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融媒体(网络政民互动效能的实践路径和案例启示)

作者简介

王峥嵘，管理学博士，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公众网络参与及政府治理、数据挖掘与社会计算，于《公共管理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级社会科学项目多项。\"

内容简介

一、公众网络参与价值及动因 伴随着公众网络参与实践的发展，公众网络参与的价值成为热点研究领域。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公众网络参与置于政治参与视角，探讨的主题包括公众网络参与与政治民主发展、政府政策制定以及公众网络参与的主体动因与行为等。 针对公众网络参与为政府与公众关系带来的变革与可能，Islam（2008）基于调研结果，把网络赋能对应于信息、网络卷入对应于咨询、网络赋权对应于主动参与。在此基础上，Linders（2012）定义了公众网络参与的类型，包括公众对政府（C2G），即公众通过咨询和建议向政府分享其看法；政府对公众（G2C），即信息的通知与推送；公众对公众（C2C），即公众自组织。现有相关研究已经得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公众网络参与会对政治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刘文富，2002），需要关注公众网络参与对政治民主发展的价值及其功能定位和发挥这些功能所需的环境与条件；否则，公众网络参与不仅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潜在风险。从政策制定视角，有学者认为，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带来一种范式革命，信息和权力将形成一种新的联结，既可以实现网络赋权，也可以是新的控制工具（蔡文之，2007）。这些研究为丰富和发展网络参与理论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 针对公众网络参与的民主价值，Amaral等（2000）指出网络信息技术远远超出印刷、电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单向”交流，伴之发展的网络实践构成了全球“政策反馈”的一种形式，这是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应该抱持信息共享和合作思维，因为公众拥有广泛而有效的知识，可以为政府决策及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诺维克，2010）。Polat（2005）通过将互联网解构为信息源、通信媒介和虚拟公共领域三个方面来调查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解释性联系，认为即使互联网有利于公众了解有关政治信息，仍然需要更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理解信息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政治民主发展视角来看，国内有学者以网络问政作为公众网络参与的典型实践，强调制度化建设在公众网络参与中的重要意义（陈纯柱等，2013）及其对政治民主化的积极意义（徐黎明等，2008）。 从公众网络参与的动因和行为来看，网络环境中的公众参与并非必然。Chen（2002）根据互联网用户调查数据证实了感知有用性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Lee和Kim（2014）使用来自韩国首尔市政府电子参与计划的调查数据，通过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在社会资本和网络参与管理方面影响公众积极参与的因素。Yang和Pandey（2011）通过对美国特定城市及政府部门的调查发现，参与者的能力是参与结果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参与本身是一个可以提高能力的过程，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教育公众的重要性。国内有学者关注了在公众网络参与迅猛发展背景下，渠道供应、参与成本和安全性可能带来的无序性参与问题（张亚勇，2007）。还有学者关注了网络论坛中公众参与过程中话语表达的理性问题，认为公众理性表达是网络参与的基础（Panagiotopoulos et al，2012）。可见，参与动因和行为是公众网络参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探索和研究结论丰富而零散。 （1）甘肃政法大学“国家治理协同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研究成果。（2）以案例诠释网络政民互动的内在规律、根本要求和运行方式。按新时代要求优化政务融媒体的要素、框架、设计和路径。（3）分析互动效能形成机理，解读公众感知测评指标，展示政府行政改进案例，指出制度创新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