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非汉语文书研究/欧亚备要

作者简介

芮传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中央欧亚史和游牧民族史等。撰写学术专著十余本、学术论文百来篇，并有学术译著七八种。

内容简介

导　言 公元三世纪中叶，摩尼教创建于西亚。它虽然一度成为萨珊波斯王朝的“国教”，但是其合法的“兴盛时代”不过维持了三十年。嗣后，摩尼教教徒以实际上的“避难”形式，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管辖的埃及等地，以及东方的中亚等地得以继续存在了数百年。公元八世纪，借助于回纥统治阶层的信奉，摩尼教在回纥汗国以及中原唐王朝境内又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过寥寥数十年而已。此后，世界各地的摩尼教，不是完全销声匿迹，就是彻底改头换面，迥然不同于其最初面目了。就中国而言，虽然后世所谓的“明教”通常被认为即是早期的摩尼教，但是二者的教义、经文等，似乎已经相差甚远。职是之故，无论是西方的伊朗、埃及等地，还是东方的中亚、中国等地，从此不复有名正言顺和堂而皇之的“摩尼教”的宗教活动，乃至世人对这一曾经的“世界宗教”的关注也几乎不复存在。 直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德国的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宗教改革后，天主教的卫道士们将“摩尼异端邪说”的诬蔑之辞加诸其身时，“摩尼教”的概念才再度引起欧洲人的注意。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在中国的敦煌发现数件唐代的文书残片，并且鉴定为摩尼教经典后，才开始利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摩尼教的来龙去脉作一些介绍和若干资料增补。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于摩尼教研究的日益重视和逐步深入，中国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摩尼教的介绍和研究中。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假以时日，它必将有力地推动全世界的摩尼教研究学界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在中国境内，不仅在敦煌发现了三份重要的摩尼教汉语文书，还在吐鲁番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摩尼教非汉语文书残片，它们构成了研究摩尼教的全部原始资料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比较遗憾的是，当前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摩尼教时，仍然以利用汉语资料为主，而对数十甚至更多倍于汉语资料的大量非汉语资料，却使用寥寥；即使对百年之前见于本国境内吐鲁番的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粟特语、突厥语等文书资料，也很少予以关注和利用；遑论对见于埃及的科普特语文献，摩尼同时代人撰写的拉丁语、叙利亚语文献，以及稍后阿拉伯史家著述等的使用和研究了。 中国的摩尼教研究者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和研究除汉语文书之外的，为数众多的其他十来种非汉语文书，那么就很难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更谈不上在摩尼教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出于试图稍稍改善这一局面的愿望，笔者不揣谫陋，挑选几种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非汉语的摩尼教本教和教外文献，对其全文或部分予以翻译、注释，并作若干研究。希望能为中文学界提供更多的研究摩尼教的原始资料；同时，也抛砖引玉，希望把摩尼教研究引向更深入的阶段。 摩尼最引以为豪的本教优点之一，是他作为教主，在世之时就亲自撰写了不少著述，从而使得摩尼教的教义能不经曲解地直接传授给后世信徒；这是此前任何宗教的教主所无法做到的。