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王后(1793年10月14-16日)(精)

作者简介

埃马纽埃尔？ 德？ 瓦雷基耶尔（Emmanuel de Waresquiel），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学者，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著有《塔列朗传：不动的亲王》《富歇传：沉默的章鱼》《法国复辟王朝史》等历史畅销书，并多次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梯也尔文学奖”等奖项。 译者简介 曾昭旷，法国波尔多大学公法博士，研究方向包括法国近现代司法史。

内容简介

审问王后 讯问开始时，才到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一天。一场接一场的开庭，对于她剩下的日子而言，正像一种不可避免的倒计时，一场激烈追捕似的步步紧逼。这些庭审如此之久，以至于我们都开始想要知道，她是怎么有气力把它们一一承受下来的。１４日第一次开庭，从早上９点一直到下午３点。经一次休庭后，５点重新开始聆讯证人和讯问被告，直至晚上１１点。此时审判里４１名证人中的１７名已经到了证人席。次日，磨难的时间更久。同样是早上开庭直到下午３点，５点接着审理，一刻不歇，一直到第二天凌晨４点，即１０月１６日。法庭聆讯完了最后一个证人，律师们做了辩护，公诉人要求判刑，革命法庭庭长对辩论中一切最偏颇不公的表述做了总结，随即向陪审员们提出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辩论只中断了不到一小时，在这个深夜里，无疑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生中最长和最黑暗的夜里，陪审团成员们讨论着。然后在接近凌晨４点时，判决下来了。这场耗时２８小时的为生命而作的搏斗，是体力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她大概从未上过如此有敌意的法庭，且是孤身一人地面对所有人。 我近来旁听了一场重罪审判。这是桩以性犯罪起诉的风化案。尽管助理检察总长只求刑８年，定罪的刑期却可能长达２０年。在讯问时，从一张张捂住的脸，一颗颗低沉下去的脑袋，所问的问题，翻来覆去所讲的话，还有阵阵沉默所造成的沉闷气氛里，我感受到了诉讼各方的焦躁和渐渐加深的疲惫。一上来我就注意到这种把原告和嫌犯隔开的沉默，厚重可触，像一道玻璃墙般密不透风。从墙的这一侧到那一侧，人们差一点就能碰着对方，却无法交流，彼此既听不见，也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这是一种已经精疲力竭的人的沉默。 他们在同一时刻同处一处，同时又在无奈之下，彼此陌生地被封闭在目不见物、耳不闻声的世界里。这是一场自闭者之间的审判，各方的断定彼此对抗，充斥着诸般痛苦。所有这些都让我想起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审判，尽管王后享有着事先已被定罪的悲哀特权，尽管我手上只有些苍白的记录，映射着距今十分遥远的局势和时代里她所确凿经历过的事。然而我相信自己听到了审判王后一案的一声声回响，看到了两者氛围和环境上的一众相似之处。我也产生了同样的观感，即普通人猛地要被迫面对一种异常的情况并受其压迫，甚至被一种他再也无力掌控的进程碾得粉碎。从我关注的这个案件出发，我还看到了两案性质上的诸多共通点。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也没有ＤＮＡ鉴定，法庭上只有陪审团对被告罪状的怀疑或盲目的确信。判决结果全然取决于陪审团的一念之间。最终这样产生的判决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欣慰。说到底——我们将会看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是依性犯罪受审的。而她的这类审判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记忆会跨过历史长河留存至今，那个时代的记录也同样如此，只是这些记录又稀少又不牢靠。明显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们不是被重写，被文过饰非，就是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就更加大了通过阅读它们得知真相的难度。革命观念中的成见就是一个天然的书报审查制度，屏蔽了一切与其理念不符的现实。至于流于后世，随处可见的庭审王后的记录也是如此，它必然和当时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国家档案馆的铁柜里还藏有一批从未公开过的手写庭审速记。这批在现场记下并就此原封保存的笔记应该更为可信，可我们仍对当时王后的应对情况知之甚少。记录者无疑对密集的交叉盘问感到应接不暇，所以只能在他本子的边缘，就证人的证言十分简短地记下被告的回答。这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类的记录：“寡妇卡佩承认其夫向她读过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３日他在国民制宪议会上的讲话”；“寡妇卡佩坚称从未下令给拉法耶特要求其开除小礼拜堂营的士兵”；“玛丽-安托瓦内特坚持否认提款券的事。”可是这些回答背后，毕竟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尽管手上的文献为数稀少，尽管它们被一改再改，隔着重重岁月我们却仍瞧得见她，这令人惊讶。仿佛所有那些本应战胜了她，并使她屈服的东西，疾病、毁骂、羞辱、孤立、监牢都对她毫发无损。两天当中，她一直克制着自我，克制着伤痛，肯定也同样克制着对她的审判者的鄙夷。在前一天，她的律师们建议她致信国民公会，请求推迟几天审判，但她百般拒绝，因为她不愿被迫向她在１７９１年１０月就称作“歹徒、疯子和蠢人的乌合之众” 的那些人做丝毫请求。 在超过两天的时间里，没有一个问题她不曾回答，没有一个圈套她没有瓦解。她甚至在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上纠正那些审问她的人，除错误，作修正。她小心翼翼，不想拉任何人下水。她清楚得很，在她面前出庭的某些人之所以被安排当了证人，是为了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好在等到指控他们的时候说他们是同谋。她怀着勇气，带着保留，有所节制地对抗着。那些为无辜而脆弱的女性歌功颂德的人，如龚古尔兄弟和皮埃尔?德?诺亚克，后来说她也带着脉脉柔情，我对此并不相信。必要时，她会面不改色地说假话。她和她丈夫在审判上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她为自己辩护。她答复得恰如其分且恰到好处，对于她就此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人们甚至击节赞赏。 她就在那里，在几乎一直点着蜡烛照明的庭审大厅的昏暗之中。她口无怨言地躬身接受庭长埃尔曼、富基耶、陪审员们持续不断的质问，回答得慢条斯理、平心静气、准确明晰。