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经济学导论

作者简介

洪朝辉，美国经济史博士。长期在美国高校从事美国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制度转型的教学与研究，现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经济史终身教授。著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等，并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何为适度经济学 过去250年，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哲学影响下，构建了五条通向适度经济学的桥梁，它们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平衡供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制度经济学的演化发展、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文化经济学的共享价值。这些理论所显示的“平衡”“均衡”“演化”“有限”和“共享”，正包含了适度经济学的五大基本元素和哲学概念。 一、定义 为了便于读者尽快简要了解何为适度经济学的ABC，笔者在此先对适度经济学的定义和内涵做一个超前交代，具体论述将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中予以展开。 大致而言，适度经济学可定义如下：适度经济学旨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适度因素，其内涵是寻求资源供需平衡、市场价格均衡、制度演化安排、行为有限理性、文化价值共享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政策。适度经济学包括不及、过度和适度三大维度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它体现在作为经济主体的民众，也体现在作为经济客体的市场，更体现在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政府、集体、企业、社区、制度、文化、道德、科技和国际等因素。其宗旨是导正经济主体的过度保守或过度自由的意识和行为，纠偏政府政策的过度干预或过度放任，协调市场的过度任性或过度停滞，并在民众权利、政府权力和市场资本三者之间，寻求中道、中和与共生同长的经济资源与机制，共同构建平衡、均衡、演化、有限理性和共享的经济制度和适度社会。 二、思想要素 除适度经济学定义之外，我们需要讨论适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要素。一般而言，一门经济学由其特定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政策四大部分构成，但其思想是纲领，是重中之重。只有理解了思想的真谛，才能更有效地认识和分析各个经济学派的特点和异同，进而帮助经济主体保持清醒、定力、理性和平衡。但在理解适度经济学思想之前，有必要厘清何为思想要素的主要成分。所以，笔者希望通过借鉴东西方思想的核心内容，将“醒”“悟”“理”“道”四大要素，融入适度经济学，借以理解总体思想和具体适度经济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和逻辑关系。 思想的第一大要素是醒(awakening)，也是讨论适度经济学思想的一大要素。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对思想觉醒做出了很大贡献，其做法显示出思想的觉醒至少有三大要点。 一是极问，以问促醒。苏格拉底习惯对学生不断提问、追问、逼问。比如，他在与学生艾先斯(Aeschines，前390—前314)讨论何为幸福时，前后发问了22次。在极问过程中，苏格拉底其实在教导学生，任何知识都是可以被质疑和挑战的。基于这种境界，他才有可能培养出大哲学家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进而柏拉图才有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这样“犯上”的学生，说出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传世名句。这种“以问促醒”的启示在于，对于任何主流和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我们都要敢于和善于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通过发问、疑问和质问，挑战经典，不断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这也是适度经济学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 二是辩论，以辩促醒。苏格拉底的特长就是通过对话和辩论，不断阐明自己的观点，凸显对方的自相矛盾，促使对方修正原先的观点，接受自己的论说，由此就能起到振聋发聩的催醒作用。尤其是他习惯通过悖论式的陈述，促使学生警醒与反思，如著名的美诺悖论(Menos Paradox)。 类似悖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出现，有助于激发经济学家进行深层思考，有效解释和解决由悖论所导致的困惑和困境，并由此思考和推出新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如适度经济学，解决不断涌现的经济难题。 三是启蒙。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哲学家代表光明，因为他们有能力将愚昧的众人唤醒，开启民智。他的学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记载的洞穴比喻(Allegory of the Cave)，就是要求民众在黑洞中转身，而且要敢于走出黑洞，学会转向，而不是安于落后的现状，谨守传统的舒适区，拒绝光明自由的选择。但这个“洞穴比喻”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人类需要持续不断地转身、转向和转念。而且，这种创新不一定是线性地从黑暗走向光明，再从光明走向更大的光明，而有可能是循环转向，从黑暗到光明，再从光明回到黑暗，但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辩证的扬弃。这正是适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三角形范式和循环思维的哲学渊源。 思想的第二大要素是悟(enlightment)，也是适度经济学思想由醒入悟的一大表现。苏格拉底式的醒是人类思考的起点，而具有东方特色的悟性思维方式，则有助于提升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作为第二大思想要素的“悟”大致包含了三层意思。 一是心悟。东方的儒、释、道都推崇“悟”心，儒家视心性本然为悟性；佛家禅宗，提倡觉悟所在的悟境；道家则推崇虚心的悟道。悟性、悟境、悟道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精髓。二是觉悟。旨在透彻了解表面和暂时的现象，找到自在、笃定和基本的方向。觉悟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唯有觉悟，才能识明理、观天下、通思想。三是通透。“通”是指知识的广度：贯通古今，贯通中外，贯通左右。只有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才有可能达到通达境界。“透”是指知识的深度：透析深刻原理，透视复杂现象，透彻发展奥秘，清澈透明。而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虚及实是大彻大悟的根本。 所以，在思想层面，“醒”而不“悟”，等于无觉无悟；“通”而不“透”，只是一知半解。