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

作者简介

俞江，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清代的合同》《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点校本。

内容简介

本文深入探讨了《周官》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并对《周官》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首先反驳了《周官》出自“山岩屋壁”的传说，认为《周官》不可能是民间高人所作，而是基于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编纂而成。文章强调《周官》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其体系性影响了中国官制两千多年，并认为《周官》是系统认识三代制度的唯一途径。作者提出，由于现代学科体系中缺乏对《周官》研究的定位，导致了《周官》学研究的不足。文章还讨论了研究《周官》所需的特殊方法，包括传统的解经方法和制度史的分析方法，并强调了制度本身的真实性和系统性。最后，作者呼吁更多学者关注《周官》的研究，以充分挖掘其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价值。 ——编者按 《周官》学探幽：古代制度史的钥匙 《隋书·经籍一》说，李氏献《周官》 一书给河间献王。这个李氏，连名字都不全。于是有了《周官》出自“山岩屋壁”的传说。此说断不足信! 《周官》真不是哪个“民间高人”能作。从未在朝堂上站过一天的人要写此书，纯属天方夜谭! 张爱玲在她的《红楼梦魇》 中说:“《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这话是否过了些，我不敢判断。但没有豪门世家的生活经验，连续写小说尚不能蒙混过关，何以有人会相信专论官制的经典，居然出自江湖高人。今文经学家说《周官》是刘歆或孔安国等人伪造。在《周官》中篡改个别文字，或许难免。说哪个人全本伪造此书，实在是过分抬高此人的才华。要我说，即便是周公旦，手边若无官方档案可资查阅，也断不能办。无论刘歆或孔安国如何大才，也无力撰出此书，除非他们得到了周大宰官署的职文簿籍。若如此，此书也就不伪! 《周官》既然称得上“六经”之一，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就是一等一的。《红楼梦》虽然是一等一的伟大作品，但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岂能跟上古经典相比。然而，世间有“红学”，却无“《周官》学”，岂不怪哉? 一、何以没有“《周官》学”？ 《周官》遭冷落的主要原因，还是它的重要性未得充分说明。有人断定它全是伪书，说它不必读。有人断定它真伪参半，说它无法读。今本《周官》约五万字，就算大半是注文如果它的珍贵程度与《周易》《尚书》比肩，或者只要与《老子》《论语》一样重要，人们断不 敢不读。须知，在古文《尚书》的性质不明之前，没人因为《尚书》中有可疑文字，就敢说《尚书》不可读。现在断为今文《尚书》的篇章，如《金縢》《吕刑》等，仍有明显的后人添加文字，也没人因真伪参半，敢说无法读。所以，无法读只是不必读的借口，若文献足够重要，虽不可读，也非读不可。《周官》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周官》的底子，是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未毁之前，由深谙周官制之人依据档案编纂而成。自两汉经师至近代的周史专家，皆深知《周官》的珍贵性，但还不够。 金景芳先生早年的认识，很能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那时他认为，《周官》中“保存不少 极为珍贵的古史料”。但他在晚年改变了看法，说:“《周礼》 一书很可能是西周乱亡时，某氏得见大量官方档案所作。”甚是! 重申这一判断尤其重要。《周官》一书具有极强的体系性。 某种意义上，它的体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官制，明清以吏、户、礼、兵、刑、工设置六部，仍是摆脱不了《周官》的体系约束。而《周官》的体系是由三百多个官吏职文搭建起来的。无法想象，没有原始档册的支撑，谁能凭空臆造。且不说职文，光是臆造这三百多个官名都难。考虑到《周官》的体系性，不得不承认，该书编纂者是以较完整的官档为基础。 至于它究竟编纂于何时，何人主持，这两个问题是次要的。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影响《周官》的根本性质。以为此书的编纂时间在战国，就将这一等一的经籍视为末流，是不通之论。 可以假设，若周的官制档案完整地保存到西汉，由汉儒编纂此书，此书照样是经，地位至少在各种传、记之上。反过来说，若没有周的官制档案，就算孔子欲纂此书，也不可得。