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上海滩

作者简介

孙兴泉，1964 年生，山东临沂人，现居北京。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家电网公司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近三百余篇(首)见诸报刊杂志。曾获中国电力文学奖。 孙修文，1940 年生，山东青岛人，现居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史研究中心理事。退休前在华东电业管理局任(华东电力工业史》副主编，编审。著有小说《梦断红楼》《血色黎明》《净土的呼唤》，传记《董竹君》《张权将军》《谍中情》等。曾获中国电力文学奖。

内容简介

上海沦陷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租界物价飞涨，到了 1940 年大米已由战前每石 10.70 元涨到 89 元，而华捕的工资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米贴 2 元。华捕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普遍滋长着不满情绪，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40 年 11 月下旬，新闸、静安寺、戈登路（现江宁路）、成都路等巡捕房，先后有部分华捕要求增加工资而拒不上岗。11 月 29 日晚，工部局被迫增加房租津贴，但因增加甚微，更激起大家愤怒。11 月 30 日早晨，人称“小五号”（因警号为 5 号）的中央巡捕房华捕刘荩亭和司机张会文提出罢岗，他们沿着南京路开车，见巡捕就喊话，要在差的巡捕罢岗，到老闸巡捕房集合，要求当局改善生活待遇。 在老闸巡捕房的一间班房里，罢岗人员见到了大个子的山东人邵健。邵健沉稳地对大家说：“咱们的诉求是合理的，现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有勇气更要有耐心，只有我们组织起来有章法有步骤地开展活动，才能达到想要的目的。”邵健的提议立即得到广大华捕的响应。他把罢岗人员分为三个层次，直接指挥各巡捕房的骨干有 10 人，这 10 个人每人领导着 100人，可谓一呼百应。 顿时中央巡捕房和老闸巡捕房就有近千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华捕一罢岗，南京路上的商店都纷纷关门停业，一向以繁华闻名于世的南京路，立即陷于混乱的状态之中。总巡捕房华捕正巡姚曾漠立即赶到老闸巡捕房召集大家训话，他命令大家复岗，并说谁不复岗将受到处罚。这时群情激愤，姚的命令和威胁，一概失灵。于是巡捕房只好请出工部局华董、市商会会长虞洽卿出面调停。虞表示同情大家的困难，要求大家先行复岗，每个巡捕房推举代表两名，与中央巡捕房进行谈判，他愿意帮助进行交涉。经过虞的斡旋，大家同意暂时上岗，推选代表谈判解决罢岗运动相关事宜。 捕房地下党组织特支书记刘泮泉，党员刘友谅、刘继霖都当选为谈判代表。邵健集合主要力量，秘密商讨复岗条件。在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工委书记刘宁一直接领导下，党通过群众组织和利用群众代表的身份，采取合法的经济斗争形式，掌握“适可而止”的策略原则，尽管谈判对手是老牌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虞洽卿、姚曾漠等，但仍然使斗争取得了 胜利。不仅华捕的工资待遇提高了一倍左右，而且取消了罚操，改善了装备，增加了休息时间。 这次斗争的胜利，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提高了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以后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斗争也提高了华捕的觉悟，使华捕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使斗争取得胜利。 1941 年日军进入租界前夕，汪伪特工总部千方百计地拉拢、收买租界华捕，进行诱降活动，为接管租界创造条件。他们扬言如果华捕到他们那里去报告、报警号、报住址，不仅每月能领取津贴 20 元，而且他们接管租界后还可以保住饭碗，量才录用。这一消息在华捕中引起很大震动，不少华捕忧心忡忡，唯恐将来被打碎饭碗，于是有人就暗中到汪伪特务机关去报告领取津贴。 党组织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党员进行教育。已经担任特支书记的邵健要求每个党员提高警惕，他严肃地说：“未经组织同意，不得与汪伪特务机关发生任何关系。”同时安排党员在华捕中间开展宣传，指出这是日伪的诱降阴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汪伪汉奸卖国投敌，如果我们前去报名领津贴，正好中了他们诱降收买之计，这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是关乎民族气节的大问题。 华捕们本来就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经过启发教育，都有了一定的认识。有的人原来领过津贴，现在也不再去领了，这样就及时粉碎了汪伪特务机关的诱降阴谋。 在这段时间里，邵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弄清巡捕房内部情况，利用当时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方式和半合法方式，对华捕中具有爱国和进步思想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斗争。经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和考验，发展了一批具备党员条件的华捕入党。