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工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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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 中国早期的车 中国早期的车始于何时，古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黄帝造车”，也有人说是“奚仲造车”。一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两河流域的文明早于中国数千年，中国早期的车可能受传入中国的西亚文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车的遗迹，商、周的车则发现了数十处。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有“车”字，还有类似“轮”“舆”“辕”“衡”“轭人”诸字，这些古字都可以同考古发掘的古车遗迹互相印证。 河南出土的商代车马随葬坑，为我们提供了早期马车的形象。当时的车子一般为双轮，车厢呈长方形或方形，车为独辕，辕前设横木，称之为“衡”，两侧设人字形轭，是系驾马的工具，用轭与靷绳控纵马匹。马数一般为两匹，有的多至六匹。为了牢固起见，有个别车部件为青铜铸件。这些车设计合理，性能优良，装饰豪华，有着鲜明的风格。 按绝对年代来计算，西亚文化在公元前3000 年即有马车。据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中国马车是在商代晚期，不早于公元前13 世纪，其间相距甚远。两者之间有无联系，目前尚无研究。从系驾方式上来看，中国与西方及西亚有所不同。中国早期的马车系驾方式不十分清楚，但是从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来看，是属于胸带式系驾法，而西亚与欧洲则属于颈带式系驾法。 马车是贵族用车，稍加改动后也可作战车使用。春秋战国时车战盛行，马车得到迅速发展，战车多少成为衡量诸侯国强弱的重要标志。秦汉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驾驭方法以及车辆种类有了新的发展。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王室、贵族和一般百姓乘用的车均有不同，形成了用车制度。帝王用车称“安车”或“金根车”，车厢顶部有华丽的车盖；一般高级官吏乘用车称“轺车”，车厢中央支有伞，品级最低的官员乘“辇车”；贵族妇女乘“辎车”；劳动人民则使用鹿车，又可乘人，又可载物。 有了这么多车，一定会有许多造车人，这些工匠被称为“轮人”“舆人”“辀人”。《考工记》专记百工之事，也将造车技术记录在里面。其在《轮人篇》里记述了造车轮和车盖的技术；《舆人篇》里介绍了制造车厢的技术；《辀人篇》里介绍了制作辕、衡、车轴的技术。从车轮制造方法上来看， 已经采用了现代工程技术中的模数制。 要使马曳车控驭自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系驾方法得当，还要悉心掌握驾车技术。如《诗经》上所说，要“四牡，六辔如琴”，各条靷绳受力均匀，排列得当，就须驭手认真学习操练。因此，孔子将驾车技术——“御”当作六艺之一。《礼记·王制》说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它表明驾车的驭手与祭司、天文学家、射手、医生、卜卦者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唐宋以来，达官贵人乘轿风气盛行，制造轿子的技术愈来愈精。西方人将轿子与车连在一起形成轿车，这大概是近代轿车的起源。 轮轴机械与杠杆机械 自工业革命以来，车辆与机械密不可分，形成一体。“机车”成为动力车辆的代名词，如内燃机车、蒸汽机车就是如此。中国古代车辆与其他机械分别各自成为一个系统，按着两条线索发展起来。 从文字学上来讲，“车”与“轮”可以互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车部》说，“车”乃“舆轮之总名”。同书“轮” 字，“有辐曰轮，无辐曰辁”。《周礼·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说明轮是车的主要部件。从轮轴机械发展史上来看， 轮与车似乎也有着历史承续上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制陶业和治玉业中，已经出现了陶轮和砣轮。陶轮是人类最早的轮轴机械，它的外形很圆，速度很快，人类早期的车很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而研制成交通工具的。另外，在古代原始绘画中，不论中外又都是以轮的有无作为车的区别的， 所以轮与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轮为特征的机械都称为车。元代王祯《农书》和明代《天工开物》中的筒车、翻车、刮车、纺车都称车，就是这个道理。《宋史·岳飞传》中记述农民起义领袖杨幺制作的有轮战船，当时是叫作“车船”，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近代，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我们将蒸汽机船译成“轮船”，将近代轮机房叫作“车间”，这都有历史上的渊源。 