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之我：中国社会的主观不平等

作者简介

范晓光，社会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国际社会学会（ISA）理性选择专委会（RC45）理事。致力于转型与社会分层、计算社会科学、国际移民与治理等研究。代表性论文有《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中国社会学人的“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等。

内容简介

回顾与展望 伦斯基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开篇中就指明，“几乎所有在这一领域中的大理论家们，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偏向，都试图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伦斯基，1988：3）。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家围绕着伦斯基所提出的这两个经典命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参见刘欣、田丰，2018；刘欣，2018，2022）。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都对社会分层研究转向“得到了又怎么样”（即社会分层的后果研究）提出了新诉求。本书所关切的主观不平等，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分层后果的学理性回应。 研究脉络的再回顾 在第一章中，我们围绕着中国社会的阶层认同和公平感研究做了横截面式的梳理。既有研究除了利用多来源资料去勾勒主观不平等的现状和特点外，还对其形成的原因、机制和演变做了大量讨论，后者就涉及采用何种理论解释框架。然而，我们对纵贯式的讨论仍显浅薄，故将花费些许笔墨再次回到相关研究脉络。 总体而言，在分析层次上，主观不平等研究发生了从微观逐渐向中观和宏观延展的变化，家庭、社区、地域和市场化等先后进入了理论框架；在理论解释上，地位结构观的绝对主导位置保待不变，其中以客观结构决定论为核心，以参照群体理论、相对剥夺论及局部比较论等视角下的相对结构位置解释进行补充。同时，最近网络结构观也开始被用来弥补既有框架的不足。 一方面，囿于分析单位多为个体，相关研究在探究其形成原因时通常以个体属性为起点。借用地位获得模型的类型学，个体属性分为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两大类。前者涉及性别、户籍、家庭、民族等；后者主要包括社会地位、教育、文化资本、收入、住房、社会流动、工作权威等。 有学者意识到，由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不仅嵌入在工作部门，离不开社会的基本单元格社区，还受到城市和区域等宏观要素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解释主观不平等的形成是不充分的。一些研究更为强惆与制度相关的结构变量。代表性的解释变量包括社区、单位体制、市场化、收入不平等、社会福利供给、媒介传播、城镇化。但该类研究还较为缺乏，对联结宏观和微观的机制讨论仍不够深入。 另一方面，地位结构观主要根据个体的属性特征去界定社会位置。这种特征除了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还与生产关系、科层体系等相结合，决定着人们占有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主观不平等的理论解释中，不论是结构地位论还是相对剥夺论，都是以地位（包括阶层、收入和财富等）为核心变量的。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原有再分配体制的基本要素并没有随着市场制度的兴起而迅速消亡，这些因素对主观不平等的形塑是既有研究特别关心的，尤其是城乡户籍、社会地位、收入等。2000年以来，由于金融、证券和住房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我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分化程度日趋扩大，住房在家庭财富中的比重最高，由此对住房与主观不平等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和地位结构观不同，网络结构观从个体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连通性、密度等特征来识别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更强调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对资源的动员和摄取能力（accessibility）。相关研究将个体的关联性纳入分析框架中，以弥补地位结构观对个体独立假设的违背，对理论解释的可能冲击。譬如，有学者从网络结构、网络资源和社会交往等视角分析阶层认同的形成。相对而言，社会网络的结构、内容和形态都在数字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此类研究的发展明显滞后。 对话社会分层经典迷思，用扎实的实证分析，拨开“主观不平等”的迷雾。★独特的理论视角，扎实的实证分析，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兼备的社会学佳作。 ★对话社会分层经典“迷思”——主客观地位间张力为何形成——给出当下可能之解答。 ★穿透庞杂的数据，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下个体对“公平”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