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结构、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研究

作者简介

金友森，男，经济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在站），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近年来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等课题，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管理评论》《经济科学》《国际贸易问题》、The World Economy、Energy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部分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研究成果获得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内容简介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出口贸易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贸易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持续至今。无疑，出口贸易是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商品出口额从1978年的99.5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24994.57亿美元，其占GDP的比重相应地从6.66%上升至17.50%1。尽管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但出口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以及稳定就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仍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出口贸易创造增长奇迹的过程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马述忠等，2017）。改革开放前期，出于出口创汇的需求，中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对外贸易扩张的中坚力量，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5%一度提升至1998年最高点的56.88%。然而，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征决定了前期阶段的贸易增长是粗放式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因广泛参与加工贸易而获得有效提升（Yu，2015）。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抬升以及国际生产网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出现了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的长期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与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55.24%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32.05%，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则相应地从42.21%持续上升至56.32%。在这些背景之下，党和国家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做出了重要部署。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做强一般贸易，增强议价能力，提高效益和规模”。 在出口贸易面临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也开启了重大战略调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传统比较优势的不断弱化使得“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这些背景之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强调出口贸易转向主动扩大进口，这一战略调整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从长期倚重的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改革转变（裴长洪，2013）。党的十九大以来，主动扩大进口已成为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5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多项重大政策均明确提出要扩大各类优质产品进口。着眼当前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进口对于中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跃升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变化之际，技术进步与创新也越发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且外贸竞争新优势尚未完全形成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优化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保障机制显得尤为紧迫。 显然，由于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技术进步，其可持续发展均离不开外部资金的有效支持，而具有高资金门槛、长投资期限特征的企业创新活动更是如此。在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仍是各类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李志生等，2020）。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城市，我国的金融地理结构基本上可以由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所决定，信贷资源也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网点配置到各个地区、行业和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银行业基本建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现代银行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王兆星和曹宇，2019）。根据原银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数据，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自1978年的6719个增加至2018年的225959个，年均增速达9%。另外，根据王兆星和曹宇（2019）的统计，全国银行网点的乡镇覆盖率已超过96%。很明显，日益完善的银行空间布局体系强化了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李志生等，2020；蔡庆丰等，2020）。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其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赋能作用也不容忽视。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金融资源（物理资源或数字资源）的地理布局与供给是否会对企业贸易与技术升级行为产生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现有研究尚未进行系统性探索。有鉴于此，本书尝试基于金融地理结构的视角，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出现的新调整以及引领经济增长的新方向，系统研究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的贸易行为及其技术进步的影响，力求为深化理解金融发展、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希冀能为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些许启示。 简言之，本书在金融地理学、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地理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贸易行为与技术升级行为的问题，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理论意义。①本书将金融地理学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了有效对接。金融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基于地理学视角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交叉学科。随着金融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金融现象的空间维度及其经济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根据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理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导致了区域间金融系统的信贷分配效率存在显著差异（Crocco et al.，2010）。从经济学视角来看，金融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金融系统对区域发展的非中性影响、地理距离对企业信用获得或融资能力的影响（彭宝玉等，2016）。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尚未将金融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领域，而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融资能力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机制。因此，本书将金融地理学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逻辑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②本书拓展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异质性外延。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主要关注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劳动要素成本的异质性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Melitz，2003；Yeaple，2005；Kasahara and Lapham，2013），本书致力于探讨企业相对银行机构地理距离、获取金融资源能力的异质性在决定企业贸易和技术升级行为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企业异质性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第二，现实意义。①有利于审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本书试图从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与进口扩张等视角入手，系统研究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贸易与技术升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事实上，金融资源的地理布局是金融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则是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考察金融地理结构的贸易与技术效应对于审视和评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②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的空间布局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书从金融资源可达性的视角出发，考察金融机构的地理布局以及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对企业贸易与技术升级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多种方法的实证检验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这对于中央提出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在金融地理学、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地理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贸易行为与技术升级行为的问题。本书将金融地理学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了有效对接，致力于探讨企业相对银行机构地理距离、获取金融资源能力的异质性在决定企业贸易和技术升级行为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企业异质性内涵的丰富和拓展。有利于审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央提出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作为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