机械中的“机”字，繁体字为“機”，据《说文解字》原训为织机。从金文、甲骨文上来看，这个“機”字是一个象形文字。它像一架斜织机，上边吊着两束丝。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已经掌握了丝织的本领。金文中的“机” 字，可以和商周时代丝织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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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 中国早期的车 中国早期的车始于何时，古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黄帝造车”，也有人说是“奚仲造车”。一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两河流域的文明早于中国数千年，中国早期的车可能受传入中国的西亚文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车的遗迹，商、周的车则发现了数十处。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有“车”字，还有类似“轮”“舆”“辕”“衡”“轭人”诸字，这些古字都可以同考古发掘的古车遗迹互相印证。 河南出土的商代车马随葬坑，为我们提供了早期马车的形象。当时的车子一般为双轮，车厢呈长方形或方形，车为独辕，辕前设横木，称之为“衡”，两侧设人字形轭，是系驾马的工具，用轭与靷绳控纵马匹。马数一般为两匹，有的多至六匹。为了牢固起见，有个别车部件为青铜铸件。这些车设计合理，性能优良，装饰豪华，有着鲜明的风格。 按绝对年代来计算，西亚文化在公元前3000 年即有马车。据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中国马车是在商代晚期，不早于公元前13 世纪，其间相距甚远。两者之间有无联系，目前尚无研究。从系驾方式上来看，中国与西方及西亚有所不同。中国早期的马车系驾方式不十分清楚，但是从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来看，是属于胸带式系驾法，而西亚与欧洲则属于颈带式系驾法。 马车是贵族用车，稍加改动后也可作战车使用。春秋战国时车战盛行，马车得到迅速发展，战车多少成为衡量诸侯国强弱的重要标志。秦汉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驾驭方法以及车辆种类有了新的发展。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王室、贵族和一般百姓乘用的车均有不同，形成了用车制度。帝王用车称“安车”或“金根车”，车厢顶部有华丽的车盖；一般高级官吏乘用车称“轺车”，车厢中央支有伞，品级最低的官员乘“辇车”；贵族妇女乘“辎车”；劳动人民则使用鹿车，又可乘人，又可载物。 有了这么多车，一定会有许多造车人，这些工匠被称为“轮人”“舆人”“辀人”。《考工记》专记百工之事，也将造车技术记录在里面。其在《轮人篇》里记述了造车轮和车盖的技术；《舆人篇》里介绍了制造车厢的技术；《辀人篇》里介绍了制作辕、衡、车轴的技术。从车轮制造方法上来看， 已经采用了现代工程技术中的模数制。 要使马曳车控驭自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系驾方法得当，还要悉心掌握驾车技术。如《诗经》上所说，要“四牡，六辔如琴”，各条靷绳受力均匀，排列得当，就须驭手认真学习操练。因此，孔子将驾车技术——“御”当作六艺之一。《礼记·王制》说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它表明驾车的驭手与祭司、天文学家、射手、医生、卜卦者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唐宋以来，达官贵人乘轿风气盛行，制造轿子的技术愈来愈精。西方人将轿子与车连在一起形成轿车，这大概是近代轿车的起源。 轮轴机械与杠杆机械 自工业革命以来，车辆与机械密不可分，形成一体。“机车”成为动力车辆的代名词，如内燃机车、蒸汽机车就是如此。中国古代车辆与其他机械分别各自成为一个系统，按着两条线索发展起来。 从文字学上来讲，“车”与“轮”可以互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车部》说，“车”乃“舆轮之总名”。同书“轮” 字，“有辐曰轮，无辐曰辁”。《周礼·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说明轮是车的主要部件。从轮轴机械发展史上来看， 轮与车似乎也有着历史承续上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制陶业和治玉业中，已经出现了陶轮和砣轮。陶轮是人类最早的轮轴机械，它的外形很圆，速度很快，人类早期的车很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而研制成交通工具的。另外，在古代原始绘画中，不论中外又都是以轮的有无作为车的区别的， 所以轮与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轮为特征的机械都称为车。