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忘破绽——郜元宝文学批评自选集

作者简介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现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鲁迅研究、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互动关系四个具体学科领域，先后著有《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时文琐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汉语别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另有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集多部。

内容简介

上海令高邮疯狂 ——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 一、“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按照居留次序”，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①、上海、武汉、江西进贤、张家口、北京。武汉除外，上述各处汪氏小说或多或少都写到过。《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小说部分就是“把以这几个地方为背景的归在一起”②。1995年编《矮纸集》，如法炮制，但交代得更清楚： 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编完了，发现我写的最多的还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③ 短篇《迷路》与散文《静融法师》都写在进贤参加土改之事，可能数量有限，忽略不计了。上海仅《星期天》一篇，却特别提及，显然比较看重。 “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汪氏这一点颇有古风，不同于许多当代作家有意无意模糊作品的时、地线索，一味以虚构为圭臬，或一转而趋极端之影射。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他们的诗文，鲁迅杂文和《故事新编》“今典”部分，时代有别，文体各异，精神却一脉相承，皆始于写实而终于普遍意味之寻求。 汪曾祺小说包含虚构，又无不依托真实生活经历，绝非“纯属虚构”，此点已为“汪迷”所熟知。他说，“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①不仅创作依据原型，有时甚至连人物姓名都不加改动。但汪氏家乡人并不“对号入座”，跟他打官司。他们知道作者以自己为原型，最终创造的人物却有质的区别。②这也就是鲁迅谈到《故事新编·出关》时所说的：“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③当我们将汪曾祺归入“中国当代作家”时，应特别留意此点。读汪氏小说，首须注意他在时地背景清晰的写实基础上增添了哪些社会人生的普遍寄托，如此方可获更深之解悟。 汪氏和高邮、昆明、张家口、北京的关系，论者甚夥。近年来，分地域重新编辑出版汪曾祺文集的举措不止一例。①汪氏将上述各处社会历史文化和他本人在这些地方的经历反复写入作品，不劳研究者特别放出眼光，也能看得分明。相比之下，汪氏与上海极深之因缘至今尚无全面梳理。②笔者近作《汪曾祺结缘上海小史》略述文本之外汪氏与上海关系始末。③但汪氏结缘上海并不限于文本之外。1970年代末“复出”之后，除了《星期天》，他再无作品直接叙写上海，然而八九十年代故里小说“藏”了不少上海元素。汪氏笔下三四十年代高邮古城并非世外桃源，乃是与外界交通频繁的颇为开放之区，而汪氏故里小说所涉之外界主要即为上海，昆明、北京、张家口、武汉、进贤等地则绝少有深刻关联彼时之高邮者。 这点从未有人留意，遑论研究。今特撰此文，一探汪氏故里小说内部上海叙事之深意，及上海与汪氏故里小说特殊魅力之关系，希望借此打开“汪曾祺研究”另一扇窗户。 二、高邮的远方是上海 1983年7月，以四十年代末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经历为素材，汪曾祺顶着北京骄阳挥汗创作了短篇《星期天》。这是他唯一正面描写上海的小说，笔者曾有评析①，其中和本文相关而尤可注意者，是上海人形象在这篇长久被忽略的杰作中大多不佳，或荒谬可笑，或无聊空虚，或平庸鄙俗，或阴冷恶毒。《星期天》之外，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小说很少正面涉及上海，但侧面描写并不少。比如，1986年夏创作、被老友黄裳誉为“最晚的力作”的《安乐居》②，写作者本人在北京住家附近经常光顾的小饭馆，中间就冒出一个“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改”的“上海老头”。在另外一些和上海并无直接关系的小说中，汪曾祺也会提到上海，甚至突然用到几句上海话。 但“复出”之后，上海叙事更多乃见于以儿时生活记忆为素材的故里小说——并非像《星期天》那样正面描写上海众生相，而主要描写那些身份特别的高邮人，他们都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邮人怎么会和千里之外的上海发生关联？