一般记载都声称摩尼的亲撰著述有七部，大体是《伟大生命福音》（The Great Living Gospel）、《生命宝藏》（The Treasure of Life）、《论文》（Pragmateia）、《神秘经》（The Mysteries）、《巨人书》（Book of the Giants）、《书信集》（The Epistles），以及《赞美诗与祈祷文》（The Psalms and Prayers）；虽然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主体部分是相同的。不过，这应该只是泛泛而言，并非确指“七部书”，因为不少说法都没有把摩尼的亲撰著述《沙卜拉干》计算在内。而《沙卜拉干》却是摩尼首次公开布教时，呈献给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的教义诠释经典，以此来博取波斯最高统治者对摩尼教的理解和支持；它对于摩尼教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如今见到的，相对说来比较“完整”的《沙卜拉干》文书，是用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撰写的抄本；有的学者认为，摩尼最初是用阿拉米语（Aramaic）撰写该文献的，后来则被译成了中古波斯语。这一文书不仅被摩尼教本教的徒众奉为经典，也受到教外人士的关注和重视，例如，七百多年后的阿拉伯史家阿尔纳丁（Ebn al-Nadīm，有可能是波斯人）在其著述《群书类述》（Ketāb al-fehrest）中介绍摩尼教的情况时，还两度提到《沙卜拉干》，并在其“俗世消失之后的来生情况，对天堂和地狱的描述”一节中大段转引了《沙卜拉干》的内容。 中古波斯语的《沙卜拉干》文书是百余年前在中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被发现的，与之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与《沙卜拉干》内容相关或不太相关的其他中古波斯语文书残片，以及也属摩尼教的大量帕提亚语、粟特语、突厥语文书。通过它们，现代人得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古代摩尼教—尤其是在东方传播的摩尼教—的教义，以及教徒宗教生活的具体状况；其中一例，便是长篇的突厥语（Turkic）文书X uāstvānift，它是供摩尼教之“听者”（即世俗信徒）使用的忏悔书。又如突厥语文书TM 276，描绘了回纥可汗如何信奉摩尼教的过程，则对于回纥汗国之摩尼教流行史的研究有着很大参考价值。 摩尼在世之时，不仅在波斯境内布教，还派遣自己的弟子们前赴境外各地传教，东方抵达中亚等地，西方则达欧洲、北非等地。因此，他们在布教之地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载残片。就西方而言，迄今所见篇幅较大的数部摩尼教本教文献，是二十世纪在埃及发现的科普特语（Coptic）著述，最著名者是《克弗来亚》（或称《导师的克弗来亚》，英文名作The Kephalaian of the Teacher）。此书应该是由摩尼的第一代弟子根据摩尼的亲口演讲笔录而成，故成书的时间很早，当在三世纪的下半叶。该书的优点不但在于内容重要—几乎涉及了摩尼教的全部根本教义，还在于保存良好，残缺不多。更有一个长处是，它的篇幅不小，仅就已在1995年被译成英文的第一部分来看，容量已达300页；况且，尚未完全刊布的第二部分（题为《我主摩尼智慧的克弗来亚》）也有与之相仿的篇幅。 另一部科普特语著述是《赞美诗集》（英文名作Psalm Book），大约撰成于公元四世纪的中叶或下半叶。全书的作者不止一位，其中包括摩尼早期的门徒赫拉克雷德斯（Heracleides）、继承者托马斯（Thomas）等，只是抄写者为同一个人。就早在1938年出版的该书第二部分的篇目来看，有“庇麻赞美诗”、“耶稣赞美诗”、“赫拉克雷德斯赞美诗”、“托马斯赞美诗”等章节，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尽管它总的篇幅不及《克弗来亚》，残缺程度也严重一些，但是作为摩尼教的本教资料，此书仍有着不可小视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部篇幅较大的科普特语文献是《布道书》（英文名作Homolies），约成于公元五世纪；其内容涉及摩尼之死和摩尼身后的摩尼教境况。原文书的一小部分在1934年被译成德文出版，至2006年，又有了更高质量的英译版。遗憾的是，原文书的大部分已经完全损毁，无法辨读。尽管如此，留存下来的《布道书》仍然有着很大的文献价值。 有关摩尼教的文献资料，除了所谓的“本教资料”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教外资料”，即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出于“驳斥异端”之目的而撰写的批判性著述；当然，也有比较客观地实录其历史和教义者。