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新知文库

作者简介

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 1934- ），美国心理学家，加州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1991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并被列为二十世纪百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主要研究情绪的表达及其生理活动和人际欺骗等，是这一领域主要的专家，在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曾研究过新几内亚部族、精神病患者、间谍、连环杀人犯和职业杀手等的面容。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执法部门、反恐怖小组等政府机构，皮克斯（Pixar）、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and Magjc）等著名动画工作室常常请他作情绪表情的顾问。英美的电视节目也常常向他咨询，甚至请他到节目中现身说法。他共编著有十三本书。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导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 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 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 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 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 ）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 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 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 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 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 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 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 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 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 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 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 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 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 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 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 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 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五 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 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 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 人”。 15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 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 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 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 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 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 ，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 ？。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 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 ，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 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 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 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 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 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 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 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 。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 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 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玛丽，四十二岁，家 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 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 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 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 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 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 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 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 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 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 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 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 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 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 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 丰富的老手。。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 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 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 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 ，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 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 ，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 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 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 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 —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 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 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 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 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 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 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 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 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 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 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 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 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 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 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 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 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 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 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 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 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 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 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 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 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 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 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 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 她当时是否自愿？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 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 ，两个美国的友邦国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 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 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 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 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 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 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 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 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 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 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确知，只要是说 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 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 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 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 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 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 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 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 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 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 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 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 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 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 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 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 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 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议时，她 说：施骗方与受骗方都在赌，使得错误持续地发展下 去，双方都抱有幻想，以为对方不会违反协议。希特 勒操弄英国害怕军备竞赛的心理，成功达成一项海军 协议，已经使英国（在未与法、意等国磋商的情况下 ）默认了《凡尔赛和约》的改写；当新的协议又受到 破坏时．这种害怕军备竞赛的态度，使英国再度乡愿 地不去面对违反协议。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 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 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 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 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 果；对妻子不忠的行为，即使心里有数，却不予拆穿 ，为的只是避免一旦摊牌，事情就失去转圜的余地， 只要什么都不说，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着 一线希望——或许只是自己错怪她，她根本就没有外 遇。 并非每个受骗者都因为一厢情愿，有时对谎言的 线索视若无睹或予以纵容，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有 的人抓谎，只是为了抓谎而抓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 人，唯一可能的损失就是被骗，跟承办贷款的银行职 员一样，对他们来说，揭穿骗局与厘清事实都只是善 尽职责而已。误信谎言或予以拆穿，被骗的一方通常 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过所得与所失往往是不相 称的。玛丽的医生相信她的谎言，所冒的风险并不大 ，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医生可能因此而得到 某种声誉；万一她并未真正好转，医生的损失也不大 。与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风险， 因为他并没有对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断作出公开保证， 毕竟一旦发现患者说谎，该判断就会被证明是错的。 那样的话，他受到欺骗时的损失将远大于患者诚实时 他所得到的收获。而对于张伯伦来说，1938年的一切 显然都太迟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实，如果除了战争 ，无法阻止他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政治生涯将就此 告终，而他自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也将就此爆发。 除了张伯伦的一厢情愿之外，希特勒的谎言之所 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不需要掩饰任何强烈的情绪。 大多数谎言之所以穿帮是因为压抑的情绪泄了密，和 谎言有关的情绪越强烈，情绪的类型越多，就越容易 出现某种形式的行为线索。希特勒毫无罪恶感，罪恶 感这种情绪使谎言倍加脆弱，不仅它本身能泄露形迹 ，而且会使人因内心不安而犯错，以致被人识破。在 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曾让德国饱受战败的耻辱， 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他当然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与玛丽不同，希特勒既没有与对方共享重大的价值 观，也没有任何尊敬或 钦佩对方的感情负担。玛 丽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一则是她想要自杀的绝望与 焦虑，二则是对医生说谎，她有一万个理由产生罪恶 感，因为她喜欢并尊敬他们，深知他们只是要帮助她 而已。 正因为如此，面对有自杀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 想要找出说谎的行为线索，远较面对外交人员或双面 间谍来得容易。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罪犯或 谍报人员的谎言都无懈可击，有时候犯错在所难免。 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们可以评估出，发现说谎线索 或者因没发现而被误导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对于那些 想要识破政治谎言或犯罪谎言的人，我的忠告是：关 键不在于是否忽略了行为线索，而在于保持高度的警 惕，知晓风险并抓住机会。 虽然关于说谎的行为线索已有一些证据，但仍不 十分成熟。针对说谎方式、说谎原因以及谎言的瑕疵 ，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据相关的谎言实验，以及史实 或小说所进行的，但是这些理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验 和批评意见来检验。现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终确定就 付梓成书，实在是因为抓谎者不能再等了，为失误所 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抓出说谎者的非口语线索已经 刻不容缓。“专家”不熟悉采证与诘问技巧，就仓促 披挂上阵参加陪审团和求职面试，其间的风险不问可 知。有些使用测谎仪的警察与专业测谎人员，虽然学 过说谎的非口语线索，但据我所见，他们所用的训练 教材有半数信息都不正确。海关官员都要上一门课， 讲授如何辨识走私的非口语线索，据称就是拿我的研 究作为教材，虽然我一再要求过目，所得到的回答却 一成不变，每次都是“我们会马上回复您”。至于谍 报人员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秘密 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国防部之邀，讲解抓谎的机会与 风险，知道他们对于此类问题甚感兴趣，但自那次以 后，虽然风闻有关工作已进行，我也曾致函相关人员 ，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无可奉告。我所担心的 是，“专家”闭门造车，而学界则吹毛求疵，本书应 可为他们厘清抓谎的机会与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针对重大谎 言，我深信，检视说谎或说实话的方式与时机，将有 助于理解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与谎 言无涉的机会极少，生活中总是难免会说谎，譬如父 母亲跟孩子谈到性，认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谎 言打发。反过来说，由于父母的排斥，进入青春期的 孩子对性方面的冒险，也总是能瞒就瞒。此外，在朋 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师生、医患、夫妻、律师与 委托人、业务员与客户等关系中，谎言也可以说是无 处不在的。 谎言之于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几乎涉及人类的一 切事务，所以多予理解实属必要。这种论调或许有人 嗤之以鼻，认为凡是说谎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不 敢苟同。要求人们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得说谎，未 免简单粗暴；要求对于任何谎言都应予以拆穿，也未 免会欺人太甚。专栏咨询家兰德斯（Anne LaJlders ）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 使人痛不欲生。”尽管谎言也伤人，但并非全都如此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 所宣称的那样多。某些社会关系，全因彼此保守秘密 而得以相安无事。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 ，任何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 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某些谎言是无害 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或 第三方造成羞辱。但这一切都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并 且事前需要讨论很多其他问题。下一章我们将从谎言 的定义开始，讨论谎言的两种基本形式和说谎线索的 两种类型。 P1-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