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3 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与进步1715-1789）（精）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布朗（Gregory S. Brown），法国文化史专家学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亨特校区以及乔治梅森大学担任教职，现在是世界知名学府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教授西方文明史、世界史、法国史、启蒙运动史。 伊塞·沃洛克（Isser Woloch），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18至19世纪的法国历史，尤其擅长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和拿破仑。他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教职，曾获得“杰出教师”嘉奖。他的主要著作《新制度：法国公民秩序的转变，1789年至19世纪20年代》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里欧·格什奖”，该奖项主要用于表彰18至19世纪欧洲史杰出著作。

内容简介

城市精英 大部分贵族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庄园中，但是较为 富有的贵族在城市，特别是在皇室所在地的首都也有 住所。那些有权直接面见皇室首脑的贵族被称为宫廷 贵族。他们熟知如何消费才能引人注目，身边总是围 着一群仆人和侍从。无论在凡尔赛、马德里、维也纳 和圣彼得堡，还是在较小的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的公 国的首都，这些贵族都同样地在歌舞、赌博、大吃大 喝和竞相攀比中度日。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大 笔支出和大额短期债务，毁掉了不止一个受人尊敬的 贵族家庭，但是贵族们仍认为这是在为未来投资。在 当时的社会，最上层贵族的常规生活是谋得一份闲职 ，领取津贴，然后结一门门当户对、惠及子女的有利 亲事。宫廷贵族普遍游手好闲甚至生活放荡，在他们 的生活中，外表和礼仪高于一切。不过，与教会的高 级神职人员一样，他们是最能承担支持艺术的时间和 金钱成本的人了。他们购买书籍，虽然不总是会读； 观看歌剧、音乐会和戏剧；委托艺术家为他们创作画 作，谱写室内乐；造建豪华的庄园大宅或城市住宅— —那些得以幸存至今的已成为珍贵的国家文物。这种 奢侈消费、高雅文化和炫耀之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 各国首都的社会风气。 东欧各国首都之外的城市文明发展相对落后。波 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片区域几乎没有任 何大规模的城镇，与当时处处皆是滩涂地带的弗吉尼 亚相似，弗吉尼亚几乎没有城镇，当地文明是从各个 种植园孕育出来的。但是在西欧和中欧，社会发展经 历了又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一些城市吹嘘当地宪 章的历史与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家谱历史一般久远， 并由此产生一种自豪感。某些城市因当地有名的贵族 统治家庭而闻名，所以这些家庭被称为城市贵族阶级 。荷兰和瑞士的城市、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城市，以 及意大利古老城市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贵族商业活 动的聚集地。他们现在成立了自治的寡头政治体制， 就如普鲁士的容克领主和法国的上层贵族。城市贵族 的生活方式与领主贵族截然不同。例如在荷兰，大约 2000 个统治阶层的家族主管地方议会，并利用议会 获得地方土地资产的使用权。面对社会上关于荷兰贵 族导致曾经一度辉煌的国家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衰落的 广泛传言，所谓的城市“资产阶级绅士们”开始倡导 有序、节约和体面的家庭生活方式，将自己与那些懒 惰放纵的领主贵族区分开。［15］ 在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 利北部，上层贵族家庭站在城市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上层贵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别在城市和乡村地区 拥有两套房产。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大地帮 助了在奢侈品、食品和家居服务等领域工作的工人们 。法国北部城市巴约（Bayeux）是一座以大教堂闻名 的城市，同时也是当地农业地区的小型行政中心，据 统计，当地贵族家庭多达100多个，其贵族总人数接 近1.3 万。这其中包括了当地最大富豪和重要皇家地 方官员等，他们在共济会内组建了独立的社会组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地区首府图 卢兹，议会的贵族行政官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拥 有该地区44% 的宝贵土地。他们构成独有的文化和社 会圈，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与其他家族的贵 族阶层通婚。在西班牙，大部分贵族家庭并不常住在 乡村别墅，只靠它们获取固定收入。他们在常住的城 镇市议会起主要作用，并利用特权销售本家族土地生 产的商品，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非贵族精英，即资本家的主要职业为市议会的政 府官员，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建筑师和医生）， 批发商和零售商，富裕的领主（他们完全无须从事任 何职业，只需定期收取租金费用或投资利息就可以获 得高额收入）。从事上述这些职业的人群如果为国家 做出突出贡献或购买贵族头衔，便可以被授予贵族头 衔。大部分资本家当然不属于真正的贵族之列，他们 身上有独特的城市文化特征，特别是在英国、法国、 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荷兰等地区。