在这类资料中，较早并且很有名望的一部著述，是罗马帝国北非省之希帕（Hippo，在今阿尔及利亚）的基督教主教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驳斥福斯图斯（Faustus）的一部书《答摩尼教徒福斯图斯》（英文名作Reply to Faustus the Manichaean）；原书为拉丁文，约撰成于公元400年前后。 奥古斯丁年轻时曾信奉过摩尼教将近十年之久，后来则改宗基督教，十分虔诚。他与福斯图斯的论战，始于后者对《圣经》之《旧约》的攻击和对《新约》的曲解，当然，也触及了奥古斯丁数年前所撰著述中的观点。由于奥古斯丁对于摩尼教的教义相当熟悉，因此在与福斯图斯辩论时的言辞十分犀利，当然也很刻薄，有时甚至不免情绪化。但是，从他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有关摩尼教的教义和其他情况，却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因此，这部多达33卷（Book）的著述就成为后世了解摩尼教的重要“教外资料”之一。奥古斯丁的反摩尼教著述不止这一部，所以，在二十世纪初以降，中国吐鲁番的伊朗语、突厥语文书以及埃及的科普特语文书等大量摩尼教“本教资料”被发现以前，奥古斯丁的众多著述始终是人们了解和研究摩尼教的主要依据和文献来源。 实际上，在奥古斯丁出生（354年）之前，即公元四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有一部基督教徒批驳“异端”摩尼教的著述面世了。此书题为《阿基来行传》（Acta Archelai），作者署名“海格摩纽斯”（Hegemonius），声称他受托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卡尔恰尔城（Carchar）主教阿基来（Archelaus）与异教领袖摩尼进行辩论的事迹。全书共分68章，篇幅不小；不过，其中的许多情节，包括所谓的作者海格摩纽斯，恐怕都是虚构的。尽管如此，书中转述的不少摩尼教教义，以及有关摩尼生平的某些—不是全部—描绘，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根据的。所以，此书同样是涉及摩尼教的重要的“教外资料”之一。据说此书最初是用叙利亚文撰写的，后来则译成希腊文。现代所见最为完备的版本则是拉丁文抄本，大约成于公元四世纪末；如今，尚有少量希腊文片断也还保存着。 与上述两份“教外资料”相比，叙利亚文的《注疏集》（英文名作Book of Scholia）虽然也是将摩尼教作为“异端”记载，并且在文首声称“在此……插入一点有关不信神的摩尼的虚假说教和亵渎神灵的言辞，以羞辱一下摩尼教的信徒们”，但是它在正文中叙述的主体内容，却未见情绪化的谴责和批驳之辞，从而可以视之为有关摩尼教创世神学的比较可信的“教外资料”。此书由八至九世纪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士西奥多·巴库尼（Theodore Bar Kōnay）撰写，成于791—792年。全书共分十一讲，涉及逻辑学、语法、神学、反异端之解释等方面；其中，第十一讲对伊朗研究最具价值，谈及古伊朗的许多教派，而最为重要者即是有关摩尼教的资料。它似乎是直接引自摩尼的著述，故成为后世探讨相关领域的权威资料。 与《注疏集》风格类似的，是公元十世纪阿拉伯史家阿尔纳丁撰写的《群书类述》。此书大概在987年撰成，语言为阿拉伯语。该书旨在将作者当时所见的一切书籍、文章、笔记编目，作阿拉伯语的简介，从而发展成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不仅集中了十世纪巴格达穆斯林学者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记录了宝贵的古代文化遗产。有关摩尼教的介绍，列在此书的第九章，涉及摩尼的生平及其诸多说教。这段文字篇幅不小，并且是最为广泛、全面和可靠地谈及摩尼教情况的“教外文书”。即使在大量的摩尼教本教文献被发现之后，《群书类述》的参考价值依旧不减。 以上提及的，只是摩尼教非汉语文书中的部分主要者和重要者；若就数量而言，更是只占极小的比例。由此可见，中文学界研究摩尼教，如果能够除了中文资料以外，再尽可能多地利用一点拉丁文、希腊文、科普特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突厥文资料，那么，将能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摩尼教，解决更多学术问题。正是出于这一宗旨，本书以译释摩尼教非汉语文书为主，辅以初步的研究，以为中文学界提供若干非汉语的古文献。 为中文学界提供了系统摩尼教文献资料的大成之作 。本书对多种摩尼教非汉语古文献做了详细译释和研究，语种涉及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粟特语和突厥语等。首次较为系统地为中文学界提供了珍贵的摩尼教文献资料，也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