1947年创作的小说《落魄》最早透出此中消息。该篇写一个斯文的“扬州人”在昆明的凄凉光景，身为“同乡”的叙述者“我”为之痛心疾首。汪氏写这篇小说时人在上海，颇多自况，说的是扬州人在昆明的“落魄”，暗含的则是高邮人汪曾祺在上海的灰暗与愤激，跟同时正面描写“我”漂泊上海的短篇《牙痛》互为表里，一个暗讽，一个明说。 《落魄》开头一段议论颇能解释高邮人缘何要去外地：“我们那一带，就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多还是安土重迁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小时候我们听老人戒说行旅的艰险绝不少于‘万恶的社会’的时候”，但一则有“那么股子冲动，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一则“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就把我带过了千山万水”。这里提到“高邮人”去外地的两个原因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就以此为入口，一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故里小说描写的“故乡人”结缘上海的各种具体方式。 就从好像与上海无关的《异秉》《受戒》说起吧。 《异秉》（1981）中受人欺凌的“保全堂”学徒“陈相公”比《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学徒“我”处境更糟，但他也有小秘密，就是每天爬上保全堂屋顶翻晒药材，“登高四望”，“心旷神怡”，“其余的时候，就很刻板枯燥了”。陈相公“登高四望”，除了周围屋顶、远处田畴、街道和人家，还有他看不见却可能想到或听过的远方吧。比如《受戒》中《卖眼镜的宝应人》（1994）列述的高邮周围运河沿线，“南自仪征、仙女庙、邵伯、高邮，他的家乡宝应，淮安，北至清江浦。有时候也岔到兴化、泰州、东台”。汪氏其他故里小说还提到更远的徐州、扬州、镇江、南京、苏州、杭州、武汉、天津、北平，甚至南洋，美国。 “远方”最闪亮处是上海。陈相公自然不能洞悉，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既给苏北带来现代生活气息，也直接导致整个扬州地区繁华不再。加上1910年、1920年、1930年三次水灾，1937年日军占据高邮，1947年苏北成为内战逐鹿之区，大量苏北难民（包括部分富庶移民）一路南迁，最终目的地几乎都锁定上海。只有上海才能容纳庞大的“苏北人”族群。上海也赋予高邮人以备受歧视的新身份“苏北人”“江北人”，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命运。上海渗透、笼罩、深刻关联着包括高邮在内的整个苏北。 汪曾祺目睹过1930年高邮大水，平时水旱两灾不断，他也印象深刻，“我的童年的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①。1939年和1947年他在上海，又亲历了两次苏北难民和移民潮。汪家虽非高邮望族，但较为富庶，直系亲属较少移民上海，有也不属难民，因此汪氏“复出”之后大量故里小说主要背景是高邮而非上海，他也没有正面描写在上海的高邮人。但自从苏北人大量移民上海，许多高邮家庭都有人在上海，或往来上海与高邮之间。耳闻目睹，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汪曾祺记忆中应极分明，流露笔端，也很自然。汪氏故里小说主题之一就是描写在上海阴影下高邮古城社会凋敝、旧家没落与风俗改移。 《异秉》可说者，除了每日“登高四望”的陈相公，还有走南闯北、懂得极多的张汉轩（人称张汉）。正是他提出“异秉”之说，成为一篇之“文眼”。这两个思想或行动上的活跃分子是连接高邮和远方的桥梁。《受戒》（1980）提到上海，一笔带过，对整篇小说的成立却至关重要：原来高邮男子去外地做和尚，首先就“有去上海静安寺的”。多亏明子舅舅没把明子送去“上海静安寺”，否则这篇小说就无从写起了。但作者描写留在故乡当和尚的明子，逻辑上也就隐括了去“上海静安寺”的另一群明子的同类。① 陈相公，可谓“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张汉轩和“明子”，当属“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被“带过了千山万水”。他们都未曾去过上海，却有结缘上海的两种潜在可能，是高邮内部去向远方的种子，条件成熟，即可开花结果。 兼具敏锐的艺术感觉、独特的思想追求、清醒的社会意识的文学批评。 以谦虚审慎的态度回应文艺创作，用朴素自然的文风进行理论探索。 《不如忘破绽》是来自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多年来优秀文学批评文章的“自选集”，并非“旧作”的“选萃”，而是一部崭新的力作。 批评范围更开阔，力求呈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时间跨度更扩大，力求把握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探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 批评态度更审慎，基于对文学史本身的尊重，对当代文学更多一份耐心和虔敬。 批评语言更务实，力避架空的理论或多余的文辞，力求朴素自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