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陈久金，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至1997年任副所长，2001年至2004年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多年担任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6年至2000年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毕生从事中国传统天文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曾多次到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考察，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大量资料。主要学术专著有《彝族天文学史》《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等。1993年，出版《陈久金集》。2017年，出版《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

内容简介

第五章 各类科技史研究方法综述 第一节 历史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的研究方法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应用 从事科技史研究，在取得有关资料之后，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研究，取得预想的研究成果，解决所需解决的问题。科技史这门学科，是科学和技术发展历史的简称。它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历史。故历史学家的记载或描述，除了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也包括科技史。所以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在讨论和介绍科技史的研究方法时，首先应该关注历史的研究方法。 栾玉广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在论述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时说： 第一，它是跟随客观事物本身的自然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力图按照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顺序和它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具体形态，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不撇开重要的曲折的过程和偶然性，而是按照历史，处处 跟随它，以便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从而研究和揭示出它的产生、发展、变化，遵循着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 第二，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预见客观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思维方法。它不仅要分析研究客观事物以往的历史，并且要分析研究它的现状，以便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同时，还要分析和考察事物以往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以便掌握它的产生和以往及现实发展的具体情况，从而对它未来发展的总趋势提出科学预言。 各门历史科学的研究，重点是应用历史的方法。例如，达尔文主要是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发现并建立生物进化论；李四光为我国石油勘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运用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也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他研究矿物的生成和聚集的历史，并以此为指导，对我国石油的生成和聚集进行历史研究，结论是，我国地下有生油和储油的地质条件。 第三，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可以使人们了解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具体的、丰富的内容，从而把握事物的规律性。 栾玉广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特点的概括，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哲学味较浓，初学者理解起来较为困难，需要稍作说明和解释。首先，它是跟随事物本身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力图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个阶段的具体形态去进行研究和描述；其次，它必须处处跟随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揭示出它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发展规律，并提出其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言。 栾玉广所概括和总结出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其研究对象是“一切客观事物”，那么，除了总结和阐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它还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哲学家们最喜欢用“一切规律的总结”等名词和观念来总结和概括，但实际上，栾玉广所总结的历史方法，是针对客观自然界的，将其用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就显得空洞无物，缺少针对性，读者也不易从中得到太多的具体教益。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当另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可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节介绍。 栾玉广介绍了应用历史的研究取得成功的两个事例，一个是达尔文通过对古生物和现代生物的对比研究，创立了生物进化论，这一新的理论，引起了生物学上的革命。另一个是李四光研究矿物生成和聚集的历史，提出中国有生油和储油的地质条件。这两个事例，都是应用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演化方面的。 李难在其《生物学研究中的带头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生物学研究中古代的带头方法是分类法。直到18世纪，生物学的主要成就也就在分类上。分类的方法，是将大量的生物种类进行条理化、系统化，为生物学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分类法是其他许多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等的研究基础，它对这些方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农学著作从公元前1世纪的《氾胜之书》到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医药著作从《神农本草》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其中所涉及的生物知识，主要是分类。在国外，从亚里士多德起，到文艺复兴以前，其情况也大体与中国相似。 在生物学研究中近代的带头方法是实验方法和历史方法。实验方法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19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实验方法不仅深刻影响了生物学的一系列分支学科，而且使生物学出现了以实验生物学为总体的许多新兴学科。例如实验生理学、实验遗传、实验细胞学、实验胚胎学等。