我们对法官们审问她的方式和语调都一无所知，但幸得玛侬?罗兰，我们对此有了稍许的了解。吉伦特派前内政部部长的夫人几天之后被同一群人审问，她把后者比作在猎物面前的一群食肉兽。她在临死不久前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述道，“一如先见已定的人，他们先入为主、尖酸刻薄，抓着一个大罪犯，就迫不及待地要给他定罪”。 在他们的桌子后面，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法官们动用着他们的职位所赋予的权能，试图在被告的答复使他们感到不悦时把她压到噤声不语，或是反之叫她招认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我们至少可以说，反正他们不乏想象力。别人在所有的事上都问她，而且什么都问。别人问她，她有没有曾想要派人杀害一半的代表？她有没有曾在另一回，和阿尔图瓦（她的小叔子阿尔图瓦伯爵）一起，想要把议会炸掉？那些问题越荒唐（它们经常如此），她就越镇定。当埃尔曼死盯着她的罪行进行强调的时候，她答道：“我不打算说否认之辞；我说过的和我要一直说下去的东西是事实。”她丈夫被法官们弱化成了提线木偶，当埃尔曼想叫她承认她对他的影响的时候，她答道：“从建议做一件事情到使人去做它相差很远。”有时，问题太过愚蠢，比如当别人说她在皇家部队的里头，打扮成亚马逊女战士的模样叫他们喝酒，腰带上别着手枪的时候，她默不作声：“我对此不作回答。”同样当别人铁了心要她说，被划入叛徒阵营的拉法耶特曾是她的同谋时，她也沉默以对。 我们可以想见，她对这种一派胡言暗自忿怒。就她而言，她把后来所谓的“两个世界的英雄”视为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她认为，拉法耶特作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即使不曾推波助澜，至少也是放任了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５日和６日的事件在凡尔赛发生。是他在一年后曾试着把她从国王身边带离，威胁她要通过国民议会追究她通奸，以此试着催她离婚。她更加无法原谅他是在于他是一个缙绅。他曾看守杜伊勒里宫。她把他视同一个可怖的怪物，和他的亲信们相仿，是“一个可怜兮兮的歹徒”，后来当他为时已晚地试图在１７９２年７月搭救她和国王时，她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帮助。 在两场庭审的间隙，她对律师肖沃?拉加德说，她对自己说过的话，对说这些话的方式感到忐忑。“我是否答得太过自重？”我们感到，最后一次地，她想要取悦于人。她想表现出她是一个法国人，而与此同时，她正被一群法国人像对外国人那样审判。似乎在她的想法里，这根无形的线并未断掉，是它给了她象征整个人民的神圣权力，从而让她成了一位法国王后。因此比起作为一个女性，她更是作为一个君主在为自己辩护。当别人１０月１２日就她向奥地利送的那些钱非公开地审问她时，她作了答复，她知道别人常拿这个理由反对她，但她太爱她丈夫，所以不可能挥霍他国家的钱；她哥哥不需要法国的钱；而且出于把她从情感上和法国联系在一起的原则，她不会给他。当别人指控她组织了瓦雷讷出逃以使国王重返王位时，她答道：“他无需重返王位，他当时就在王位上；他从未渴望任何东西，除了法国的幸福和想要它幸福。”还有当别人责难她曾试图欺骗人民时，她如此回答：“是的，人民被欺骗了，被残忍地骗了，但既不是被国王也不是被我（而是）被那些据此有利可图的人。” 有刊登在《导报》上的那种说法，也有她的支持者们早之又早地散布在整个欧洲的英雄主义式的传闻。早在她的审判开始之前，就已有人把这句对阿马尔说的光芒四射的回答安到了她的头上，他９月初曾在古监狱的牢房里审问过她。“你们可以是我的刽子手，我的凶手，但你们永远不会是我的法官。”然而她并没有拒绝受审，没有要她的法官们进行回避——她难道能够如此吗？她决定战斗，上了角斗场。 她的律师后来对于这场身体上和话语上的战斗留有一篇叙述，在叙述中他认为她“表现得机智并且坚定”。但我们看到他对他的当事人评价并）的铜质刻版，以及制造指券必不可少的印版和钢印。这部可怜的宪法，它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１７９２年７月１４日，趁着联盟节的时机，离君主制垮台正好剩一个月的时候，人们把这些著名的铜质刻版放进了一个匣子里，象征性地埋在了巴士底狱的位置，仿佛想要以此预防昔日的君主独裁统治，阻止它的那些密札和国家监狱卷土重来。而杜伊勒里宫很快便被攻占，共和国宣告成立了。１７９３年５月７日，救国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次是负责把铜质刻版挖出来。它们受了毫不留情的敲砸，却被人保存着，因为对于从此翻过的君主制过去而言，它们是令其蒙羞之事的鲜活标志。 至于铁柜，它存留了下来。在１８４８年，人们把它安置在了苏比斯府邸一层的卫兵大厅里，这座府邸自第一帝国时期起被用以存放国家档案。同年１２月，儒勒?米什莱在一份闻名至今的报告中，建议修建一处场所，作为他设想中民族成文记忆的鲜活心脏。他设计了它的透视效果图，并把铁柜放在了中心位置。人们后来在里面存入了构建法国历史的一切，其中有永不握手言和的被战胜者和战胜者的历史，希尔德贝尔特的赐权状和审判路易十六的卷宗，拿破仑的遗嘱和网球场宣誓的文件。 在１３世纪，圣路易决定把圣礼拜教堂一层的圣器储藏室变成卡佩家族的档案文书存放室，仿佛他想要合并天上和地上的两个权力，从而把国王们尘世间权力的证据，置于基督荆棘冠冕的庇护之下。对米什莱而言，铁柜以一种诗情画意的、世俗化的并且是公开化的样态，充任了新的王室文档贮藏库。研究大革命的大历史学家的梦想实现了。这就是国家档案馆重大文档存放室，它揭牌于１８６６年，并在很长时间内，直到１９９３年都是国家档案馆法国历史博物馆馆址，对于所展出的约２５００份档案而言，这里既是它们的保管场所，又是它们的常设展厅。 我曾很难理解审判王后的档是怎么到的那里。无疑它们得和审判路易十六的文件汇合。应当把国王们和王后们陨落的所有痕迹保存在一起。多亏了亚纳?波坦，在皮埃尔菲特发现的小小批注的笔迹勘验使我得知，档存放进铁柜的日期很可能是在１８４９年，１８４８年那几场革命的共和化转变则对此有所帮助。批注者不是别人，正是路易?科舒瓦勒迈尔，他领导了王室档案馆司法科有近２０年，而王室档案馆后来成了国家档案馆，随后在１８５２年成了帝国档案馆。他的经历令人称奇，有点像今天的《鸭鸣报》主编成了法国国家档案馆的领导。在１８１４年，科舒瓦创办了一份讽刺小报，它闹出了很大的动静，甚至把路易十八都给逗乐了，这就是《黄色侏儒报》。这份报纸差不多对谁都开火讥诮，其中有横跨一切政权的不倒翁、返回法国的饥肠辘辘且心智愚钝的流亡贵族。人们为他们编了一些古怪可笑的骑士团，说他们是“墙头草骑士”和“熄烛罩骑士”。百日王朝之后，因为有点太过自由派了，科舒瓦在法国难有容身之地。他流亡到了布鲁塞尔，创办了《逃亡的黄色侏儒报》，在１８１９年返回法国后，又和几份不同的报纸有着合作，其中包括有名的《宪政报》。这是个喜欢抨击执政当局、行事大胆出格的人。他的经历证明了要成为档案专家，可全然用不着一头扎进故纸堆里。 今天要想进入重大文档存放室，在自己面前开启铁柜进行研究，那得验明身份获得批准才行。我在１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有了这个机会。在忠诚的朋友的陪伴下，并在专门负责相关场所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一下子就又置身于空旷大厅的优美环境之中了。