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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七九年所读的中文系“现代文学史”， 现在看起来只能算是一部十分简陋、偏枯的“左翼 文学史”。在这样的文学史里，当然是没有钱锺书、 张爱玲、沈从文、路翎、穆旦们的座位的。因此像李 长之先生这样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那时简直就是闻 所未闻。几年以后，我也开始给学生讲授现代文学 课程，接触了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特别 是香港司马长风编著的那一部），视野渐渐开阔一 点，这才大致知道他原是一位山东老乡，写过关于 鲁迅的批评著作。但他的书，仍然没有拜读的 机缘。 前不久，我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库中发现 一册书页已经发黄的“老书”，书名是《迎中国的文 艺复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民国三十五年的上 海，作者正是李长之先生。该书除“自序”外，共收 入二十二篇论文（包括附录七篇），大多作于抗战时 期的重庆。查辞典，知道李长之先生时任中央大学 教师，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同时还担任着国民 政府 的研究员。 但翻阅该书，却又发现所谈并非文学批评，而 是文化建设。李先生围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 法，对五四文化运动的估价，对未来的文艺复兴的 期待”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李长之先生为何在抗战时期突然对中国文化 建设产生了那么浓厚的兴趣呢？不妨引述一段他 的“自序”作参考：“但是当我慢慢看到，不，是意 识 到，中国的抗战已经胜利在望了，于是想到战后的 一切建设。在那百废待举之际，文化的建设岂是可 以忽略的？在我们这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似 乎至少应该对文化建设的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这 样一想，便一度想把书名改为《建设的中国文化 论》。然而觉得太泛，代表不了书意。我的中心意 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 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 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 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 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 治上的严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 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 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 复兴》！” 读过这段话，李长之，一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 复兴充满憧憬和期待的热情学者的形象，似乎已经 站立在我的眼前。 《论大学教育之精神》是《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的一篇短论，原题为《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 精神》，专门谈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期望。 李先生用“大”和“学”二字概括他理想中的现 代大学教育的精神。“大”是指“眼光大，胸襟大， 目 标大，风度大，体魄和智慧大”。他用这六个“大” 表 示对中国的大学培养出身体健康、目标高远、雍容 通达之人才的深厚期望。 而对于“学”，李先生认为应有两个含义：一是 “大学生应该以学为第一位”，目的是“中国在知识 各方面，还处于一个需要急起直追的时代，我们实 在不忍得把中国的进步再往后拖延了！为中国民 族的命脉计，大学生应该负一点应作的责任”。二 是阐明“学”的内涵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则是 “客观，体系，思辨，精确”。为此，李先生断然否 定 了种种非科学的做法，倡导：“在科学里，我们一切 将得其平，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无所谓人我， 无所谓心物，无所谓左右。我们争的只是‘是非’！ 是非也不是笼统的，乃是一事之中有是有非，我们 却应一律采长舍短。” 这是多么开放、多么健朗的民族复兴理想！ P1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