元代王祯《农书》和明代《天工开物》中的筒车、翻车、刮车、纺车都称车，就是这个道理。《宋史·岳飞传》中记述农民起义领袖杨幺制作的有轮战船，当时是叫作“车船”，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近代，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我们将蒸汽机船译成“轮船”，将近代轮机房叫作“车间”，这都有历史上的渊源。 机械中的“机”字，繁体字为“機”，据《说文解字》原训为织机。从金文、甲骨文上来看，这个“機”字是一个象形文字。它像一架斜织机，上边吊着两束丝。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已经掌握了丝织的本领。金文中的“机” 字，可以和商周时代丝织机联系在一起进行互释。古代的织机没有轮子，而是由一系列的棕杆组成的杠杆机械。所以， 由杠杆组成的机械，都称“机”，如织机、布机、卧机、碓机、撞机、牙机、弩机。由“机”字假借为用的词，还有机构、机会、机变、机警，等等。 古代的车辆机械与杠杆机械分离开来，各自成为一个系统，说明了当时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在农业社会里，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往往是静止的、孤立的，不能从整体中把握客观事物。水排是将轮轴机械与杠杆机械结合起来的一种高级机械，可惜后人没有沿着这条思路积极地走下去。西方人在这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将轮轴与杠杆机械联合在一起考察问题，率先制成蒸汽机，并把它们装置在轿车上，成为早期的机械动力车辆。 鹿 车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自秦汉以来又形成了统一局面。没有灵巧方便的交通工具，不可能做到人员的来往，物资的交流。所以，自西汉以来出现了一种经济实用、造型简练的车，叫鹿车。 鹿车又叫独轮车，由于它的轮轴转动有历碌之声，从车轮命名而称辘车。由于车形像鹿，魏晋以来又称鹿角车，简称鹿车。从驾法上看，不用畜力而用人力手推，又称推车。现在民间还沿用此车，有的叫手推车、羊角车、独轮车，等等。总之，这种车的名称来源多从驾法、车形和车轮的特征命名的。 独轮车虽然造型简练，但从经济实用的角度上来看，却能充分体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它的基本部件只有两件，一为车轮，二为木制框架。框架置于轮上，伸出两车柄，框架下有两只足，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特别是在狭窄而又不平的小路上负荷很重，行路自如。这种灵巧小车很受人们的喜爱。古代学者应劭《风俗通》记载：“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乐车。乘牛马者，剉轩（斩）饮饲达曙。今乘此，虽为劳极，然入传舍，偃卧无忧，故曰乐车。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这种独轮车在山道上行走，比起两轮车或四轮车优越很多。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古代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独轮车。 不同地区的手推车，外形差别很大。有的木框架为三角形，有的如梯子，有的似斗状，根据不同需要而随时改变车形。迄今为止，农村广大地区依然沿用此车，可见它的生命力之强。 马车与牛车 中国古代的车辆形制是多种多样的，单以轮为例，就有独轮、两轮、三轮、四轮、八轮车，最多达二十个轮子；以功能为例，除了记里鼓车、指南车之外，尚有楼车、巢车、磨车、帆车、铁甲车、架火战车等。楼车、巢车属于高驾车辆，用于侦察、破城之用。帆车则借助风力前进。铁甲车用铁叶密接悬置，防护严密，是防御性四轮战车。架火战车则是进攻性战车，由独轮车改装而成，车上载有火箭，前置绵帘，前进时可放下防挡铅弹，车两侧设置6 筒火箭，共计160 支，火铳2 支，长枪2 支，车由二人操作，深入敌军， 威力很大。磨车设有石磨，行10 里磨10 斛，由此可知上面装有强度很大的齿轮系统。此外，还有飞楼撞车、登城车、阶道车、火车。装有20 个轮子的是巨型攻城车。流传最广、使用长久的车，则是马车和牛车，统称为大车。 汉代的所谓大车，包含两个系统的车制：一类是民间的载任车辆，另一类是统治者礼制用车。虽然名称相同，而用途相差甚远。一般情况贵族多用马车，车上驾马两匹，有时四匹。四川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的陶马车，是一辆辇车模型，车厢用卷栅顶，有双辕，牛、马均可套用，从汉代到南北朝时一直沿用此车。在汉代车制序列中，它的等级较低， 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吏均不使用它。王室用车则华贵至极， 例如汉代王莽“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祕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这种车称为软车， 专用于送丧。 在汉代，一匹马价值百金，十分昂贵。