大厅完全沉浸在昏暗和寂静里，犹如“一座巨型墓场”。四周墙壁高近１０米，墙上满是装有红封皮文档的屉子。左右两边，是两个法国的各种档，贵族的和第三等级的，昔日的贵族院的和众议院的。有一整个纵横交错的楼梯与金属悬空过道网规定着它们的等级，通过这些我们得以进入查阅。我几乎可以相信自己置身于博尔赫斯空想式的，由无限增多的六边形房间构成的图书馆里，或是身处《玫瑰之名》翁贝托?埃科笔下方济各修道院里纯属幻想的图书馆之中。 唯有这么一点不同，就是在这里，并没有禁止查阅的书。各种标签、标题反映着每个档案屉里的内容，标注着一段过往，召唤着过去的亡魂。 在中间处，框在一面墙内的是装圣物的柜子和其中的圣物。有一道从护墙的细木壁延伸下去的对开式木门，再是两道铁门，当然还有三副钥匙。它们在工作人员手里，非常之大，配合着他准备开启的复杂的锁而制成，令人称奇。第一道门锁上，我们读到：“费西?亨利?科克１７９１年２月１５日”；第二道门上是：“新式锁，由巴黎制锁师波默拉组装。”我记不得打开柜子得费多久时间了。在１８４９年，一名档案学家曾费了劲写了篇长长的笔记解释其运作。精细到这个份上，就不再是一种装置上的操作，而是一种仪式了：“插入马耳他十字钥匙并转半圈，停止，柄往下移，把钥匙左转到一个开口处，在那里把它水平插入，右转，这一扇门就开了。左侧这扇门上下由铰链固定，一个长插销形的摇杆使铰链能够活动。第二扇门有三把钥匙。把三角形钥匙插入上方，转两圈，在中间插入铸有S图案的钥匙，转两圈。把双重圆柱形钥匙插入下方，以同样的手法操作，在第三扇门的中间转两圈停下，听到一声轻轻的咔哒声后随即猛向左转。这样一侧就打开了；另一侧像第一道门那一扇那样打开。”一道道门终于打开，露出了包着红色绵羊皮的九层档案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阿里巴巴宝洞。王后审判的卷宗连在粘插页的纸条上，放在山羊皮制鞣革封皮的大开本里，其中一本比另一本更厚一些。第一本是关于“寡妇卡佩”的审判本身的，第二本是康乃馨事件和１７９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的审判（共和二年雾月二十八日）。它们的档案编号是ＡＥ／ Ｉ／ ５ 第１８ 号和第１９号。我在记录这些文件的时候，发现它们从未被任何前人真正发掘过。在那里，有10月审判的庭审笔录的一份手写原件，任何打印文本都未准确、完整地反映它。除此以外，有本书提及的匿名庭审笔录，它最接近原貌地复原了庭审氛围。还有利南热１０月１６日的信，控诉王后的材料，证人们的搜查笔录，对审判陪审员的传唤令，富基耶的起诉书原件等，共计８５件材料。至于讯问笔录，玛丽安托瓦内特９月在古监狱的，１０月在圣殿塔的，它们在名为康乃馨事件的第二本文件里。 材料很多却仍显不足。就法官们和陪审员们而言，我们有了为数众多的细节，但对他们的生平却一直所知无多。为此须得回到皮埃尔菲特的档案馆，以便在热月党人统治时期重大审判的文档中更完整地瞧见他们。在这些审判里，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出庭。同样在一些不同序列的档案中，有些关于监狱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审判的其他材料。然后，查着查着有意思的东西就来了。在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我们找着了富基耶-坦维尔的信件。我那时想知道１７９３年１０月的那些日子里天空是什么颜色，而我在巴黎天文台的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些收藏者向我开放了他们的藏品，其中有几件可称珍品。 米什莱在其《法国史》的导论中对列位国王一一作了描摹，并如见其人似地向他们说着话。我们能做到和幽冥交谈。这便是我在本书中敛声静气试图所为之事。这是些有意义的对 话。人们可从中知晓当下、过去和未来之事，知晓列位王后之事和死亡之事，知晓众人之事和自己之事。这有如一场旅行，它似哑谜，只显现其秘密的一半。不客观，尤其是在他出版了回忆录的复辟时期。此后，那些给她涂脂抹粉的人对她惊叹个没完。他们也是通过她的审判做文章，即使不是要把她捧得超凡入圣，至少也想平反正名。他们的意图一目了然。他们想把她打造成一个殉道者。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们向她敬献的圣徒传记中，龚古尔兄弟用“令人赞叹的耐心和冷静”来描绘她。在这一点上，人们很难反驳他们。连雅各宾派都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试图“软化”“说服”她的法官，令她的法官“心软”的人，具有一种“本能的力量”。我们感到这是一个能够在对抗里超越自我，懂得在苦难中自我成长的女性。她无疑也类似于那种执着的死刑犯，他们拒不接受败诉，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求生本能。别人把她的头浸入水中，按在里面，而她挣扎着还要呼吸。她的律师表示，好几次她都表现出心存希望，不愿相信将有一个已经注定的结局。人们事后可为她的行为寻找一切可能的解释。有一个解释对我而言似乎盖过了其他所有的，那就是这是一个彻底地掌控了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情绪的女性，她的自我控制达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程度。 她此时此刻意识到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吗？因为她到这一步是跨了很大幅度的。我不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豆蔻时期曾像只傻乎乎的叽叽喳喳的麻雀，为人轻浮并难以预料，她母亲那时这般责备她。无论如何，她不只是如此。她也不是史蒂芬?茨威格１９３２年在敬献给她的书里所描写的普通女性，在他之后她众多的传记作家都是如此刻画。她当然更非１９世纪前后那些崇拜她的信徒传给我们的基本教义里所讲的圣徒。她曾面对过的那些不同寻常的状况——婚姻、流亡、大革命、恐怖统治——把她震动至深，并以某种方式强行使她成了她应当成为的样子。今天当代人对什么都喜欢用干巴巴的临床诊断书似的顽固思维去命名和探讨事物，这种思维把我们的生活去枝剪叶，缩减到以症状为起始并以治疗作终结。如此看来，我们或许可用创伤后期症候群来形容她。是束缚和对抗里的这些人格塑造，这些性格扭转，这些对人禀性的撕裂把她早早就拽离了普通道路。为察觉到这一点，应当万般注意地读她的信。她一生的开端就非比寻常。再怎么样，她都是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西娅之女。她生来就是女大公，除此以外，别人还叫她当了世上一个一等一强国的王后。有人会顺着我的说法反驳说有些王后一生平凡。但她不是！在她君主生涯的各个时刻，她选择了一时不够君主，一时又君主得过了头。这显示着王后背后女性的一面。因此就她的脾气、信念，一如她的恐惧而言，她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他们与恶的距离:为人民公敌辩护的革命者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律师不是她自己选的，而是官方在10月12日给她指定的。他们有两个人：克劳德?弗朗索瓦?肖沃-拉加德，他留下了写得太迟的审判笔记，以及纪尧姆?