在巴约，中产阶 层占纳税人总数的25%，大部分都在城市之外拥有土 地。最为富裕的资本家是处在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 的中间商，各种巨额收入都经过他们之手，他们的身 份可能是：庄园租金的收取人、皇家税的收取人、法 院官员、牛奶和乳制品的大批发商。聪明的城市资本 家知道如何开发乡村地区而获得收入。一位著名的法 国历史学家总结，法国北部城市博韦（Beauvais）资 本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包括：土地所有权，国家津贴， 给一些粗心大意、诚心悔改的地方贵族和穷苦农民的 私人贷款。［16］ 然而非贵族精英们不仅仅是寄生于旧制度的中间 商。资产阶级提供商业服务，投资资本市场，以及利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谋求社会职位，这构成了西欧社会 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港口城市和 主要的商业中心，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独特文化在商业 协会或合资的贸易公司等社会组织中得到蓬勃发展。 作为年轻商人，他们被不断地灌输大量商业知识，比 如记账、外汇汇率、度量衡和海关业务等，这些内容 只有业内人士才能了解。在更为成熟的经济活动中， 商人主要关心寻找可获利的投资机会。虽然商业财富 是流动性的，有学者将其称为“资金流动”，当商人 寻求商业机会回报最大化时，资金更多和更为富裕的 商人也在寻找由政府投资或垄断支持的投资机会。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商人与贵族和即将成为贵族的 平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希望从土地出租或养老 金方面获得稳定收入，而不是以从事高风险活动来谋 求高额利润。［17］ 事实上，商人的确在自我思维和生活方式上明显 不同于贵族，资产阶级通过买卖获取贵族头衔。商人 则通常将追求社会认可和保持节约这一美德的外部形 象相互结合。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恰当地描述，这是一 种生活方式，“同时实现节约和有度的奢侈”。商人 和其他包括官员或律师资本家精英们相处得并不是那 么和谐，经常与他们争夺城市社会的主动权。一些富 豪最终还是会退休，这时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去追求一 些更为文雅的职业，但最终他们的家族产业还是一代 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商人家庭也是一些特殊商品的狂 热消费者，从进口食品到高端家具、服装和瓷器，他 们往往特别蔑视那些过分炫耀财富和权力的商品。［ 18］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截然不同的商业风气深 深地影响了非贵族精英的社会身份，他们被看作一群 拥有爱国主义精神、自律，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寻求 共同利益（尤其是对当地政府机构和文化而言特别重 要）的集体存在，他们愿意甚至采取行动去打造一个 全新的社会面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公民的人文主 义传统，宣扬用进步的、以商业化为目的的经济眼光 去思考问题，因此商人经常将自我放纵的宫廷贵族当 作反面例子。这些贵族挥霍无度，滥用政府权力，最 终威胁到国家的发展，使其陷入道德堕落和政治衰退 的局面。与这些贵族相反的是一群爱国者和贵族精英 ，他们不会造成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并希望尽自己的 力量将爱国精神融入主要社会团体和组织，最终实现 复兴国家的目的。［19］ 在政治方面，18 世纪的城市不再是中世纪时期 的自治市，城市居民或市民与农民的奴役状态形成鲜 明对比。在普鲁士，负责城镇收入和掌控政治力量的 城市自治皇室官员受到各方力量的联合打压，其中包 括贪污受贿、专制主义和寡头联合。这种情况也同样 出现在其他专制主义独裁国家。在法国，各个省份情 况不同，却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巴黎，国王任 命三个关键官员：巴黎地区的管理者，负责整个皇家 政府机构管理；巴黎警方的中将，负责监管地方检察 官和委员；市场主管（或市长），负责工会及商业法 规的实施。这种皇室干预模式出现的目的就是精简地 方办公区域。从17 世纪开始，皇室通过提高税收迫 使城市官员购买自己的办公室；18 世纪初，英国皇 家政府设立了新办公室，规定由地方官员自己购买。 就市政府的管理本身来说，小规模的地方寡头整 体严格控制了地方政府办公室。一些官员贪污受贿， 一些被收买笼络，还有一些获得当地城镇的商人和专 业性公司的授权。不管是采取何种形式，通常以婚姻 联盟建立互助关系的富人们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他 们自行分配赃物或财产，有时他们一想到皇室官员掌 握大量实质性权力，其掠夺行为就更为过分。举例来 说，在法国北部城市兰斯的大教堂和制造业城镇，著 名商人、贵族和皇室官员与六名文书顾问在市议会共 享权力；但在纺织中心特鲁瓦，市参议员均是法官、 富有领主和商人，工匠和零售商无权参与议会，但其 实他们是应该被列入其中的。［20］ 伦敦，欧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市政自治衰落 的一个显著的例外。像英国议会、伦敦城市政府，也 有两个机构——参事议政厅和政务议事厅。25 名市 参议员直接归市长管理，是从伦敦1.2 万至1.5 万名 自由纳税人中选举出来的。每位参议员也在伦敦法院 担任法官。政务议事厅由市参议员和每个区选出的任 期为一年的210 名地方纳税人组成。年度选举必须确 保议员邻里关系融洽，这是其主流。在18 世纪，英 国议会成为伦敦最高行政机构。最后，英国伦敦同业 公会的会员，即职业和专业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三 分之二的纳税人，投票选出市长、四个下议院成员， 以及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行政长官。以上这种选 举制度使得有产阶级伦敦市民可以享有广泛的自治权 。［21］ P15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