事实上，战国时期的大儒，如孟、荀等人，对周的官爵制度也只知皮毛，原因就在于周官制在战国时期已不是平常人可知。 孟、荀若生前得见此书，也只有拜服的份。 今天，人们对于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视若珍宝，因为它们是原始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殊不知，从文化价值上说，《周官》依据的档案，其等级和珍贵程度远在新发现的简牍之上。这批档案毁于秦火，再无重见之日。 第二，《周官》是系统认识三代制度的唯一门径。《周官》与其他五经一样，是史上第一等的著作。《周官》所载是王官制度，是王制的一部分。在王制全盛时，诸侯与大夫士礼俱不足道。欲说三代礼乐，王制可代表，王制以下皆不足以代表。不知王制，不可谓知礼 乐，亦不可谓知三代文明。若无《周官》，认识王制只能凭《礼记》和《荀子》中的两篇号为《王制》的记文，二者又多扞格，莫衷一是。认识到《周官》本是一等一的著作还不够，就上古制度史而言，《周官》具有皇冠一样的地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这还有注文的干扰，真身未显。若擦拭干净，光彩尤为夺目。如果没有《周官》，后世只能通过《左传》等史籍，以及甲金文和考古去了解周制的零碎知识。万幸它保留了下来，让王制的系统研究成为可能。它是打开上古国家及制度文明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也是无法逾越的关隘。不过此关， 不足以谈三代文明。 由于文献阙略，因此许多国家或民族要认识自己的上古史，只能靠考古发现的器物和文字。多亏六经传承有序，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才享有文献有征的优势。怎样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一直是上古史的重中之重。但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存在着以文献记载为主，还是以考古资料为主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自明的，当研究对象是古代制度时，只能以文献为主，辅之以考古资料。而文献又以系统阐述者为上，零星记载辅之。 当然，文献的真伪，另当别论。 什么这样说? 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体系性，体系性必须通过语言加以体现，而且要求系统的、阐述的语言。要满足制度研究的体系性，不但考古发掘出来的城池、聚落、器物、墓葬等不堪胜任，连甲金文也不能。甲金文达不到呈现制度所需的体系性。从甲金文中得到的制度信息，必是详者甚详，阙者照阙，只能发挥填补和校正的作用。而在六经中，唯有《周官》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王制，鉴于其他的王制皆已失传，这就足以奠定它在上古制度史的至上地位。可以说，有《周官》在，研究上古制度时，五经和其他史籍只能屈居次席。史学家一边嫌弃《周官》真伪不明，一边又不得不到它里面去找史料，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的体系性。或许有人认为《周官》阐述的仅是官制，不足以涵盖上古制度的方方面面。当然，上古制度不可能尽在一本书里。还好官制部分较完整地流传下来，才使我们体会到上古制度的复杂、多面和多层次。试想，若无《周官》，研究王制将失去层次、远近和深浅，则上古史将是何等浅薄。 以上两点重要性，都不是我的创见。《周官》在王室官档基础上编纂而来，是我缵绪先贤旧说。它在三代制度中享有无上地位，自西汉以来就公认。莽新之后，它在政治上有污名，但它在经籍中的排名，仍在第四、第五。贬低和埋没《周官》，不过是近百年之事。以上还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它在秦以后历朝政治、立法中的重大影响，牵涉太多，非本书重点，不再申论。 要强调的是，《周官》乏人研究，还因为它在现代学科体系没有归属。经学，原先居于古典学的顶端。只要有经学，就总有人研究《周官》。现在经学衰亡，以前的经典只能依附于现代学科体系。而在“六经”中，只有四部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是《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的地位至高无上。二是《尚书》，是政治史、伦理史的必读。三是《周易》，定位为中国哲学的起源之一。四是《春秋》，既是史著，也是史学史的祖宗，有上古史研究群体支撑。唯礼类的二经，即《周官》和《仪礼》，学科归属不明。现代学科中没有制度学，只有法律学。法律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法学家认为古代的礼仪或制度与己无干，制度史不归于任何专业史，而法学以外的学者不擅规范分析方法，于是大好一部经典，居然没有关于它的研究方法，没有专属的理论框架，更不用说传承有序。 