特龙松?杜?库德雷，两人之中他肯定心肠更好，但知道他的人也更少。前者37岁，后者43岁。如果法庭给她留有选择的话，她本可由其他人进行辩护，如同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所做的那样。被废黜的王后向来不乏拥护者。尼古拉兄弟俩艾马尔-弗朗索瓦和夏尔-马里出身于一个古老而显赫的穿袍贵族家庭，他们在8月宣布有意辩护。艾马尔-弗朗索瓦给王后写了信，随后不声不响地把信寄到了国民公会。“我向国民公会的议长致信，以使您了解我的热忱和舍生取义；愿这两者……能使您得到应得的公义。”勇气隐藏在人们对他所冒风险的准确估量之中。把保王派倾向的想法甩到大革命领导人物的脸上，尼古拉兄弟对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心知肚明。他们冒着送命的危险回了法国，因为他们太过有贵族感了。国民公会没有接纳他们的请求，而是逮捕了他们。两人后来均被判死刑，一个在1794年4月，另一个在7月上了断头台。 富基耶-坦维尔最终不情不愿地选了律师。他们从革命法庭创设起就挂靠在那里，从根本上讲，他们和在其面前进行辩护的人同属一个阶层。对八九年理念的契合并不总是生发于某种地域或社会阶级决定论：一边是第三等级，一边是那些特权等级。大革命在几乎所有阶层都深入人心，从至鄙到至尊，直至那些权势家族的内部。这一点在1815年、1940年、1945年，法国所有重大急关头都有重现。 特龙松?杜?库德雷是一个做大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之子，其父是雷恩市的商人兼市政长官。肖沃生于沙特尔，他父亲曾于路易十五时期在那里获准成为修脸理发兼假发制作师。两人一个出身当官的资产阶级家庭，一个出身以手艺谋生的资产阶级家庭，都获准成为巴黎高等法院律师——肖沃在1783年，而且他们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通过几件出人意料、优秀精彩的无罪判决闯出了名气。在大革命起初的那些时候，他们的反应并不一致。肖沃对大革命热烈欢呼，甚至于1789年出版了一部《三级会议理论或重生的法国》，与此同时，特龙松表现得则要保守许多。但他们一个从来都不是真心实意的共和派，另一个则一直是不宣于口的秘密保王派。他们都喜爱自由，并且热爱自己的职业。1791年3月，肖沃和马拉唇枪舌剑起来，马拉在《人民之友》中说他是“歹徒们的律师”，而他反唇相讥。“确实，马拉，我捍卫过你，这不是为了论证你所谓的公民精神和民意支持，人要蠢得可以才会心悦诚服地相信这些。……针对曾威胁到你的滥权我捍卫过你，因为我恨独裁专制更甚恨过马拉，我尤其恨它伤害马拉本人。”两人都不乏才华。关于特龙松，欣赏“他悦耳动听的声线”的拉克雷泰勒说，他的辩驳尤其精彩。“他有着过人的热情和一种迸发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一个保民官的财富。”1792年12月，得知他的一个同行让-巴蒂斯特?塔尔热进行了回避之后，他在国民公会前毛遂自荐要为国王辩护。但路易十六已经选好了律师：纪尧姆?德?马尔泽尔布、弗朗索瓦?特龙谢和雷蒙?德?塞兹。这没有妨碍他公开给国民公会写自荐信，而这毕竟带有几分风险。“圣殿塔的被告被人撇下不管叫我感到可怕，这些人出于从事的职业是要致力为不幸者辩护的。”在一年后，必然是同样的缘由，使得他在我们所知的杂技般困难的状况下，接受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辩护委托。特龙松和肖沃只在审判的前一天见过王后一次。他们几乎无暇查阅卷宗，更无时间准备辩护陈述。他们是被暂缓定罪的罪犯，我们看到，对他们予以逮捕的基本想法在展开法庭辩论那天，就已由国民公会投票通过。 他们说了什么？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那些审判的笔录原件甚至没给出一个概要，而且什么都未曾公开。对法庭而言，替辩方再宣传一遍辩护理由显然不在考虑之列。特龙松?杜? 库德雷辩护状的手写本貌似毁于督政府时期，在他所卷入的1797年9月（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反王党政变之后。至于肖沃，他救下了自己的笔记，现藏于国家档案馆。它仅是一个基本框架，而这就是所存余的全部了。我们感到，除几行开场白外，作者客观上并无撰写辩护陈述的时间。两位“非正式辩护人”，如同时人对他们所称呼的那样，把担子分摊了下来。肖沃针对富基耶-坦维尔关于王后和外部敌人勾结的指控进行辩护，特龙松对付在内部阴谋颠覆政权的指控。在深夜里，第一个人讲了将近两小时，第二个人花费了一小时一刻。他们 说完的时候，差不多已到1793年10月16日凌晨１点了。 读着从肖沃-拉加德的辩护陈述中存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一切都令人感到作为一名优秀的刑辩律师，他立足于指控所严重缺乏的东西——证据。“没有什么事，”他在开头说道，“会比得上指控表面上的庄严，兴许除了证据那荒唐的无效性以外。”如果不是他迅速重申了他绝对无能为力的东西，并刻意强调了审判的政治意味的话，他几乎使我们相信，这整场诉讼都是正常的：“被告不幸曾是王后。单凭这个想法就可以提前让共和派对她的辩白警惕戒备，纵非本愿也会让你们为外所动，但不受外在因素影响才符合你们的神圣品质。”关键正在于此。肖沃明白这一点。他恳请陪审员们摆脱偏见，以和他一起专注于起诉状，逐条研讨。他也为女性和母亲的身份辩护了吗？我是怀疑的。他应该只顾对付最实际可触的指控，埋伏在法律和法学考量之后。问题是，法庭对此并不在乎。 然而，根据审判的官方报告起草者的说法，两位律师“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激情和雄辩一样不少，不分伯仲”。几天后在雅各宾俱乐部，救国委员会中最残暴的成员之一，人称科洛?德尔博瓦的让-马里?科洛甚至觉得，寡妇卡佩根本不配有“这般灵活、雄辩（和）无畏”的辩护人。这表明他们的辩护陈述应是有理有据的。1816年肖沃在出版回忆录时，显然作了添油加醋。他刚讲完，王后似乎就同他说话，带着她留给最忠诚的仆人的善意关切：“您该多么疲惫，肖沃先生！我对您所有的艰辛感受深切。”这么写是因为他稍微有些地方需要世人谅解。大革命之初，保王派就已经怀疑他趟过几次革命活动的浑水，但掌握清楚的事实于此无多。诚然，肖沃是曾为几个大革命的重要牺牲者辩护过：夏洛特?科尔黛；米朗达将军；;伊丽莎白夫人，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小姑子，在圣殿塔一直关押到1794年5月被处死。之后他还为几个著名的旺代党人、布罗捷神甫、拉?维尔厄尔努瓦以及护宪元老院议员克莱蒙?德?里斯的假定“绑架者”——康希和莫迪松——辩护过。但他也曾是布里索的顾糟的是，还是革命军队埃贝尔派的军事长官之一龙桑将军的顾问。 回忆录里没说，10月16日早上，别人在卢森堡监狱讯问他以求知道王后是否吐露过几桩可疑的隐情时，他为自己作了辩解，我们至少可以讲他辩解时是略失风度的。寡妇卡佩，他回答道，对他做了“最深的隐瞒”，而且在“她很可能有意隐藏起来的事”上什么也没和他说。肖沃在辩护陈述后被关进了监狱，他显然在试着保全皮囊。当然，自身脱离危险的时候，人们便常常在勇气问题上变得苛刻起来。同样被捕并受到讯问的特龙松没有屈服。10月16日下午，国民公会决定让两名律师重获自由。一些闷闷不乐的人对此心忧如焚。我们看到，自10月19日起，科洛?