它们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刻影响了生物学的发展。英国实验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哈维（1578—1657），用实验方法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使生物学确立了科学地位。 历史方法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带头方法，是从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开始的。通过全球性的科学考察，生物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又出现了胚胎学和古生物学这两门崭新的学科。这就有可能通过历史的方法，对生物界做出系统的考察，揭示物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 历史的方法，不仅从空间上，而且也从时间上认识了生命物质，使人们对生物界的认识进入新的领域。达尔文在自己的工作中，成功地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而只有历史的方法，才能与揭示生命历史发展的进化学说的特点相吻合。正是由于达尔文从大量的典型的事实出发，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及其他多种方法有机地结合，才破除了物种不变论，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从而使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没有历史的方法，也就没有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这一伟大发现。 历史的方法不仅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上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而且在赫胥黎的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也在海克尔对动物形态学、胚胎学的研究上大放光彩。后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二、历史的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方面的应用 （一）历史方法的概念及其应用 简单地说，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掌握历史的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都是在各自的时间范畴内产生的。用历史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必须严格按照资料所反映出的历史顺序进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目前我们还无从得知“研究的方法”这一概念和名词最早出现的年代，但看来至迟到19世纪中叶的达尔文时代，已开始使用这一名词。但从推理上说，这一概念和名词应该来自历史学的研究。 美国历史学教授弗领曾著有《历史方法概论》一书，由薛澄清译成中文， 并于193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的原名为The Writing of History ，副题为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从辞义来看，薛澄清将其译为《历史方法概论》是忠实于原义的。那么，将人们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方法既合于常识，也符合人们使用的习惯。20世纪前期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梁启超，曾于1922年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又于1930年完成附录，称为补编。在当今社会上，很难见有介绍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专著，这是唯一的一本。梁启超所用的书名，虽然也是历史研究法，与弗领、栾玉广等一致，但他却在其前冠以“中国”二字，由此二字加以限定，人们一看就能明白，他所讲的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人文的，而非任何其他事物的研究方法。看来，为了使读者明白，在历史方法前加上限定词，如自然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等，也许更为清楚实用。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喜欢把自己所下的定义或结论看成普遍适用的真理，故往往不愿意加限定词，也许认为加了限定词以后将会缩小它的范畴和价值。这种想法是没有必要的。 （二）弗领总结的历史方法 弗领在《历史方法概论》一书中，首先注意的是选题。选题确定之后，便是搜集与此有关的史料，并对其加以分类。然后对史料开展研究，分辨其真伪，对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逐一进行研究和论定，对史料的源流也必须加以研究，告诫人们不能单纯地以史料多少判定其重要程度，因为若干史料有可能出自同一来源。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就可以根据掌握的史实来设计构造论文和专著，利用综合方法对史实进行编次，列出编写的大纲。弗领特别强调作文的方法；强调史学与文学的不同，一本书不能给两种读者阅读；强调各种史事必须要有史证。弗领是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权威，他的书中引述了大量法国大革命的原始文献，他特别强调，只有对史料进行研读才会深入领会研究方法的真谛。 弗领对史料的注脚也特别重视和强调，他指出了何种材料应写在正文，何种材料应写在注文，并指出注文完整的表示方式，还提醒不要忘记写上引用文献的页码。同时，他还指出了表示疑义的注脚和批评的注脚的表示方式。 （三）梁启超总结的历史方法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派的骨干，在政治上是一名很活跃的人物，晚年在清华大学任历史教授。他于1922年编辑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讲课时又作历史研究方法的补编，因晚年多病，由其学生记录整理成文。1996年东方出版社将二者汇编成一册，定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正编中，梁启超主要是讲史料。首先讲史料的来源，详细介绍了史料存在的各种形态，有经过系统整理编写的、有零星散落的、有遗留史迹的实物、有埋没后又重新发掘出土的，如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等。他指出，史部以外的群籍，如《尚书》《左传》《诗经》等，均是极好的史料；子部、集部诸文献，史学资料也不少；类书中前人已就其性质做出了分类，查找起来更为方便；古逸书的辑本及古逸书的出现都很值得人们的重视，此外还有金石简牍等原始资料，以及外国的著作，同样值得重视。 梁启超用了很大的精力，介绍了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他在介绍了各类史料的搜集方法后说：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者，或有为旧史家故意埋没或错乱其证据者，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十有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借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梁启超于此特别注重那些埋没不载或故意隐瞒史料的搜集。他还特别重视史料的鉴别。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与弗领是一致的，认为史料的鉴别是从事史学研究头等重要的大事。梁启超说：“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为鉴别。”误载经过论证考辨之后可以纠正，此正是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之一。至于辨伪工作，就更为困难。但既是作伪，就必然留下蛛丝马迹。他列举了十二种鉴别伪书的方法。 梁启超最后介绍了研究史学的论定编次方法，指出写史要有明确的观点，写史要条理清晰。他用很多的笔墨讨论了历史事件形成的因果关系，即形成的客观原因，从哲学、社会心理学加以分析。