饲养一匹马粮草所花费的钱，相当于一个六口之家的费用，一般农家是用不起的。战乱之际，甚至帝王将相也都乘用牛车。《后汉书·董卓列传》上说：“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这段文字记述了汉献帝在丧乱中乘牛车的狼狈相。牛车不仅是中小地主、下层官僚的乘车，也是一般平民、自耕农的常用车。《考工记》中提到的“车人”，一般都是制造大车的。造车业分为官办、民办。民办的“车人”大都来自耕牛的所有者，说明“车人”是出自制造农具的“百工”。牛车的形制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经济实惠，坚固实用。因此，自殷商以来直至现代边远山区，劳动人民一直使用它们作为交通工具。考古学家曾在20 世纪50 年代对我国民间大车进行了调查，与近年来发掘的商、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的古车遗迹进行过比较，发现它们与大车上的许多重要部件如辐、辋、轮径、车厢结构，都很接近。这说明牛车的生命力有多么强，也说明古代的“车人”们多么有智巧！ 秦始皇陵的铜车马 1980 年冬，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结构最复杂的铜车马。经过修复后，车马的形制结构完整、系驾鞁挽具齐全，御官佩剑执辔，栩栩如生。车马上有大量金银构件，饰物富丽，彩绘典雅，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瑰丽国宝，为研究古代车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铜车马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 米处，是一个大陪葬坑的组成部分。铜车马埋在陪葬坑过洞的木椁里，木椁东西长6.8 米、宽2 米、高2 米，内置前后两乘铜车马。两车均系单辕，都是一车四马和一个驭手，前车为伞盖，驭手为立姿，后车为篷盖，驭手为跪坐姿，尺寸为真车的1/2，是为明器。所谓明器，就是将死者生前某些用品制成模型放入墓葬里。这件模型制作精细，一丝不苟。车的门、窗可以灵活启闭，舆与轴之间的伏兔、辕与轴之间的当兔结构明确； 系驾用的马具铸造得也很有真实感。按比例放大一倍，应当反映出秦代真马车的大小。据考古学家推算，秦车轮径为秦尺4 尺2 寸，车宽与衡长均接近6 尺，辕长1 丈8 尺，轴长1 丈，轨宽7 尺2 寸。这些尺寸都符合秦的典章制度。铜车马的构件是用铸接、焊接而成，小型构件则用穿钉连接起来。铜马、铜俑细部纹饰，如俑的眉毛、胡须都是錾刻而成，马立鬃上的毛孔是用空心冲凿成的。整个铜车马的制造工艺水平都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这件乘车分前后两室，前室是驭手驾驭的地方，后室是主人乘坐处，中间有间隔，表明车主的地位是很高的。在二号车上的一条辔绳末端有刻文“安车第一”的字样，由此可知这是一件“安车”，它是皇帝乘舆金根车的副车。《后汉书·舆服志》里记述了帝王、贵族的乘车制度：“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筒，鸾雀立衡，文画辀，羽盖华蚤，……象镳镂（锡），金（鋄）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牦牛尾为之，在左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从这件铜车马来看，和文献记载的十分相近。 这件马车是秦统一后，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制造的。铜马车埋葬于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由此可以评估那个时代的工艺制作水平。 独木舟和木船的起源 过去，国外的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或极少有独木舟，中国古代的木船是从竹、木筏直接演变来的，与独木舟毫无关系。近四十年，在我国沿海和内地七个省份陆续发现了三十余艘古代独木舟遗存；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 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民族，则在近代还用独木舟捕鱼或作为交通工具。《易·系辞》中曾提到，“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这虽然是一种传说，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古人曾把独木舟当作最古老的船。 从考古资料上来看，外国学者的论点也站不住脚。1958 年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船形陶壶，壶呈弧形，首尾呈尖，两侧绘有渔网花纹。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是模仿当时人们渔猎用的独木舟的模制品。1973 年在湖北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作品，经专家复原，像是一件方艏方艉平底式独木舟的模制品。该遗址经碳14 测定，年代距今5775±120 年。