德尔博瓦就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讲台上攻击起了他们。埃贝尔28日则添油加醋地说：“对于把自己的才华用于为王权效力，为世间所有的国王作过辩护，正在辩护或将会辩护的那些人，我要求予以密切监视。”他在《迪歇纳老爹报》上更加凶暴：“我难道没看见吗，这两个魔鬼的律师不光像圣水池里的小鬼那样拼死挣扎地证明那个烂婊子的无辜，还竟敢为叛徒卡佩哭丧，并跟法官们说惩处了大肥猪就已经够了，至少应该对他那个贱货老婆网开一面。” 我们可以确定，在恐怖统治的顶峰时期，挂靠于革命法庭的非正式辩护人的行当是不得安生的。1794年2月特龙松?杜?库德雷鼓起勇气辞了职，他藏了起来才躲过了断头台。肖沃一直在岗，但最终在6月（共和二年牧月）的革命法庭改革之后被投入了监狱。直到罗伯斯庇尔垮台后他才出狱。在此之前，他不得不表忠心。在4月里，他低声下气地联络法官，向他们申请那张宝贵的公民证，从那时起法庭辩护人必须持有它。在这里他又屈服了。他搬出许许多多“爱国精神的证明”，它们是他“在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做的，他还为曾有“倒霉的荣幸”给寡妇卡佩辩护过而自辩：“人们很清楚我曾给卡佩这个女人和科尔黛那个女人辩护过，却不知道是法庭任命我为她们的官方辩护人。”在复辟时期，他再次站稳了脚跟。寡妇卡佩重新成了“被谋害的王后”。他那时出版的关于她的那些笔记成了一个良机，让他得以作了一长篇极尽吹捧之能事的阿谀之辞，其中逐页提到光辉四射的受害者那“高尚的傲骨”“美丽的品格”“迷人的魅力和善良的心肠”。就算这些都只是事后之言，但肖沃凭此脱了身。他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进行无罪辩护的同时，还在恐怖统治之下出色地为上莱茵省犹太人的利益进行了申辩，随即在督政府之下为梅斯城犹太人作了辩护。荣誉纷至沓来。他于1806年被任命为资政院律师，再于1828年在复辟时期成了翻案法院委员法官。他以85岁的高龄死于1841年。人只有活下去才可以为自己辩白。 特龙松?杜?库德雷并无这般运气。罗伯斯庇尔垮台后他重新开始执业，并在1794年9月使94名南特人获得无罪宣判。把人淹死在卢瓦尔河的卡里耶逮捕了这些南特人并把他们发往巴黎。这场审判之后，国民公会下令逮捕特派议员让-巴蒂斯特?卡里耶，而特龙松顺理成章地拒绝为他辩护。在卡里耶12月的审判上，他只负责为那些在他看来罪行最轻微的人辩护。在辩护陈述的末尾，他说了一句绝妙的话，概括了结束恐怖统治的一切利害，而督政府牙牙学语尚未成型的体制正试着走出恐怖：“我们应该自由，同时不做凶手。”他紧接着当选为护宪元老院塞纳-瓦兹省议员，并对在旺代犯下的暴行作了猛烈揭露。后续如何人所共知。对“保王派”的两院采取了激烈措施（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即1797年9月4日）的次日，督政府中的“老大”巴拉斯下令把15名将军和反对派议员流放至圭亚那。特龙松则在他自己称为“干燥的断头台”的受刑人之列。的确，他数月后于1798年5月在锡纳马里死于腐败热症。他临死的前几天留给三个孩子的遗嘱令人撕心裂肺，足可引述在此：“我的孩子们，距你们1600法里并远在重洋之外的地方……有一位每天都挂念着你们的朋友。……相信他并遵循他的建议。他为人正直，有几分智慧，历经纷争，熟稔怎么为人处事，他不会把你们带入歧途。” 走向断头台的王后 １０点多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夹在两排宪兵之间离开她的牢房前往了书记处。纳皮耶让跟从的队列让出一个口子。当时应该摩肩接踵地挤了许多人。在书记处，别人叫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像在一场编排良好的芭蕾舞剧当中那样，现在轮到刽子手登场了。自处决国王以来，夏尔?亨利?桑松就开始抱怨自己年老体衰，让儿子亨利接了自己的班。正是后者在１０月１６日像神甫行弥撒一样郑重地履了职。有一本托伪的回忆录借了公开处刑人一族最后的名门之后的名义，根据它的说法，父子双双在场，但为数稀少的曾对场景留下过一番叙述的亲历者只说到过儿子。亨利?桑松时年２６岁。路易?拉里维埃提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此时此刻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有人后来把他说成一个对他的受害者满怀敬意的保王派，垂拱脱帽，毕恭毕敬。事实上一切都发生得相当突兀，几近机械。“请伸出手。”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似乎有个后退的动作。“难道要绑住我的手吗？对路易十六可一点也没绑。”然而别人还是把她的手捆在背后，捆得非常之紧，拉里维埃强调道。随后别人给她作了装扮，摘掉了她的无边帽，剪下了她的头发，又给她戴回了帽子。宪兵莱热记道，她的头发“被如此之重的悲伤染白并乱得令人哀叹”。这几乎不可能像她的某些拥护者后来所说的那样，王后在牢房里自己剪过它们。 桑松早上稍早的时候去见了富基耶好向他领命。他向富基耶要一辆带篷的马车，以便把他的贼人一直运送到断头台。公诉人对此勃然大怒。人们于是打发人去征求救国委员会成员们的意见，而那些人把处决的具体事项的全权丢给了法庭。富基耶不容辩驳地下了决断。事情似乎如此。因此王后坐的不会是一辆马车，而是给一般的死刑犯坐的司空见惯的马拉平板囚车。在所有处决王后之后所作的叙述当中，人们都坚定不移地冀图表明，通过待她如众，并不似待她丈夫那般，当局曾想竭尽全力地羞辱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并不假。绑着 的双手、剪掉的头发和桑松的囚车足以说明，对于风尘表物的死刑犯们的种种古老特权，对于把王室宗亲带向死亡的宝马雕车，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法官们是想要彻底终结的。囚车造得妙就妙在，很好地满足了民众复仇的乐趣。亘古以来它就在缓缓滚动前行，自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的亚瑟王传奇起便是如此，在其中高文骑士拒绝做“用一匹马换一辆囚车……的下贱交易”。在中世纪，“耻辱车”是专给杀人犯和强盗用的。如果说兰斯洛特上了车，那是为了填满他夺人之妇的迷情，是为了走向他十恶不赦的罪过并和王后桂妮薇尔重逢。她是亚瑟王的妻子，他则出于一种有罪的情愫而爱着她。 爬过那几节引向战神庭院的阶梯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穿过书记处栅栏时正好１０点３０分。她被一群宪兵围着，并由桑松跟在后面。他押着她，抓着系在她双手手腕处的粗绳子，往后直扯她的臂肘。此时此刻，她像一只动物一样绳索加身。看见没有料到的囚车，她又往后退了一下，这必定是出于恐惧。然而，她没借助任何人就登上了让人进到车里的短梯横杆。她当时试图跨过车头横座好到面对着马的位子上去，但桑松和他的助手叫她坐到了另一边，背对着行进方向。由此我们又处在了中世纪，置身于愚人节和狂欢节中。在这类节日中，为更加传神地模拟当时种种身份等级的上下颠倒，人们让一个主教人偶反骑在一头驴子上游街。在我们所有重大的宗教或社会危机当中，打破常规的激情都处于中心位置。宗教战争、大革命，曾轮番上演打碎圣像或进行戏仿的巡游。这一回，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当了巡游里的傻子王后。这王权不再是凡尔赛宫光芒四射的王权，而是阴森可怖且遭人奚落的封神尊圣的王权。 