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多维透视/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作者简介

鲍鹏山，1963年生于安徽六安，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教于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现供职于上海电视大学。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以尽量感性的文字把研究所得发表出来。出版相关著作数部。作品被选人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经历：安徽、青海、上海。 身份：农民、学生、教师。 生涯：种田、读书、教书。

内容简介

四 道德与权力，往往是政治的两翼。谈了韩非子对道德的见解，就不能 不谈他对权力的看法。以韩非子的敏锐，他不可能不发现权势的重要。在 《功名》一文中，他说明智的君主立功成名必须依赖四个条件：一是天时 ，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即势位。聪明的读者会很快看出来，这四点中 真正重要的还是势位。因为天时可遇而不可求；人心只是政治的后果，是 政治争取的对象或目标；技能才智是内在的，也往往是先定的。唯一一个 主动的、可资利用为政治工具的，只有势位。韩非子说：“有才无势，虽 贤不能制不肖。”又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 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可见才能道德都不是权势的对 手。在《五蠹》中，他还说，孔子，是天下的圣人，可是追随他的也就只 有七十几个人；而鲁哀公，不过是一个下等的君主，但他南面君国，境内 的百姓没有敢不服的，连孔子本人也只好做他恭恭敬敬的臣子，而他却高 高在上的做孔子的君主。可见在义势之间，势几乎是必胜的，而义简直无 胜算的可能。一般的人性弱点，是易于服从于势，而很少有真正倾心向义 的，尤其是在利害选择面前。既然势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深刻的韩非子， 当然是看出了权力的危害以及权力已经造成的种种罪恶。在先秦诸子中， 系统地阐述权力危害的，就是韩非子，在他极重要的论文《难势》里，他 假借慎子及两位批评者，对权力的危害及消弥，进行了具有真正意义的探 讨。慎子极称权势对于政治的重要，而发难者却指出权力的两面性——“ 便治而利乱”——便于治天下，也易于乱天下!确实如此。权力，只是一个 事实，我们无从回避它，无从评判它，因为它无价值取向。而什么样的社 会力量或个人掌握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运作权力，这才是一个问题，才 有讨论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韩非子又有他一贯的对人性的悲观，他认为 ，根据人性，贤良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所以，权势落入不肖人手中的可 能性与次数也会较多，这样，权势所起的作用，当然是治天下的时候少而 乱天下的时候多。而邪恶的人一旦得到了权力。韩非子说，那就如同老虎 又添上了翅膀，将要飞人通都大邑，挑选着人来吞食了。桀纣筑高台，挖 深池，耗尽民力，设置炮烙之刑，残害人命，不就因了他们有天子的权势 么?假如他们只是一个平民，他们还没有做一件坏事，就被制止了，韩非子 假借这位发难者之口，尖锐地指出：“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 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到这里，韩非子实际上已经深人到权力内核了。池田大作说，权力天 然具有反民众的特性，人类必须永远警惕权力的罪恶。如果我们极端地说 一句：权力是万恶之源，是不过分的，因为权力至少可以助纣为虐，使人 性中的恶不受制约地肆虐! 那么，对于权势这个客观存在，我们怎么办呢?像无政府主义那样抛弃 它吗?在贫瘠的黄河流域，那瘦薄的黄土上绝不可能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苗苗 。那么，只有两条路了，一条就是儒家的贤人政治。如果权势如马车，那 我们就等着一个贤人来驾御它吧。这也是韩非子的老师荀子的对策，但这 想法太幼稚，我在前面写孔子、孟子、荀子时已一再指出过。如果把问题 简化一下，那就是，如果没有贤人，或恶人多贤人少，那我们就听天由命 地任由恶人作践我们，把我们引上绝路吗?还是引用韩非子的话来问更明确 ：如果中原地区一个人落水了，我们一定要等着南方越国会游泳的人来救 他吗?所以，我想，儒家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至 多搞一些道德宣传。这显示出儒家在政治体制构想方面，是实足的无能、 无知与不负责任，是孱头政治。偏他们由于无知而湖涂胆大，仗着他们蜡 制的道德长矛，要喝退一切邪恶。据新儒家的宣传，这蜡制的长矛还将要 拯救整个世界于水火之中哩。 而另一条路就是韩非子给我们指出的：“法势并治”!以法来约束权力 !他说，一般的君主，如果能够拥有权力而又能守法，以法治国，就不仅可 以避免权力的危害，而且可以治好天下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这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光这一点，就已远 远超过当时的儒墨道等等各家了。因为他至少指出，权力，是需要有所约 束的! 但韩非子的这种思想仍是天真的。不管认定人性恶，惨礅少恩的韩非 子多么不惮于用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人，他还是比君主们天真善良：他一厢 情愿，充满美好愿望地认为，君主们都是能自觉地甚至乖觉地守法的，是 遵纪守法的模范，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但事实上，“以法制权”，有两个 先天性致命的缺陷，一是，假如有权势的君主们不守法，无权势的大众又 能怎样?只能起义，实行暴力革命吗?那这套政治构想也就随之破产了。二 是，这“法”，是由谁来立的呢?又有谁来执法呢?如果立法的是君主，执 法的又是君主，这“法”又怎么能约束君主呢?这也恰好就是荀子宣称“有 治人，无治法”的根据。问题在于这种“法”，是在体制之内还是独立予 体制之外?如果是在体制之内，那它确实避不开荀子的怪圈。《管子》早就 一言道破此种尴尬：“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七法》)任何一 国都有法，但都没有保证这些法一定得到遵循的法!这实际上已朦胧地意识 到了，要使法律得以无碍地运行，必须建立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法律运行机 制。但韩非子在这里止步不前，甚至后退一步：把法置于权力之下。这就 痛失一次接近真理的良机了。 显然，遏制权力，光靠没有保障一定得到遵从的法，或体制之内权力 之下的法，还远远不够。韩非子想到了应当约束权力，遏制权力的滥用， 但他又是一个尊君抑臣的独裁者、集权者，他决不可能想到“以权力约束 权力”，他甚至不能容忍君臣共同治国，当然不能容忍臣子分得君主的权 力，尤其是互相制约的权力。而这一点，比他早近一百年的古希腊的亚里 士多德，已想到了，并大胆地肯定了。集权主义者韩非子，最终还是走回 了他老师荀子的老路：苟子为抑制人性恶，竟荒唐地想到用加强权力的方 式来解决之；韩非子看到了权力的罪恶，也想到了权力应当有所约束，但 他仍在那里鼓吹集权!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不能产生分权思想呢!这难道仅 仅是我们思想家的过错吗?人们会说，在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时，集权或中 央集权有利于集中力量来战胜自然。这是导致中国几千年专制思想一直走 红盛行的原因。但是，我们能否反过来想一想，高度的统一(包括思想统一 )真的能使一个民族强大有力吗?长期的集权专制，不是恰恰使一个民族愚 弱贫穷，从而非但不能增强，反而大大削弱了其改造自然的能力么? P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