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作者简介

吴义勤，1966年生，江苏海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

内容简介

“汉味小说”风格论 ——方方、池莉合论 樊　星 “汉味小说”，即以具有浓郁的武汉地方风味的文学语言描绘武汉风土人情的小说，它无疑已成为当代地域文化小说、当代城市文学总格局中颇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方方、池莉两位女作家便是“汉味小说”的代表作家。 方方和池莉，分别以《风景》和《烦恼人生》取得了“轰动效应”，其时在1987年，“寻根热”和“新潮小说热”已经由热转冷，作家们又在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也由谈论“伪现代派”进而思索“当代中国作家的选择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品格”这样的时代课题。《桑树坪记事》获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人们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又一次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景》和《烦恼人生》偶然也是必然地问世了，轰动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超过了这两位作家以前的任何作品。一时间，评论家们纷纷争说“展示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新潮流，的确，这两部中篇极其朴素又极其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平民百姓毫无诗意的艰难人生，比起学习西方现代派手法，以夸张、变形手段揭示人生悲剧本质的作品，自有更触目惊心的震撼力。而两位作家的创作谈也是这么表达她们的情感和她们所意识到的主题的——方方写道：“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和“拼命奋斗”的艰难，产生了七哥那样的人物，“他们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 ? 这番话中有深长的叹息、真挚的情感。而池莉，也努力要通过印家厚的形象塑造表达这样的感悟：“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 ? 。——这一切，是对小说的社的深刻阐释。 但显然还有另一面，对于武汉的读者，“河南棚子”、长江轮渡、武汉方言，比起《桑树坪记事》那样的作品，无疑更多一层亲切感。外地的读者也会从小说中感受到武汉人特有的脾性和风俗。这，便是小说的地域文化意义了：独特的风俗人情，独特的方言，对于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绝不仅仅是某种点缀，某种类似于调味品或舞台道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对于营造小说的氛围、塑造人物的特性、传达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老舍的“北京故事”、赵树理的“山西农村小说”……这些各具鲜明特色的文学世界之所以在文坛上成就独特，绝不仅仅因为主题提炼、题材剪裁、技巧适用的各具匠心，还因为作家们把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的独特脾性（如湘西人的坦荡野性、北京的人淳朴知足、山西人的幽默精明等）以及孕育出那独特脾性的水土之性（湘西的青山绿水、北京的逼仄胡同、山西的厚厚黄土）也活生生地揭示了出来。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神采各异的民风民俗，不同的民风导致了不同的文风——这也算一条文学的定律吧。（至于同一地方作家风格的不同与作家主体选择的微妙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了。笔者无意做“地域文化决定论”者。） 因此，《风景》中的河南棚子地带人的粗糙人生既具有对国民劣根性乃至人的本性的冷峻逼视的社会意义，也是对武汉人民风粗鄙层面的描绘。《烦恼人生》中印家厚那时而忧愁时而欣慰的心理曲线既是对普通人平庸人生的生动揭示（读这部作品时，我常常不禁想到莫泊桑、契诃夫笔下那些浑浑噩噩又令人同情的“小人物”），也传达出武汉人善于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民风气息。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女作家对此缺乏足够自觉的意识罢了。这一点，有她们的创作谈做证。还有她们的作品——毕竟，与她们稍后写出的“汉味”更浓的《黑洞》《落日》和《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作品相比，《风景》和《烦恼人生》的“汉味”就淡多了。由此可见，有没有充分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对于作家能否充分展示独特的地域风情，颇为重要。当然没有必要要求作家都树立自觉的地域文化观，许多艺术精品也与地域文化意识无关，例如老舍的《猫城记》、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那样的作品。但写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富于诱惑力的话题。况且当代文坛上自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别开生面以来，各地作家经营地域文化小说，已成空前盛况：文学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期如80年代的中国文坛这样有如此多的作家创作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域风情图卷。 中国新时期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所遴选的论文均已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其质量已到验证，且经此遴选，可谓优中选优，权威与质量都得到了一定的保证。此外，跨越时间长，触角细致，最大程度地将研究范围覆盖到这些作家的所有重要作品，从而使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有一个全面的观感。书后附录更是全面收录了作家研究资料的相关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