她的队列准备好离开战神庭院前往革命广场的时候，群众已等待她多时。富基耶事前命护送人员要８点准时到达司法宫广场。处刑应于１０点进行。这即是说实际的处刑晚点了。公社作了妥善安排。一大早，人们便在所有选区集中了一切可集中的人力。各个桥头、广场和十字路口均安置了大炮。从７点开始，３万名国民自卫军严阵以待，沿囚车经行的路边上站成了一道双层人墙。交通禁行。为避免线路边上的民居窗口被天价出租，当局禁止人们在那里观看。所有民众都在街上。官方预计，队伍将花一小时多一点走完从司法宫到革命广场的差不多４公里路。这似乎费时极短，因为聚在一起的巴黎人数量庞大，所有亲历者都说，他们云集在路边上。其中有一人比别人更为抒情，他坚称“人头攒动如波涛起伏的大海”。囚车应该是停了许多次。甚至连马似乎也惊得前仰起来。 我曾试着徒步重走了一遍队列经行的路线，虽然从那之后亲历者提到过的一些街道已经不复存在。河岸当时无法走人。人们从司法宫庭院出来，左转进了圣贝泰勒米街，即今天的皇宫大道，随后再向左转到了钟表河岸。从新桥穿过塞纳河并从三圣母广场北上，从铸币街和滚木街一直行至和圣奥诺雷街的交会处，从此差不多走完它的全长再左转，进入今天的皇家街，当时改名作革命街，最终到达革命广场，即今天的协和广场。如同《全民日报》的一名撰写人后来所解释的，奥地利女人应该“长久地饮酌死亡”。她的公开亮相对其处决仪式至关重要。所有人都知道置她于死将非常迅速。人们带她横穿巴黎缓缓巡游，由此把所有权力重新赋予了当家做主的人民，充分准许了其享受演出。对她的拥护者而言，这趟旅程显然并非一次巡游。这是一条新的背十字架的苦路，是重新开始的基督受难。 骑马的宪兵们把囚车围在当中。一队革命军在前开道。它由一名凡尔赛蒙唐西耶剧院的前戏剧演员率领，此人名叫纪尧姆?安托万?努里，人称“格拉蒙”。有人说，王后个人在大革命之前对其似有提携。如今他和他儿子效力于指挥革命军的龙桑将军的参谋部。这是一个信念十足的埃贝尔分子，为鼓动民众不遗余力。好几个亲历者都看到他骑在马上，挥舞着他的剑，对着囚车的女行客污言秽语，并扯着嗓子叫道：“她来了，可耻的安托瓦内特！她完蛋了，我的朋友们。” 随着队伍的前进，人潮向它的经行之路涌去。许多人尝试着穿过骑马的宪兵队尽量接近囚车，从这头到那头地尾随而行。 我们在途中看到了一切。被废黜的王后缓缓穿过移动而变换的人群，而人群对她反应不一，这进一步增加了她所经历的戏剧效果。在圣奥诺雷街，于小礼拜堂选区小圣堂的高处，一位母亲举着她的儿子。他年纪和小太子一般大，向她送上了最后一吻。更远处，在圣洛克教堂前，另一名妇女则试图唾她的脸。有人向她伸拳头。有人尖声作哨。有人对她辱骂。一名前骑兵军官，绘画业余爱好者夏尔?亨利?德福塞（或德?福塞）沿着队伍，难掩自己对这个行将死去的女人的感受。他肯定地说，在到圣奥诺雷街之前，既无人嘶喊，也无窃窃私语，更无出言不逊。只有在这条当时为市井小民居住并总是拥挤不堪的狭长街道上，才听得到民众的喧哗与不善。后来甚至有大革命的拥护者称此刻人群言行失态。《鲁吉夫日报》的撰写人，山岳派议员迪弗鲁瓦几天后懊丧道，王后没有在“一个伟大民族默然的满足当中”被带至极刑。“人民的庄严”，他还说道，被这一声声“打倒她！打倒她！”的“愚蠢而放肆的嚷闹”给遮盖了。 迪弗鲁瓦或许乐见，一面是人民充分的自制，另一面是其受害者露出垂死之态并痛楚万分。然而发生的事却与此相反。所有见证者的叙述在这件事上都所言略同。在囚车上的每分每秒，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未曾显出怯弱之相。甚至雅各宾分子们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她大摆坚毅之姿。”另一人说道：“她留有一种自傲，一种端庄，一种挂在面相上的高傲之色”。 “而且，这贱货从头到尾都大胆放肆”，狂热的埃贝尔尚自如此写道。傲气、荣誉感、教养、脾性、勇气压过了一切。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囚车上并非独自一人。桑松与其助手扶着扶手站在她身后。她在牢房里拒绝过的吉拉尔神甫被官方指派陪同她直到行刑地。他人在现场，于她旁边身着便服，但她甚至不去看他，对他一言不发。她坐得笔直，由于双手被捆在背后，几乎是向后仰着，变白的头发沿着她的无边帽被剪到发根，脸色非常苍白，脸颊凹陷，颧骨处略显潮红，双眼充血，凝眸而视。她似乎对人群的躁动和叫喊无动于衷。“这条铺着和砌着人脸作墙的路。”我们再次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死刑犯，他再也听不见，再也看不见：“这一切是一片在我脑袋里回响的嘈杂，有如一声铜器的回音。” 然而打皇家宫殿前经过时，她从分神中被拉了回来。宫殿的所有人是她丈夫的堂亲奥尔良，他投了国王的死刑赞成票，改称作“平等的菲利普”，是她的头号敌人。她无疑清楚，他在４月被捕，和他家人一起被囚于马赛的圣让要塞。当时很快便要轮到他赴死了。“这座宅邸很可能使她重拾了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巴黎历次革命》的撰写人记道。她知道她很快即将从迪普莱的房子前经过吗？但不可腐蚀者不在其中。他正在国民公会，这天国民公会若无其事地开着列席会议。因为即便事情大过天，巴黎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人们也想要她注意到雅各宾过道门楣上的题铭：“歼灭暴君们的共和国武器制造局。”这一切无一与事无关。共和国在战争当中，它遭到背叛，而玛丽-安托瓦内特付出了代价。她在自己赴死的去路上或许想起了这些。稍远处，在圣奥诺雷街另一栋房子的一楼，画家大卫正全神贯注地静候着她。他４５岁，已经有了名气。作为国民公会的山岳派议员，他投了国王的死刑赞成票，并在令人生畏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出席工作。就在几天前，他参与了在圣殿塔内对小太子的讯问。他恨国王们。他尚不知，几年之后，他将成为拿破仑的奴才，给他画了加冕礼。他的一个传记作家暗示说，他人在现场，在王后的途经之路上，离卢浮宫不远。卢浮宫如时人所称的那样，更名共和国艺术品中央博物馆，当天下午他将在那里展示他的两幅关于马拉和勒佩尔捷的画。无论如何，他在那里都绝非偶然。作画者的激情压倒了一切，他极欲最后一次地瞧见，最后一次地定格那受人厌恶的女人的样貌，如同他后来对走向断头台的丹东所做的那样。趁女囚路过时抓紧时机画下的寥寥数笔对他足矣。他在她左侧，画了她坐在囚车里的侧面全身像，画中人消瘦、衰老、僵直，耷拉着嘴角，闭上了眼睑。这是一张坚硬而悲哀的面具。 他画的肖像是一次复仇，仿佛他以画家的方式签发了她的死亡令，毫无同情，冷眼旁观。这是人们存留的关于她的最后一幅画，这幅画在我们心中徘徊不散，和凡尔赛宫那些肖像的明艳和迷人相去甚远。大卫杀死了昔日的女人和女性服饰。一个活死人从我们眼皮底下经过，一去不返。我们理解龚古尔兄弟的胆战心惊，当时他们于１８５９年首次看到画像的一张相片：“这是某种丑陋低俗的东西，类似孩童所做的鸭子版画。”然而在漫画背后，我却觉察到了某种专属于他模特的东西，一种力量，一种内在的专注。这是人将死之前所具有的东西，会使您对已经消逝无踪的活人世界视而不见且听而不闻。全部的情绪都在其中，强烈而绵实，它不在画家的意念里，而在他所表现的女人的心灵、肉体和精神的封闭状态中。圣奥诺雷的囚车是她最后的监牢。那里再也无处可逃。 时近中午。人们转过革命街街角，到了以前的路易十五广场。“受爱戴者”的骑马雕像昔日订购自雕刻师埃德姆?布沙东，它已被一尊自由女神的巨大石膏像取代。女神手执长矛，头上戴着弗吉尼亚帽。