倾和外倾型都会发展出人格面具,因为两种态度类型都必须与客体世界建立联系。不过,对于外倾的人来说,人格面具的发展过程比内倾者要简单。外倾者的力比多会进入客体并在此停留,无须太烦琐和复杂,外倾者就可与客体建立联系。可对于内倾者来说,注意力和心理能量流向客体之后,又回到了主体,导致与客体的关系比较复杂。对内倾的人而言,客体不仅存在于心灵之外,也深深地存在于心灵内部,要建立依恋就更加困难。因此,外倾者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格面具。他们对客体世界比较放心,因为这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们。内向者的人格面具则比较模糊、怯弱或不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表现。 然而,每个人的人格面具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联系并保护主体, 这是它的双重功能。虽然内倾者在少数人面前可以很外向,但在一大群人中,他们常常会拘谨退缩,消失不见,连人格面具也不足以应对这种场景,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或个人角色还不确定的情况下。鸡尾酒会是一种折磨,但在舞台上表演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和享受。许多著名演员都是相当内倾的人。在私下里,他们可能很害羞,不过一旦拥有一个感觉受保护和安全的公共角色,他们就可以表现得像最外倾的人那样。 如果在强大的心理发展背景下创造性地使用人格面具,它可以表达和隐藏人格的各个方面。一个恰当的人格面具不仅要有足够的广度来表达人格中与社会相适应的方面,而且要真实可信。个体可以在没有太大损害的情况下,认同一个人格面具,使之达到真实表达人格的程度。当然这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个体进入新的人生阶段时,往往会出现新的人格面具。例如,社交外倾型的人在进入50岁、60岁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内倾。到人生后期人们又会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异:一方面觉得人格面具是真实、诚实和真挚的,另一方面则完全无意识地认同它。本质上,人格面具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心灵皮肤,它不仅是与客体互动的产物,而且也包含了个体对这些客体的投射。我们适应了所感知到的旁人是什么样,以及他们的所欲所求。这可能 与其他人的看法或当事人对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包裹在人格面具中的材料是各种源于情结的投射,比如父母情结中的投射,通过心力内投过程回到主体,进入人格面具。这就是为什么童年早期对成人的人格面具会有如此深刻影响的原因。哪怕早已长大离开父母,人格面具还会继续受此影响,因为他们是通过父母情结投射到这个世界的,个人的人格面具会不断进行调整适应。我们还是那个乖宝宝,尽管早已不必如此。将人格面具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会产生问题,因为在不断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原来的情境会被投射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情境中。这是弗洛伊德对“移情”的观察。童年时代的旧语境被迁移到医患关系的新语境中。在个人觉察到环境的不同之前,他仍会坚持旧的习惯行为,把新环境当作旧日熟悉的环境来应对人格面具的转化自我的原型核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人格面具却 能,而且在一生中会经历多次修正,这取决于自我对环境改变的认知以及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从童年进入青少年,从青少年走向成年,再到中年、老年的过程中,都会经历重大的转变。出色的自我会通过适当改变自我概念和人格面具的呈现方式来迎接这些适应性挑战。人们根据自己的年龄、婚姻状况、经济和社会阶层以及同伴群体的喜好,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从而改变穿着和发型,购买不同的汽车和房屋。这些都会体现在人格面具的变化上。 当然,在一生中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具有集体的基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原型的基础。像每个功能性情结一样,人格面具也有一个原型核心。在所有人类群体中,都有可预测的典型角色。有的长子一直就是小大人,也有调皮捣蛋的小鬼,到了中老年还在恶作剧,还有魅惑的蛇蝎美人,年纪轻就开始调情、引诱别人。家庭以典型的方式为子女及其成年成员分配角色。孩子的出生顺序往往对他们选取的人格面具起着很大作用。第一个孩子常常是负责任的小大人,中间的孩子是一个调解人,最小的孩子是有创造力的宝宝。败家子无时无处不在,替罪羊也是如此。人们在家庭和群体内部就被无意识的动态机制分配了这样的角色,当他们在儿时接受这些角色时,往往终其一生都会带着这些角色的某种版本。 是什么原因使得人格面具跟人牢固地黏在一起?部分是由于认同和纯粹的熟悉感。人格面具与一个人的人格一致时,就会提供一种社会心理身份。羞耻感也是一种基本动力。人格面具使人免于羞耻,避免羞耻可能是发展和保持人格面具的最强烈动机。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耻感和罪感文化的著作表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罪感文化,相反,东方国家则是耻感文化。