1973 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6 支木桨。桨由一块木料刮制成形，其造型与现代船桨基本相同，桨叶残长63 厘米，宽12.2 厘米。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件中间刳空了的木构件，一头残损，另一头为圆形，直径为0.6 米，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件废弃的独木舟。此外还发现了一件舟形陶器，与宝鸡出土的器形相似。由此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独木舟。 中国古代的独木舟，上边大多装有横梁；而传统的中国木船特别是平底沙船，在横梁下面装插木板，而成为横向隔舱壁，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由此可以推测，中国早期的木船，应是由独木舟发展起来的，和木筏没有直接的联系。 水密舱壁 中国传统木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尾呈方形，平底， 适合在内河和近海航行，称为沙船；另一类首尾呈尖形，船身设有龙骨，尖底，适合在远洋航行，称为福船。无论是沙船还是福船，在风大浪高的江河湖海中行驶都有遇险的可能。为了增加船舶的抗沉性，我国古代工匠设计成水密舱壁。 船体在吃水线下的部分最易被暗礁撞毁，致使船身倾覆。为了加固船体，便在船壁竖起框架式的结构，增加船体的横向和纵向强度。后来，逐渐发展到用和船壁一样厚的木板，将框架式结构封死、钉严，间隙用麻皮油灰捻紧压实。这样，船体就形成了一层层大小相等的分隔舱室。一旦某部位触礁进水，就将进水限制在破损的舱室内，其他舱室安然无恙，使整个船体保持一定的浮力。水密舱壁的设计始于隋唐，到了宋代已经应用非常广泛了。有了这种设计，不仅可以增加船身抗沉性，而且船体可以向大型化发展。宋元以后我国航海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和这种科学的设计是分不 开的。 1291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威尼斯，把他所见到的水密舱壁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游记里， 并将捻缝的油灰制法当作一条秘方记录在案：“用生石灰和切细的大麻混合起来捣烂，再加入从一种树上取下的油脂，制成软性油灰。这种油灰保持的黏性比沥青更牢固更好。” 欧洲各国在18 世纪末制造铁船时，才从中国学去了水密分舱的结构。现在行驶在各大洋的数十万吨油轮以及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都是采用现代化的金属材料，并安装了电子装置，但内部结构的基本格局依然运用的是水密舱壁的原理。为此，人们常叹服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技艺。 中国的沙船 我国航海木帆船的船型有上千种，其中沙船、鸟船、广船、福船被称为四大船型。沙船历史悠久，使用广泛，载重量大，又被推为四大船型之首。 我国海岸线很长，但是从长江口往北至黄河口，海上通道多有沙滩拦阻，致使许多船因此搁浅。为了克服这一地理上的障碍，古代劳动人民便在船型上下了许多功夫，制成了沙船。沙船的特点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沙船大部分露出甲板，上层建筑很少，吃水浅，轻捷快航，可以逆风行船。遇到沙滩后，可以安稳地平坐在滩上，待潮涨时行出沙滩。由于船宽且方，又设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所以稳定性最好。多桅多篷，利于使风，快航性好。 沙船始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一直到清中叶有了轮船之后沙船才渐渐地少起来。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05—1433 年），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七次下西洋，所用的船大部分为沙船。明代的《兵录》记录了当时沙船的特点，并指出沙船在所有的船型中是最稳、最安全的。明代的船面梁厚重，船底多用杉木，1 尺5 钉，非常牢固；缝隙多用油麻灰捻缝，然后抹油。造一艘中型沙船（长17 米、宽4 米、深1 米）用工800 至900 个。这种沙船可在7 级风中行驶，纵摇、横摇振幅不大。由于艏艉都是方型，增加了抗纵摇的功能。明代沙船有2 桅2 篷，5 桅5 篷，可逆风行船，使“斗风如顺风，视巨浪如无浪”。逆风时，船走“之” 字形路线，并调节两翼的腰舵。有风用帆，无风用橹。明沙船用大橹6 支，各长36 尺；头橹2 支，各长30 尺，用椆木 制成。 宋代的沙船多为中小型。到了元代，为了北上运粮，发展到1200 吨位左右的大沙船了。沙船不仅用于漕运、贸易和交通工具，还用于军事。《筹海图编》记，明代有5 桅大船， 在长江中行驶，一日千里，成为江防、海防的重要工具。有的沙船配备轮桨，改成车船。明中叶抗倭战斗中，沙船起了很大作用。那时的日本船在构造和航行性能上都不如中国的沙船，特别是其悬帆技术只能顺风行，不能逆风驶。与同期荷兰、英国相比，中国的沙船吨位大，造价却低廉得多。 车船 中国早期的车 中国早期的车始于何时，古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黄帝造车”，也有人说是“奚仲造车”。