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学术史研究/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

魏丽明，1965年生于福建，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印度国际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东方文学、泰戈尔相关课程教学研究，多次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参与策划印度泰戈尔大学泰戈尔博物馆“泰戈尔与中国”永久性展览。作品（含合著）有《中印文学专题比较》《“万世的旅人”泰戈尔》《“理想之中国”——泰戈尔论中国》《男性作家的写作策略——介南德尔·古马尔小说研究》，为论文集《泰戈尔与中国》（中英文版）主编之一。

内容简介

绪言 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文化精神的转变转型，泰戈尔在各国的百年接受史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体系、不同读者对泰戈尔的接受情况也不尽相同。虽然泰戈尔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各有千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有过被“误读”、被“绑架”、被“利用”、被“扭曲”、被“神话”等不同命运，还有被视为“传奇”“圣人”“先知”“预言家”“世界伟人”“印度名片”等非常经历，此外还曾被扣以“理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宗教哲人”“教育家”“画家”等各类称号，虽然他自己认为“我从未努力刻意地去扮演一个先知或老师的角色；我也从不希求我身边的人敬重我，我只是需要爱和同情，我仅仅是一名诗人而非其他。”但世界各地的泰戈尔研究者普遍认为 1913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作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东方诗人，还是一位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拥护和宣扬东方文化的诗人，他对于世界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一位诗人。诚然，这与叶芝、纪德、罗曼·罗兰、希梅内斯、罗森斯坦、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海勒等西方著名精英的推崇不无关系，他自己翻译的诗歌所呈现的异域色彩某种意义上也迎合了当时欧洲文人的口味；他获奖的作品《吉檀迦利》使用的是优美的英语，吟唱的是上帝的赞美诗，回避的是敏感的社会问题，这些特点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影响了后来读者对他的认同感。 诸多因素机缘巧合地将这位性情温和，思想深刻，渴望与世界联系，追求世界大同理想的诗人推到了世人面前，人们惊喜之余，更多的是对这位身穿长衫的诗人的好奇。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名扬四海，声震八方，他走访了五大洲 34 个国家，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他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文化的友善与关爱，而他所接触的世界各地民众的思想和文化也丰富了他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使他更加坚信世界大同，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相会于鸟巢”的理念。而各国的读者也以不同方式，不约而同地向泰戈尔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和崇拜。 泰戈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翻译出版，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正如他所希望的，读者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了印度文化，看到了曾被遗忘被掩藏的印度智慧宝藏。一百多年来，他和他的作品成为古老的印度文明的亲善大使，将印度和孟加拉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学者悲观地认为泰戈尔是一个梦想家，“梦想家神圣的白袍不适合这个满是炮灰与鲜血的时代”但各国学者们还是普遍认为，泰戈尔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从各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情况来看，他的接受普遍有着“受追捧—遭冷遇—销声匿迹—重新被重视”这样的传播路径，泰戈尔声誉的起伏似 乎不只有文学这一种因素，而是夹杂了太多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泰戈尔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兴衰沉浮经常与该地区的社会变革相呼应。20 世纪亚洲和拉美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反殖民运动，泰戈尔在这些地区深受欢迎，评论他的文章都会有意无意地赞扬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态度和决心，特别欣赏他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情怀，尤其关注他的民族主义精神，把他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泰戈尔的政治态度始终是温和的，他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见解也有待进一步甄别和讨论。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对泰戈尔的认知明显有所误解和偏差，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文化原因有待我们认真梳理和深度考察，并做深入的辨析探究。 近 30 年来中国泰戈尔学界对泰戈尔的译介和研究渐入佳境。学者们在泰戈尔研究的各个层面都有所开掘和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发表或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为世界泰戈尔研究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是除了印度学界以外最为丰富的一派。 有学者指出：“中印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回暖之后，泰戈尔又一次作为中印友谊的标志被人们记起。除了文学家泰戈尔，艺术家泰戈尔、思想家泰戈尔的形象也丰满起来。