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作者简介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内容简介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 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 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 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 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 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 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 将。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 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 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 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 ，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地 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 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 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 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 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 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 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事的 机会刺杀了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 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地拿下 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 名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 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 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 ，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 ，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 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 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 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 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 池再交还给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 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 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 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 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 。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 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 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 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 ，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 ”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 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 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 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 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 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 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 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 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 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人 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 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 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 “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 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 ”，“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 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 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 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 ”。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 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 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 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 ，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 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 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 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