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强调人格面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人丢了面子,那还不如死了。丢面子是终极危机。在罪感文化中,情况则完全不同,罪恶可以得到缓解或补救:有罪的人可以付出代价后回归社会。 罪恶包含着某种离散行为,而羞耻会抹去一个人的全部自我价值感。羞耻感是一种更原始、更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情绪。我们倾向于对自己所做的与人格面具不一致的事情感到罪恶或深深羞愧。这是人格中阴影的体现。阴影会诱发羞耻、无价值感、不洁感,以及被玷污和不受欢迎的感觉。骄傲意味着有教养,玷污自己是可耻的。经历过如厕训练的自我已经战胜了本性。这种羞耻体验包括任何与我们所受的训练不一致的内容,而我们接受的培训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确的人,要融入,要被接纳。在我们这样的清教文化中,不符合“好人”这种人格面具的特定类型的性幻想和行为就很容易导致羞耻感。另一个阴影的特征是攻击性。好斗、仇恨或 嫉妒都是令人羞耻的情绪。 这些正常的人类反应往往会被隐藏起来,我们为此感到尴尬,就像我们为自己身上的某些生理或性格缺陷感到羞愧一样。人格面具是我们面对他人时,为了和他们一样,为了被他们喜欢而呈现的面孔。我们不希望自己太过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的差异点,也就是人格面具的终点和阴影的起点,让我们感到羞愧。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整合 阴影和人格面具是一组典型的对立面,是自我在心灵中的两极。既然心理发展的总任务(第八章将要讨论的“自性化”)是整合,而整体性是首要的、高于一切的价值,那我们在这里至少要先问一下:整合人格面具和阴影意味着什么?在本章的主题背景下,整合取决于自我接纳,即完全接纳自身那些不属于人格面具意象的部分。人格面具本身常常是一种理想的意象,或至少是一种文化规范的意象。一个人感到羞耻的地方常常被认为是极其邪恶的。虽然有些确实是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但阴影的内容往往不是邪恶的。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与人格面具不一致导致的羞耻感。 如果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人格面具和阴影,会是什么样呢?荣格引用了一位前病人的来信,这封信是在荣格给她做分析后不久写的: 我心中的许多善来自恶。保持安静、专注,不压抑,以及接受现实——即接受事物本来的面目,而不是我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通过做这一切,我获得了不寻常的知识,也获得了不寻常的力量,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象过的。我一直认为,在我们接受事物时,它们会以某种方式压倒我们。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只有首先接受,才能对它们采取某种态度。所以现在我打算玩玩人生这场游戏,接受一切际遇,好与坏、光与影永远交替存在,也以这种方式接受自己的本性及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更鲜活了。我曾多么愚蠢啊,那么努力地想让一切都按我认为应该的方式去发展! 这个女人既从人格面具,也从人格面具和阴影的对立中抽身而出,她现在只是在观察、反思和接受自己的心灵,然后进行整理,看清它的本质,再做出一些选择。她已经在自我情结和人格面具之间,以及自我和阴影之间建立了心理距离,不再受控于这个谱系的任何一端。 荣格认为,心灵中的二元对立是通过“第三者”的介入而实 现统一的。对立面之间的冲突——例如,人格面具和阴影之间的冲突——可以看成是自性化的危机,以及通过整合而成长的机会。冲突的双方分别是人格面具一方的集体价值观,和来自个体本能的(弗洛伊德的“本我”)以及一些衍生自原型和无意识情结的自我的阴影。由于人格面具不接受阴影内容,冲突可能会很激烈。荣格认为,当两极处于紧张状态时,自我如果可以放下两者,创造一个内在真空,使无意识可以以新的象征形式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那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就会浮现。这个象征将为未来的动向提供一种选择,它将把两者都包含在内——不仅仅是一种妥协,更是一种融合,它唤起了自我的新态度和与世界的一种新关系。当人们走出以前的冲突,承担新的角色,整合以前不能接受的一部分自我时,这个过程就可以在人们的治疗和人生经验的展开中观察到。 人确实会在治疗和成长的过程中发生改变。人格面具作为一种适应性工具,具有巨大的改变潜力。只要自我愿意修改旧有模式,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活。像《化身博士》这样的故事描述了人格面具与阴影之间的完全分裂。在这样的故事中,没有整合,只有在对立双方之间的来回波动。阴影角色和冲动被付诸行动,没有出现一个超越功能来整合这些对立。人们可能会好奇,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不能整合对立的人是什么样的。在某些情况下,黑暗的一面非常极端且能量充沛,把它与任何一种社会接受的人格面具整合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精神药物,它可以强烈抑制无意识,从而阻断阴影的能量来源。在其他情况下,由于自我太不稳定、太弱小,以至于不能充分地调和冲动,使超越功能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