21 世纪初，刘安武主编的 24 卷本《泰戈尔全集》和 2016 年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集》的出版可以说标志着泰戈尔研究成为印度佛教研究之后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另一个‘显学’，或者说在‘印度与世界的泰戈尔’和‘英语世界的泰戈尔’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中文世界的泰戈尔’。无疑，中文世界的泰戈尔是中国的创造，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吸收和贡献，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关系的和谐体现。”“泰戈尔学”已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应该和世界泰戈尔学界保持更进一步的密切联系，把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把世界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本书主要涉及泰戈尔在世界主要地区的接受情况，在梳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倚重文本细读，借助现代翻译理论、后殖民理论、接受美学理论、文学社会学、跨文化研究等相关理论，对泰戈尔在世界的接受史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力求探讨泰戈尔或“泰戈尔现象”“泰戈尔效应”在世界各地翻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深层的文学、文化、政治和社会原因，试图呈现一个立体鲜活、真实可靠的泰戈尔形象，以纪念这位东方智者和世界公民。 本书作者与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泰戈尔研究者保持密切联系，并殷切希望借助本书的撰写以响应泰戈尔的百年前的期待，回应谭云山、谭中先生等人的呼吁，努力跨越文化心理的“喜马拉雅障碍”，让中国了解和理解印度与世界，也让世界与印度了解或理解中国。目前国际学界出现了一种学术转型，也即反思、清理和批判 20 世纪的学术理念。回到作家，回到传统批评的作家论和对作家意图的探询是国际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趋势。如伊格尔顿在反思学术的问题时，对文学批评忽视道德伦理，缺乏忧患意识、人文关怀与终极思考等提出批评，认为文学研究最终仍必须回归作家、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在这一国际学术背景下，我们同样有必要重新回归经典作家，重新树立我们的文学研究标准，提出我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界定与评判，在破中求立，“守正创新”。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在接续传统、拓展学术视野、确立学术的宏观框架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本书顺应当前国际学术发展趋势，设计出“在搜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比较和阐述，在学术传统的脉络中把握历史，确立坐标，有所依循，逐次渐进”的总体框架。 本书的结构建立在“接受史研究方法论、材料的选择和跨学科视域”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就接受史方法论而言，接受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应该是学人学者、学术文本、学术世界，而非作家作品，而学术史的思路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史研究中引入思想史的维度也有重要意义，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思想而存在，思想是人类生存的灵魂，更是学术研究的“灯塔”，没有思想做根底，恐怕难免陷入或徒劳无功或技术操作的陷阱中去。就材料的选择而言，研究者应有史家的眼光与判断，把握住研究对象的核心脉络，甄别出最基本的、具有范式意义的议题，选取各个时代的学术代表人物以探讨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式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权背景和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发展。就跨学科视域而言，主要指在学术史研究中主动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借助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资源以勾连更开阔和更深入的学科对话。 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有： 第一，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语境和比较文学文化的视角考察泰戈尔的译介、传播和接受史，注重分析“中国泰戈尔学”和“世界泰戈尔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对泰戈尔在世界各主要地区的翻译、接受和影响做有说服力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对泰戈尔在世界各地的翻译传播和文学影响之间进行横向的多边比较，从而分析泰戈尔在世界各地接受史的总体特征和泰戈尔对世界影响力的共同特征。 第二，从研究取向和治学方法角度探索“泰戈尔学”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实际影响，并以“大文学”的眼光考察泰戈尔研究领域世界级代表性研究者的代表作，辨析几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泰戈尔研究者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和价值取向。如：各国最为知名的泰戈尔学者多是东西并重、文史兼修的世界级一流学者，他们的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了泰戈尔和各国文化的关系及泰戈尔在各国的影响力。从研究取向和治学方法角度探索“泰戈尔学”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实际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泰戈尔在世界的接受史和影响力为个案，深入探讨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化影响力的理论问题。 本书从研究史料出发，细致梳理了泰戈尔在世界各国的接受情况及其重要研究成果，脉络清晰，丰富翔实，展示了泰戈尔在东西方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作者通过对泰戈尔作品的全面梳理，分析了其内在矛盾的多面性和表现形式的复杂性，深入剖析其作品中最重要的观念和意向，力求呈现泰戈尔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