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智慧（商人智慧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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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长期经商实践中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也好经 商。但依附权势总不如自己成为权势中的一员，经营靠山不如自己成为靠 山，收买投靠官僚权贵并非万全之计，关键是自己要有子弟在朝中做官，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有，政治地位仍然 低下。历代科举还有规定，商人不能应试登第。到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 变化，商人子弟也能业儒为士，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商人或商人子 弟有了进入官场的权利，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资本的代言人，在施政和 执政中就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徽商与封建政权的结交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徽州宗族势力与 封建政权有着天然联系。徽州人本来大半渊源于中原士族，显赫的祖先留 给后人的是读书入仕的传统，所以徽商打入政界的一条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便是科举进仕，读书做官。 徽州各姓都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 ：“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 家塾，或助膏火。”徽人这样培养宗族子弟，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徽州巨族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学塾，延请名师加 以教诲，把自家子弟培养出来做官，直接依赖同乡同族乃至一家之人，“ 官”与“商”之间联系的纽带无疑更加牢固可靠，教育和经济因此形成了 一种互动。 例如歙商江才将几个儿子作了分工，让江琇、江佩继承父业，在扬州 经商，保证经济基础；让另两个儿子江璀、江珍致力举业，在从政上努力 。果然小儿子江珍不负父望，中了进士，任江西高安知县，后调任京官， 成为其家族经商的一大助力。 在徽商中，像江才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连科三殿堂，十里四翰林” ，“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徽商之所以热 衷于儒学教育，不但是为了使自己或其子弟跻身于官僚或准官僚阶层，提 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 治屏障，可以攫取到其他商人得不到的利益。 如歙县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总商，原因之一是鲍志道的次子鲍 勋茂为钦取一等进士，官居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而另一位徽商曹淇之 所以能身居扬州总商，与弟弟曹振镛为军机大臣这样一个大靠山不无关系 。行业上是总商，政治上又有靠山，那么形成行业垄断便不足为奇了。从 明末以后到清代道光之前，徽商盐商能成为垄断盐业产、供、销的集团， 自然离不开家里的靠山。 傍靠官吏，这就是徽商经商成功所走的捷径之一。故有“官商”之谓 。清末绩溪“红顶商人”胡雪岩堪称“官商”之典范，但胡依附外帮官吏 的做法在徽商中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一般而言，徽商傍靠的封建势力多为 “乡党”或“族党”，即徽籍仕进官员。因此，徽商不仅支持家中的子弟 读书，而且也十分注重对家乡士子的支持。 为了让更多的家乡子弟业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两 代“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清初，徽属六县 计有书院54所，其中紫阳书院为全国三大书院之一。而这些大半为徽商捐 资兴建。 徽商对家乡士子的支持之全面、力度之大让人称奇。在大规模兴学立 教的同时，徽商不惜重金兴办遍布城乡各地以研讨八股、切磋制艺为目的 的文会组织，以提高士子们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如此细心的举动，是 其他商帮所没有的。 由于参加乡试、会试的旅食之费、试卷之资为一般士子所不能承受， 徽商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帮助贫寒士子。有的购买了一些田地，以田租作为 士子们的科举费。如商人程子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 ”；有的则把大量的钱财存入钱庄，将利息捐出来作为资助费，如商人汪 国柱见“本邑士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金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 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 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为了给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与寓所，徽商捐 出巨资修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会馆。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曾说：“歙县会 馆从扬州盐商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援助，而居住在北京的茶商也参加了 会馆的管理，负担了一部分经费……但是，会馆是专门用于科举应试者(偶 尔也有官僚们)的设施，禁止商人使用。”徽商自己创建的会馆却自己规定 不准商人使用，专为科举服务，徽商对科举士子的无限关怀，对他们所寄 托的殷殷期望由此可见。 在家乡父兄的殷殷期望和全力督促下，徽商业儒的子弟在科场中大显 身手。仅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这160年间，两 淮徽商子弟登科者即有256人，其中，进士85人(包括武进士)，举人116人( 包括武举人)，贡生55人(包括拔贡)。这个数字是两淮的山西商人所无法比 拟的。同一时期，两淮的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为22人，其中，进士6人，举 人11人，贡生5人。 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会饮水思源，对本乡商人的利益会多加照顾 ，对于那些有厚利的带特权性的商人也是倍加关照，提供诸多方便。当然 徽商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官商一体”、“官商同宗”。而官商同宗也确实 给徽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毋庸讳言，出身于徽州特别是商贾家庭的 官宦，凡是遇到涉及家乡商人的事情，肯定都会积极地出谋划策，并在朝 廷议事和施政的过程中极力保护徽商的利益。 有“同胞翰林”之称的许承轩在做官期间就非常注意维护同乡商人的 利益。当时清政府设置的关卡特别多，尤其是江南商业繁荣之所，苛捐杂 税更让广大徽商苦不堪言，许承轩认为这是额外的税收。“慷慨力陈”， “请禁赋外之赋、差外之差、税外之税，以苏农困，以拯商困”，朝廷最 后总算取消了这些税收，“一方赖之”。 朝中有人和无人，对于要想获得特权的商业行业的垄断和控制权，同 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的作用，徽籍官 员网络也就成为营建徽商商帮网络的最有效的资源之一。从史实来看，徽 商对这种资源的利用是充分而不遗余力的。 例如，徽州木商在徽商子弟吴云卿的帮助下，取得了采办“皇木”的 特权。采办“皇木”则可以享受种种特权，比如免税、“磕碰官民船只” 而不用赔偿；还可以预支购买木材的款项，甚至夹带私木，有了如此之多 的优惠条件，赚取巨额利润也就不在话下了。 徽籍官员网络的存在无疑为徽商撑开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凡有关 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他们对徽商在外地的利益，更 是着力维护。 康熙初年徽州人为在汉口建新安会馆的事，和当地人打了六年的官司 。因为徽州人在汉口的势力太大了，就嫌原先出入的路径不够宽敞。几个 有钱有势的徽州同乡一商量，决定拿出银子，扩充路面，开辟码头，并把 巷子命名为新安巷。当地人不愿意，最后闹到了官府，一直到雍正十一年 ，徽州人终于借助在汉口做官的同乡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由此可以看出徽人重视培养宗族子弟业儒的传统，是他们在商业竞争 中常能成功的原因。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力克山陕商人，而操商界之牛耳 ，主要也是因为徽商与政权攀上密切关系的缘故。“官商互济”，两者相 得益彰。正如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所指出： “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 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 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 计然乎哉！” 汪道昆的这段话，比较精到、全面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贾为厚利，儒为 名高，官与商，相互为用的关系。 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 的局面，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徽商奉行 “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 雄霸中国商业舞台三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 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P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