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痛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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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品质无论怎样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会 影响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格。而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格， 又如此不谋而合地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品质。这不 仅是时代的悖论，也是人的悖论。 有许多人把时代的问题归罪于制度本身，他们忘 记了——人，是制度下面的每一个人，是制度下面站 立着的每一个个人，每一行行的人，一排排的人，以 及**单位里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上上下下的电梯里 的人，爱打小报告的人，走在大街上的人，购物的人 ，喜欢造谣的人，回家的人，睡觉的人，**的人… …是这个制度下面的人共同营造了这个**的氛围。 就像二战，不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过，是所有沉 默的德国人的集体合谋，是那些胆小的为保全自己性 命的沉默者的共同罪过。 某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相对于个人的具体时空来 说是很长的，但相对于一个十分具体的个体生命的整 体来说，又是很短的，，譬如1966年到1976年，整整 一个时代随着一个巨大的个人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个 时代出生或者成长的人，到**已经走过了生命的一 半了——如果以80岁为生命极限的话。 人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制度总是因地制 宜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单位，是人，考验着人的品 质，是人的品质，诉诸人的人格。诗人骆一禾在一个 深夜这样书写一个人的品质：“我们一定要与心爱的 人谈起爱；我们一定要对光荣者说到光荣。”这样善 良的品质并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它同时也属于神灵 。正像道德之善良的不可思议一样，神灵也是不可思 议的。在一个穷困不堪的专制时代，或者在一个飞扬 跋扈的**时代，善良的人何为? 作为时代，它应 当对人类负责，它应当说它自己不是一个好或者比较 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时代对个人的承担；但作为人， 时代中的个人， 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里变得粗俗了， 这是时代的问题么?表面上看是的。但其实*是个体 的问题，是时代中的每一个个人的问题。一个时代的 品质其实就是居住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本质 。在人性被控制的地方，人的品质是**可怕的，是 扭曲的，是下作的，是暴力和疯狂的。当年苏联在列 宁和斯大林的控制下，为了实行一个计划，达到了控 制全民的力量。就像我们**一样，为了实行一个计 划，达到了利用全民的力量，如检举和揭发，反右， “**”和***造反……但在人性不被控制的地方 呢，人的品质是可信的么?人与人的关系不再紧张， 而是松弛，松弛到了不能独立支撑的地步，就像一条 美丽的裙子，没有松紧带了，裙子穿在身体上就会马 上掉下来一样。在人性不被控制的地方，人的品质就 有保证了么?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权力的集中者，在他 们的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真理：**的权力导致** 的*败，相对的权力带来相对的*败，较小的权力带 来较小的*败。所以马克斯·韦伯说：人性是不可信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