二、特殊性与研究方法 (一)解经的方法 要说清楚上古的经籍，首先需要传统的解经方法。《周官》原是经学的一部分，基本的解经方法是适用的。然而，鉴于今本《周官》是经注囫囵本，不能盲目套用“以经解经”的规则。以经解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此经解此经”。比如，要解释某一字词，而这一字词在同书中多次出现，可以分析它在同书中的不同用法，来获得它的准确含义。二是“以他经解此经”。比如，某字在书中只出现一次，却在他书多次出现，可资援引。相较而言，肯定是“以此经解此经”较可信。然而，今本《周官》中窜入了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又写 作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区域，在没有把这些注文一一分辨出来之前，“以此经解此经”的规则并不当然有效。现在看来，今本《周官》号为难读，根本原因就在于经师们严格遵循“以此经解此经”的办法，却不自觉地陷入“以他经解此经”的境地，结果似是而非。当然，“以经解经”的规矩是不能坏的，否则解经就没有可信度。我的看法是，将经注分离之后，方能有效运用“以此经解此经”。若仍有疑，再参考“五经”，尤其有用的是《诗经》和《左传》。 分离出来的注文可视为《周官传》。若有疑或不足，再稽金文。 (二)制度史的方法 解经的方法存在极大不足，主要是不能为所有的制度断代，这就必须用到制度史的方法。 制度史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历史学家不熟悉，经学家也不熟悉。经学家看不出今本《周官》是经注囫囵本，就是因为看不出职文自成体系，根本原因在于不熟悉制度分析的方法。 史学家同样不擅长制度分析，纠缠于《周官》的成书年代这类问题，正是不能走入制度体系的表现。需要明确的是，制度本身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无形的，不在文字中，而在文字之下的相互联系。这种真实性的保障，就在于制度的系统性。当我们辨认出一条制度是真实的，意思不是它在历史上发生过，而是说它属于它所在的时代。把战国的制度说成春秋的，这就是伪史。把秦国的制度 经过四年的精心撰写，本书围绕《周官》复原、疆域国家、周制三大方面，系统、翔实地阐释了周制与周史，它的价值值得认真咀嚼，分享几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周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制系统制度化的展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在本书中便明确说道：“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周官》蒙尘已久，向来有真伪和地位两大争议，真伪尤为要害，叱《周官》为伪书者，竟将其打出经籍的地位，以至于如今《周官》的地位、价值具不明朗。《周官》不明，周史该如何谈起，中华文明的源头又该如何谈起？ 本书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即复原了《周官》职文，有力地为《周官》洗雪了被认为是汉儒伪纂的冤屈，并从经学的本质、传经与传道的辨析、解经的方法等多个角度严密而周圆地为《周官》正名。 第二个，书中有许多精彩绝伦的细节考辨。限于篇幅，兹取一例。过往编校书稿，常见藉田与籍田两种写法。一般以为藉籍二字通，便囫囵吞枣统一采用一字。看了本书，才知道不仅二字并不相通，藉田与籍田还代表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制度。此例还体现了制度史研究方法（法学规范分析方法）视野之宏大，使用之美妙。这样精妙的考辨构成了本书的主体。 上述两点或许会让人产生一种高山仰止，因而望而却步的感觉。而这里要说的第三点则恰恰能够打消这样的疑虑和畏惧，那就是不仅本书对《周官》经文的复原，让《周官》变得清晰易懂；还因系统、恢宏的视野而免于支离、琐碎、枯燥的论证，使这本释读之作同样生动有趣，易于理解。作者的笔墨并不止步于考订名物、辨别制度真伪，而是横向落点于国家疆域，纵向立足于有效时代。作者认为，能读《史记》的高中生，阅读复原后的《周官经》就没问题，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本书。 “山川名物，无非制度。”用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治经学是发人深省的。《周官》系统地阐述了王制，是中国社会制度规范设计的一次集中体现。《〈周官〉与周制》的任务就是以《周官》为主线，勾勒和整理书中的上古制度，进而呈现上古史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智慧与精髓。但愿这本揭示周制架构及其原则精神的图书，能够让您重新审视《周官》这座文献宝藏，打开探索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