一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两河流域的文明早于中国数千年，中国早期的车可能受传入中国的西亚文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车的遗迹，商、周的车则发现了数十处。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有“车”字，还有类似“轮”“舆”“辕”“衡”“轭人”诸字，这些古字都可以同考古发掘的古车遗迹互相印证。 河南出土的商代车马随葬坑，为我们提供了早期马车的形象。当时的车子一般为双轮，车厢呈长方形或方形，车为独辕，辕前设横木，称之为“衡”，两侧设人字形轭，是系驾马的工具，用轭与靷绳控纵马匹。马数一般为两匹，有的多至六匹。为了牢固起见，有个别车部件为青铜铸件。这些车设计合理，性能优良，装饰豪华，有着鲜明的风格。 按绝对年代来计算，西亚文化在公元前3000 年即有马车。据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中国马车是在商代晚期，不早于公元前13 世纪，其间相距甚远。两者之间有无联系，目前尚无研究。从系驾方式上来看，中国与西方及西亚有所不同。中国早期的马车系驾方式不十分清楚，但是从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来看，是属于胸带式系驾法，而西亚与欧洲则属于颈带式系驾法。 马车是贵族用车，稍加改动后也可作战车使用。春秋战国时车战盛行，马车得到迅速发展，战车多少成为衡量诸侯国强弱的重要标志。秦汉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驾驭方法以及车辆种类有了新的发展。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王室、贵族和一般百姓乘用的车均有不同，形成了用车制度。帝王用车称“安车”或“金根车”，车厢顶部有华丽的车盖；一般高级官吏乘用车称“轺车”，车厢中央支有伞，品级最低的官员乘“辇车”；贵族妇女乘“辎车”；劳动人民则使用鹿车，又可乘人，又可载物。 有了这么多车，一定会有许多造车人，这些工匠被称为“轮人”“舆人”“辀人”。《考工记》专记百工之事，也将造车技术记录在里面。其在《轮人篇》里记述了造车轮和车盖的技术；《舆人篇》里介绍了制造车厢的技术；《辀人篇》里介绍了制作辕、衡、车轴的技术。从车轮制造方法上来看， 已经采用了现代工程技术中的模数制。 要使马曳车控驭自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系驾方法得当，还要悉心掌握驾车技术。如《诗经》上所说，要“四牡，六辔如琴”，各条靷绳受力均匀，排列得当，就须驭手认真学习操练。因此，孔子将驾车技术——“御”当作六艺之一。《礼记·王制》说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它表明驾车的驭手与祭司、天文学家、射手、医生、卜卦者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唐宋以来，达官贵人乘轿风气盛行，制造轿子的技术愈来愈精。西方人将轿子与车连在一起形成轿车，这大概是近代轿车的起源。 轮轴机械与杠杆机械 自工业革命以来，车辆与机械密不可分，形成一体。“机车”成为动力车辆的代名词，如内燃机车、蒸汽机车就是如此。中国古代车辆与其他机械分别各自成为一个系统，按着两条线索发展起来。 从文字学上来讲，“车”与“轮”可以互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车部》说，“车”乃“舆轮之总名”。同书“轮” 字，“有辐曰轮，无辐曰辁”。《周礼·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说明轮是车的主要部件。从轮轴机械发展史上来看， 轮与车似乎也有着历史承续上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制陶业和治玉业中，已经出现了陶轮和砣轮。陶轮是人类最早的轮轴机械，它的外形很圆，速度很快，人类早期的车很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而研制成交通工具的。另外，在古代原始绘画中，不论中外又都是以轮的有无作为车的区别的， 所以轮与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轮为特征的机械都称为车。元代王祯《农书》和明代《天工开物》中的筒车、翻车、刮车、纺车都称车，就是这个道理。《宋史·岳飞传》中记述农民起义领袖杨幺制作的有轮战船，当时是叫作“车船”，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近代，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我们将蒸汽机船译成“轮船”，将近代轮机房叫作“车间”，这都有历史上的渊源。 机械中的“机”字，繁体字为“機”，据《说文解字》原训为织机。从金文、甲骨文上来看，这个“機”字是一个象形文字。它像一架斜织机，上边吊着两束丝。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已经掌握了丝织的本领。金文中的“机” 字，可以和商周时代丝织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