罗兰夫人在几周之后冲着她说道：“噢，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犯下！” 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有些人说有２０万人。民众至少１０点起就在那守候，他们对这场戏迫不及待。无人指出有任何骚动。警察戒备着。一个观众说，没人对女死囚即将来临的命运心生怜悯。在大革命的想法中，自１月起这个广场上接连发生的政治处决，是一场场民众的欢庆，是对危害共和国的罪行杀一儆百式的纠正，也是在面对着共和国的敌人们时，对民族主权不断重新作出的确认。对正到达此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它不过是恐怖和死亡。 囚车停在杜伊勒里宫庭园主路的中轴上。她有看过将杀死她的阴森器械吗？她曾有觉察到距此极近的地方是杜伊勒里宫吗？在这里她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在这里她最后一次见到费尔桑。所有人都注意到她面色极度苍白。她的心跳击鼓吹号似地加速，所有血液都涌了上来。但是再一次地，她并没有自暴自弃。在场的人中有人觉察到了这一点。人们承认她“相当坚毅”。一名阿尔让唐地区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在场，他次日给朋友们就此写了信。他和鞋匠西蒙语言一致。这一语言专属这整个场景，它表现出了场景的平等主义导向，除圣去魅的激情，却也道出了在始料未及之事面前的惊讶。登上断头台的女人到头来并非民众幻想里的那个风骚浪荡且性欲反常的王后。我保留了原始字句：“贱货和病恹恹的肥猪在最后时刻表现得同样漂亮……，她在旦头台上（原文如此）带着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坚毅。”他还加了一句：“纹丝不动。” 她挺得笔直，内心安宁且表现平静，在登上把人引向致命平台的阶梯时，她的双腿并未出过岔子。“她强充好汉地登了上去”，《共和国奇才》的撰写人说道。她无人搀扶。任何时 刻，她都未曾试图向人群开口说话。无意踩到刽子手的脚时她有表示歉意吗？人们后来无限地重复这一点，这无疑是因为除死亡以外，再无事可说。“我等着你呢”，人们让断头台如此说道。她来了。别人给她松了绑，摘下了她的无边帽，按住了她的手脚。一切发生得都如电光火石一般。躺人的板子，末尾的挡头，让脑袋穿过去的孔眼，铡刀，干巴巴的一声响，身首分离。桑松向民众展示了头颅，如同展示着其主权血淋淋的证据。其时是正午一刻，共和二年第一个月的第二十五天。 在巴黎天文台，公民亚历克西?布瓦尔刚接替了因保王倾向而被解职的卡西尼，他兢兢业业地记录下了这一天的天气。６点一刻：“天空晴朗，地平线周围有几片云。”８点：“天气晴朗，有水汽，无风。”１０点：“同样的天气。”正午：“乌云密布，有风，有雨。” 要寻找征兆，可不该从天空着手。 后记 审判王后：两个世界的对峙 我的兴趣落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既不是出于她的敌人们的掌声雷动，也不是出于她的朋友们的伤心泪流，而是由于我有一天正参观她古监狱的牢房时所感受到的宁静。凑巧那里只有我独自一人，一切都沉浸在我此后所感受到的气息之中。这一气息体现她是和她曾经历了什么，有一个主导性特点：封闭。困住她的监牢不仅曾是大革命的那些地方——杜伊勒里宫，随后是圣殿塔，再是古监狱，它们还是她整个一生当中的种种场所。终其一生，她都试图从中逃离，随后，有一天她决定重归自己的命运。她认出了自己。她过去是王后，做了王后该做的事，一直把王后当到了头。她由此得到了成长，并由此而死。在某种意义上，她通过服从取得了胜利，这是对她的出身、地位、信念、义务的服从。“服从”这个词本来几乎可作本书的标题。大革命在这一悲剧性的死胡同当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她是借助于它，对抗于它而彻底实现了自我。 在参观她最后的监狱时，我恰好正就这个年代进行着研究。我当时正开始写富歇的传记，他是国民公会议员、弑君者、里昂特派员。那时，我已有了一个念头，想要有朝一日，通过两个地点、两个时期对这个年代加以回顾。在我眼中，它们对想要理解今天我们是谁至关重要。这两个地点和时期于我，则象征性地标志着它们的起始和过火之处，换言之，标志着大革命的光明一面和阴暗一面。与此同时我也冀图表明，把两者相区隔几无可能。 推倒一切、昂扬激情和大革命乌托邦的奠基之地颇易寻找。这就是凡尔赛宫网球场大厅。在这里，第三等级诸位代表于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０日作了著名宣誓。他们起誓，在给予民族 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将在适当时机登场。 与此相反，国民公会时期开展过恐怖统治，发生过暴力行为与仇恨事件的地点则有很多。巴黎革命法庭大厅算是一处，它和其他地方别无二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人物，是她从未有人写过的 审判历史把它推到了我的眼前。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古典悲剧中的密闭剧三要素。我也看到了试图理解恐怖统治所必需的东西。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１４—１６日，两个社会、两套表达体系、两个世界在那里，以微缩而简略的形式，在一种奇异的战斗中对峙。战斗之奇异比在国王的审判上还要更甚，因为其中的敌对双方线条勾勒得更清楚，面目刻画得更鲜明。这双方是支持大革命者和反对大革命者，是代表男性者和代表女性者。这双方是两种主权，也是两类统治合法性，并且是一些语汇，它们随着套用在一方或另一方身上的不同而不断变换着意涵：祖国、背叛、美德、谋反。这双方是两个世界，它们绝对矛盾，水火不容；它们貌似共存，表面互通音讯，互有往来，却彼此耳不闻声。 这一自闭直接导致死亡，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其朋友们的死亡，她的控告者们和她的法官们的死亡。这个难逃一死的悲剧性群体令我难以自拔地着迷。人们委实得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把共和国随后是民主建立在了累累尸骨之上。 还得重新找着这些踪迹。对于旧时小说里虚构的大侦探们，比如一个像内斯托尔?比尔马或是黄色房间里的鲁尔塔比伊那样的人，我是喜欢并挚爱的。历史学家必定和他们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具有好奇心，讲究方法，能直觉性地插科打诨。他会调查。说历史是一个谜团，不如说它是一种堆积或堆砌起来的东西，某些人士失当地称这些东西为证据。这些东西仅仅是一些叙述（一些话语），是人们对事件的回忆或引述，因成文时机的不同而彼此矛盾、互不相同、前后衔接、中途中断，或多或少地受过歪曲。历史是一个寻宝游戏，一团多少有些时日尚新和时日已旧的蛛丝马迹的乱麻。简而言之，它是一处请历史学家来予以重建的废墟，但历史学家知道，重建结果将决不再“符合模型”。尽管如此，着手一项研究或写作一本书于我而言，仍有一丝寻宝的味道，这种味道完全会让人对此陶醉飘然。如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叙罗说的那样，我们启程，前去寻找“时代的黄金”。这也像士兵的障碍突破训练，又像寻找圣杯。