于此，梁启超只是反复列举历史上出现的具体史事，发表议论，对其应该如何看，等等。 附录实际上是梁启超论述史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演讲集。所以称为补编，名曰附录，实则变换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就内容的篇幅而言，正文与补编各占一半。现再对其补编作一简要介绍。 就内容而言，补编的价值绝不比正编差。正编主要介绍了史料的搜集整理、论定和辨伪等。续编才真正深入到史书如何具体写作及写作方法等。续编又分总论和分论。据该书跋文记载，续编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最后的演讲集，时间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间。由于梁启超体弱多病，无力撰稿，续编由其弟子周传儒和姚名达记录成文，经本人校阅后卒为定本。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续编总论三章，才是其论述史学研究方法最精彩的部分，是其精华之所在。第一章论述治史之目的，总结了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治、读史的方式五项。其求实、资治的治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样也影响着科技史研究的目的。 于此，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读书的方法，他说： 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 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又可以叫作飞机式的读书方法。 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这种方法又可以叫作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 鸟瞰式和解剖式并用的方法，以及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带着一两个目的阅读的方法，都是读史书的有益经验之谈，值得重视。 第二章论述史家之四长，即论述中国史学界传统的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光辉篇章，我们将在“撰写研究成果的方法”一章中专门予以介绍。 第三章是总论五种专史。这五种专史是：人物史、事件史、文物史、地方史、断代史。这是史学按人、事物性质、史事、地区、时间为系统的分类编写方法，在其分论中，就是按这五种专史的分类方法予以介绍的，今就其五种专史的研究方法逐一加以剖析和介绍。 在梁启超计划论述的五种专史中，实际只完成了“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两种，而且文物的专史也没有全部完成。实际上，在这五种专史方法的论述中，只有“人的专史”论述得较为完整和有质量，他之所以能有质量地做完这件事，正是因为这是他规划的五种专史中所熟悉的部分，其他四种专史，由于分量太大，客观上是完不成的，他的规划也存在严重缺陷，致使徒具计划而没有完成的可能。 在分论三“文物的专史”中，列有“自然科学史的做法”的纲目而没有完成研究。我觉得幸亏他没有完成，不然我们读起来是会感到失望的。由于他没有做过自然科学史的工作，勉为其事，难成正果。实际上，科技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分支，在梁启超所论述的五个专史中，都包含有科技史的内容。例如，就人物专史而言，人的专史有科学家的专史，人的全传有科学家的全传，人的年谱有科学家的年谱等。其他四项专史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四）文献的搜集整理方法 古代文献是我们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记载了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对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是科学技术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以冶金史的研究为例，介绍文献的搜集整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献中有关冶金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冶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的孙淑云和柯俊先生在介绍冶金史研究方法时，对冶金史的文献搜集和整理进行了介绍： 东汉《越绝书》记载了战国初期吴越著名冶师欧冶子、干将、莫邪的事迹被近代出土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技术水平所验证。宋代洪咨夔撰写的《大冶赋》全文2671字，以“赋”的文体记载了当时饶州等地的金、银、铜的采、冶技术和铸钱工艺。其中“黄铜”法记述了有关硫化矿石开采、焙烧、冶炼、提银等全部工艺过程，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记载硫化铜矿火法冶炼冰铜和铜的文献。《大冶赋》还记载了宋代水法冶铜技术的兴起、发展、传播的过程，其中技术上将“浸铜”“淋铜”分别作为单独的炼铜技术并立记载，使宋代其他有关水法炼铜文献中的混淆得以澄清。其中有关当时各炼铜场设置及管理机构的记录，是研究冶金手工业发展史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各种工艺技术，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有关冶金的记载涉及各种古代金属矿产的开采、冶炼技术，特别是关于炼铁和炒钢两步并联的连续生产工艺、用生铁水灌入熟铁的“灌钢”法等工艺技术的记载，具有一定价值。 但是古代文献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古代文献只记载了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无文字的历史还要靠考古发掘来补充。其次，古代文献是古代读书文人的遗作，像冶金这样的工艺技术，在封建社会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文人们一般是不屑于记载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些精艺、绝技往往是家族相传，对外保密，一般不会见诸文字，致使失传。再次，由于各种原因，文献严重失传，如宋代张甲所著《浸铜要录》、明代傅浚的《铁冶志》等重要冶金专著都已佚失。另外，由于文人们没有亲自从事工艺实践，也不会长期深入生产现场调查，所以记载的生产过程和工艺技术往往存在偏差。像宋应星这样热衷于工艺技术的知识分子很少，能够深入实际调查实属不易，但所著《天工开物》中对某些工艺记录的错误和疏漏仍然不少。洪咨夔写《大冶赋》，由于“赋”的体裁限制，所记仅为原则性的工艺流程，而未有重要的技术数据，加之文辞华丽古奥、引经据典，令今人阅读起来非常困难。 因此，古文献搜集整理虽然是冶金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法，但由于存在以上种种局限性，单靠古文献是不能系统、全面了解古代冶金技术的。 我国近代开始到20世纪初的地质矿产调查，多是由受了科学教育的地质、冶金工作者进行的，因此调查报告和资料较之古文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不仅对发展我国的采矿冶金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人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关于镍白铜的产地、规模和数量，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有不少记载，但关于生产技术的描述甚为含糊。如清同治九年刻本《会理县志》中记有煎获白铜需用青、黄二矿搭配，虽指出冶炼白铜的原料，但未言及冶炼过程，亦不知青、黄二矿为何物。而查阅我国早期的地质资料，就会发现所记内容不仅明确而且多用专业名词，使今人极易懂。如于锡猷先生于1940年写的《西康之矿业》中对生产镍白铜的矿产有如下记载：“会理镍矿发现后，即有人用铜矿与之混合冶炼，然不知其为镍，故呼之为白铜矿。人从其带有黑色，又呼之为青矿。”他还详细记述了镍白铜的冶炼过程，为后人研究古代镍白铜的冶炼工艺提供了清晰的流程。从中不仅可知镍白铜的原料配比、冶炼设备，还知道冶炼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以及冶炼步骤。 ★手把手演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法★资深学者数十年研究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