适度经济学思想的感悟需要心悟和觉悟，旨在通透观察和比较各主要经济学派的特点。如此，才能悟出自己的独特观点与方法。 思想的第三大要素应该是理(reason)。除“醒”“悟”能力以外，人类思想还需要整合“醒”“悟”的各种要素，归纳成理，建立抽象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同时，“理一分殊”，要从“理”中演绎万物，并以一己之心，推及众心之理，从个别到一般。这样，来自归纳与演绎双向努力的“理”，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理性。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推崇完备理性，善于使用实证和实验等方法，理清和理顺事物的前因后果，排斥偏见与极端。但在极性对立的现实世界中，理性日益成了人类社会的稀缺资源，而适度思想正是支撑理性的重要杠杆，很多非理性、极端性、荒诞性的不适度言行，就是由理性的缺乏导致的。 二是逻辑。西方的逻辑提倡“同一律”，反对似是而非；还主张“矛盾律”，没有什么事物既是它，又不是它；而且，西方逻辑学更热衷于“排中律”，如果A为真，那么非A就是假，不存在半真半假的可能，黑白两极、泾渭分明。逻辑就是对事物关系做出判断的思维升华，讲究确定性和条理性，排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等逻辑不自洽，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综合和呈现“理”。 三是科学。科学的精髓是“发现”(discovery)，而不是发明(invention)，科学的一大目的在于发现已存现象的规律。所以，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存在本质不同。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曾提出一大困惑，为何近现代科学大多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因为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不是科学发现，而是科技发明。\[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虽然改变世界的功臣是“发明”，但真正认识世界的原动力来自“发现”，“发现”是“发明”的前提，科学是技术的基础。 很显然，理性、逻辑、科学是传统经济学安身立命的基础，但现实生活中缺理性、少逻辑、不科学的现象，比比皆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正好赋予适度经济学出现和发展的机会。如何平衡经验科学与实验科学、经济理论与客观现实、保守思想与激进行为、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就需要思想的力量和适度经济学的创新。 思想的第四大要素(Dao)。很显然，“理定而后方可得道”，“得道先须得理”。尽管“理”很重要，但相对而言，理浅道深，理方道圆，理清道玄，理简道繁，“道”中深藏着人类的智慧和思想，而不仅仅是知识和理论。而且，“万物各异理”，但“道者万物之所然”，也就是说，万物之理各不相同，但万物之道则是共同和共通的，也就是所谓“理一分殊”或“道一理殊”。简而言之，东方的道可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是玄。西方英文教科书对“道”这个中文字，没法找出合适的词来翻译，只能用拼音(Dao或Tao)应付。尤其是道家思想演变为道教以后，就出现了玄学，更难说清。比如，福祸相倚相伏，既是一种转化论，也是一种玄乎论，属于“A而B”或“亦A亦B”的公式。其实，道家的“玄”就是指“周行而不殆”的状况。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智能型文化，中国的经济也是智能型经济，而不是理论型经济。在中国，任何理论型经济都是难以完全适用的，例如纯粹的苏联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在中国都很难成功。 二是深。“道”的另一特点就是深邃和深刻，可圆可方，似圆似方，无圆无方。但从重要性角度而言，道理道理，先道后理，类似的公理、原理、学理、哲理都要服从道理。人需要先得五道：知道、悟道、行道、合道、得道，才谈得上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即理”的“理”，主要指的是“道”，而不是西方思想意义上的理性、逻辑或科学。 三是自然。《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东方的道主要是指自然规律、宇宙本源，追求平淡和谐、回归自然、体认人本，因为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一自然的思想作用于经济学，就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回归中道与适度。 所以，为了提升经济学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经济学家需要知“道”和悟“道”，并将“道”的元素运用到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中，指导经济学实践与政策。适度哲学思想的精髓不仅得益于儒家的中庸，也与道家的和谐、辩证、无为、不争等思想不谋而合，其中所体现的“自由放任”“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等经济观，更与适度经济学思想的基本理念相合。尤其是，如果说“器”是形而下的物质，“道”是形而上的精神，那么，“理”就是“形而中”的第三元。 很显然，尽管各种经济学派貌似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经济学派都不外乎由以下四大要素构成：思想意识、经济理论、研究方法和经济政策，但经济思想往往决定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 "西方经济思想史演变至今，已经历诸多阶段，早在前古典时期，既已出现不容忽视的经济学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古典主义阶段；1870年之后，则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经济学派应运而生。7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等诸多流派。适度经济学正是在总结以上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 作者认为，适度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客观的旁观者”“一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所阐发的市场供需平衡理论等，其实均蕴含着适度的理念。在继续梳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性、制度经济学的中和性、行为经济学的主观性和文化经济学的共享价值之后，作者提出了“适度经济学”。 本书重点论述了适度经济学的定义、三元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如何践行适度思想。作者认为，适度经济学有五大特性：平衡性、均衡性、演化性、有限理性和共享性。此外，适度经济学看重第三变量的价值，推重第三种调节（道德），注重第三种选择（分配）。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认为，应不主一法，而应将定性和定量方法适度组合，将归纳法、演绎法和溯因法适度融合。至于未来经济学应如何发展，作者尤为强调，需要将思想、文化、制度、创新、科技物种生产力合力推动，促进未来经济学的方法组合、学派综合和思想和合，共同完善和提升人类经济行为的适度和中道，促进适度自利、适度理性、适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