条件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有时被引到寻找的东西之外时，被引到镜子的另一面时，被引到一些时而消隐无形、时而真实可触的国度里时，不要惊讶。写这本书的途中，我时常想到爱丽丝和她纸牌里的红心王后，想到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发起火来并声嘶力竭地喊道：“砍下他们的脑袋。”我也想到了大肚子乌布。“乌布妈：我要是你，对于你这个屁股，我会想把它安在一个王座上。你将能无尽地增加财富，隔三岔五就吃顿香肠，一身奢侈地招摇过市。乌布爸：哎呀！我对诱惑让步了。混账王爬蛋，王爬蛋混账。”讽刺永远不会完全从创作它的当下剥离出来。 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著作汗牛充栋，关于她的审判的研究则少之又少。首先在１９世纪初，当时有我们几乎可称为圣徒研究的著作，它们专门致力于写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中的作者有蒙茹瓦、罗克?德?蒙加亚尔，还有奥松讷修道院院长拉丰等。别名Ｇ．勒诺特的路易?泰奥多尔?戈瑟兰在１８９７年，古斯塔夫?戈特罗在１９０７年，更严肃地致力于描写她的关押与死亡，戈特罗把这些称为她的“垂死”。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发掘档案的专家。他通过自己的叙述，很快成了传递大革命受害者心声的人，以至在１９３５年，被葬在巴黎东部皮克普斯公墓内遭断头台处决者的方形区域里。戈特罗则是一名研究旺代战争的历史学家，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和下卢瓦尔省参议员。他毫不松懈地积极反对共济会组织和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称为“红色浪潮”的势力。我们无法指摘他们有不利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偏见。但她的审判几乎全是以她的视角来处理的，仿佛她在那里是孤身一人，仿佛她的法官们完全或几乎不存在。在同一时期就革命法庭做过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对他们亦无过多关注。无论是埃米尔?康帕尔东在１８６２年，还是亨利?瓦隆在他那套专门研究法庭并于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出版的全六册的巨著里，都没有对审判档案进行过真正的挖掘。就这方面而言康帕尔东更令人惊讶，因为他是档案学家，作为１８５７—１９０８年国家档案馆司法科的主任，他是首个建立法庭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７９５年５月“已审案件”索引的人。更晚近的时候，历史学家热拉尔?瓦尔特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王后的审判材料，但他满足于复述《导报》的笔录，此外也没有明确他的文献来源，或是指出他在其中主动所做的裁剪。甚至他关于陪审员们的名单也是不准确的。 那个年代是重返原始资料开展研究的时候。今天，国家档案馆的当代部分保存于巴黎郊区，在塞纳-马恩省河畔皮埃尔菲特市。那里是革命法庭档案的所在地。对巴黎人来说，去那算是小小地出了一次远门。我们下到了地下，但并没有像儒勒?凡尔纳的《游记》里的主人公们那样阵阵发抖。我们也不是在《地下铁》里，很不幸没什么机会碰见全新演绎成现代梅茜多拉的伊莎贝拉?阿佳妮，尤其是在高峰期。我们乘坐地铁１３号线出来到了圣德尼大学对面。到档案所在地要走上十来分钟。唉呀！这是以前的郊区。我是孩子的时候，我祖母住在巴黎南方的维里。那也像我们在《追忆》中读到的一样，其中罗贝尔?圣卢正要去探访自己的情妇，她住在一座不知名村子的磨石建的别墅里。那是在春天：“为了到她住的房子，我们沿一个个小园子走着……园子里升旗似地长着开花的果树，一簇簇有如巨大的白色临时祭坛。”梨树、苹果树、樱桃树，完全是一个花果世界。在那里，我们仍能看得出这些昔日别馆的印记，它们过去是国王的财务官员们和情妇们的度假别墅。 在皮埃尔菲特，这一满是别墅和花果园的外郊已经消失了。如今，这里干净、清爽，房子以玻璃、铝材、钢材建成。这是一片片的方块长条。我们离开了格拉克笔下郊区的几无可能真实存在的边界，那些郊区被森林侵蚀了一半。我们甚至再也认不出塞利纳的郊区少气无力且贫穷破败的地界，在这其间城市滴汗似地渗有一股气息，最终变得腐败，并对想看它的人展示出了“它由垃圾桶组成的大屁股”。不，我们在未来。国家档案馆的新楼在水上。我１２月第一次来这里。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几乎相信自己是在被阿波利奈尔遗忘的街道上：“它太阳般崭新而洁净，有如小号。”然而整栋建筑和它管道状的楼层堆积，它的楼梯和悬空过道，有点脱胎于皮拉内兹的监狱系列版画。 内部产生的观感则大相径庭。阅览大厅气派无比，四周环水，完全建在木制地面上，明亮通透。 这里没有人的声气，有着一种大教堂式的寂静。显得有点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一副在他们柜台后等着顾客的样子。这挺好的。我迫不及待想打开我的档案屉，它是别人推荐查阅的首个屉子，内容是对王后的审判，位于关于革命法庭已审案件的Ｗ序列。我找好了座位，打开了它。档案屉中有好几个棕色封套，每个对应一个案子。我翻到了王后的。它看似非常单薄。在它里面，有一道简短的手写批注，笔迹细腻而倾斜：“封在这些封套里的档案在铁柜里，第１３号数据格。”就是这个！ 我那时知道什么是铁柜，但并不真正清楚它的历史。几天后做档案研究的朋友亚纳?波坦告诉我，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为我打开了它的重重大门。这可不是锁匠弗朗索瓦?加曼的柜子，路易十六叫人把它改装进了杜伊勒里宫一条昏暗过道的墙裙里，后来它的发现加速了他审判的到来。这个柜子与此不同，更加令人震撼。它在１７９０年１１月由国民议会向巴黎锁匠马尔格里订购，为的是在此放置《人权宣言》和第一部法国宪法（１７９１年９月３日 ☆荣获法国文坛“贡堡-夏多布里昂奖”，入围“费米娜奖”，法国电视电影《他们审判了王后》原著，法兰西学士院奖项得主，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畅销力作，揭开法国大革命中最黑暗的谜团：王后的审判与死亡！ ☆基于严谨的历史研究，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她不是一无所知的普通女性，不是骄奢放荡的红颜祸水，更不是超凡脱俗的王权圣徒，而是一位在封闭约束中不断自我成长、自我控制，最后遵从自己的信念，彻底实现自我的法兰西王后！ ☆以尘封多年的审判档案为依据，辅以日记、报刊等一手材料，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刻画了牵涉审判的众生相，公诉人、法官、陪审团、证人、律师等轮番上场，支持大革命与反对大革命者剑拔弩张，这不仅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激烈政治对弈，也是恐怖时期的高压统治下人性善与恶的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