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有党员 40 余人，在老闸、虹口、普陀、戈登路、汇司、法租界等六个捕房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这些巡捕房中的地下支部和 40 余名党员是革命的宝贵火种，而邵健对这些人员和各项工作较为熟悉，为他后来担任警委书记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各项工作的脉络和每一位党员的籍贯、出身、职务和党内职务都记录在他后来的“字典”里。 在这里提到的“字典”，书名为《王云五小辞典》，本是极其普通的一本工具书，里面却记载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解放时，发展的 470 余名党员的资料。警委长期处于地下环境，不仅不可能建立党员的个人档案，就是连一本简单的党员名册也是极其危险、根本不允许编写的。可是，如果不记住这些人的资料，有朝一日胜利了，又有谁、以何种方式来证明他们是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那么作为一级党委书记，不通过名册，怎么才能记住几百名党员的姓名，乃至更进一步记住他们的警号、入党年月、分布情况等具体情况？ 秀珍看见他常常将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标注在某个字的后面。其实，邵健就是用这些作为姓氏、警号、日期、单位等代号，分散记在这本辞典中。一本普通的辞典，不会引人注意，即使万一落到敌人手中，只要自己坚决不说，神仙也“破译”不了。直到上海解放，邵健才亲自把它“译”成党员名册及情况表，并把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的党委。现在这本辞典，仍完好无缺地保存在公安局的历史档案中。 1944 年，邵健奉命来沪领导汪伪警察中的地下党工作。在张承宗和刘长胜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市地下党警察局工作委员会，邵健任书记，刘峰任副书记，马益三、贾永顺、姜敏、苗雁群、刘诚等为委员，并由邵健与张承宗单线联系。这时，邵健以声东击西等方式在敌人营内开展“游击战”，使敌人晕头转向，如同无头苍蝇，达到“乱了敌人，保护了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的目的。 1944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邵健为了做好里应外合、武装起义的准备，经上级党委批准，发动了在警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盟会”（又称新友同盟会、四友同盟会，含义为与新四军交朋友，搞同盟）。各个支部在原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伪警中开展广交朋友的活动，通过接触了解、教育考察，将其中主张抗日救国、支持和拥护我党我军的伪警，吸收进外围组织。然后再把外围组织中经过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成员，发展为党员。虽然后来上海未举行武装起义，但警察系统的党组织通过外围组织活动，自身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党员由抗战初期的40 余人发展到 130 多人，建立了 11 个党支部。 从巡捕房内建立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起，到蒋介石逃离上海，蒋曾一次次骂爹骂娘，一定要破获上海巡捕房、警察局里的共产党组织。还一次次下令国民党军统、中统要员打入巡捕房、警察局暗查共党的蛛丝马迹，而邵健和他的战友们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使敌特们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有位同志不解地问邵健有什么奥妙，邵健说，我们 这几百位潜伏敌特营内的共产党员，确实是如同在敌人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或坐牢，或被杀头。同敌特周旋，不是靠冲冲杀杀，而是要靠智斗。 邵健时刻提醒大家，要“多听，多看，多观察”。他说，“这身巡捕、警察穿戴，倒为我们的同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或以维持社会治安或以查户口等方式，名正言顺地走街串巷，可以将听到、看到、观察到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因为对所在地区的每条街道、里弄都了如指掌，许多同志被称为保护群众、追捕敌特的“活路线 图”以及“上海滩活地图”；通过这种方式对驻防敌军的情况也逐一摸清，为后来上海的解放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支持。 ……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上海被阴郁的白色恐怖和战争气氛笼罩。中共上海警委书记邵健，领导472名地下党员，潜伏和战斗在敌人心脏，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有惊无险的谍战故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令人惊叹的是，警察系统地下组织鲜有牺牲，更无一人变节。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是多年以后仍然耐人寻味的一段往事。作品带读者重回上海滩，重新走一遍那身处黑暗、探求光明的道路，去重新认识我党隐蔽战线中赤胆忠心、智慧果敢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