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迁史

作者简介

岑仲勉（1886—1961），名铭恕，字仲勉。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和中外交通史等领域有卓越贡献。学术界公认，“在近代百年唐史研究史上，唯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 1886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十八岁入两广大学堂，学习经史之学。1920年担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因主办校刊《圣心》与陈垣建立通信，其研究水平为陈垣激赏，陈垣遂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当时文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力从事学术研究。1934年起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直到1937年方下定决心入史语所。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岑仲勉先生随史语所辗转于长沙、昆明、重庆、宜宾等地。1948年后长期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代表作品有《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等。

内容简介

黄河重源说的缘起 黄河重源，现在我们总知道绝对不可信的了。黄河非重源，算是已经解决，但黄河重源说是怎样发生起来？还未有人加以“合理”的解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人，向来做事都不彻底，这是最著的一个范例。解释黄河重源的缘起虽于治黄无如何直接关系，惟是黄河重源说是黄河历史未解决的第一个环节，所以必得先从这儿说起。何况这里面含着多少玄秘，有若干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问题，如上古的西北交通、周族从甚么地方迁来等等，都可借此得到启示或因而解决呢。 汉以前遗文如《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虚……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又《尔雅 · 释水》：“河出崐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都曾说及河源，可是与今地的对照还不十分清楚，能够明白地叙述黄河上源出自西域的首先要算张骞对汉武帝的奏记，他说：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史记》一二三《大宛传》） 根据《史记》，张骞当日出使的经历，去时系“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回时系“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 留了一年多，趁匈奴内乱，始逃亡归国。依匈奴当时领域（“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的情形来审度，可信骞本人并未尝经行塔里木河的正流，也不晓得罗布泊（即盐泽）是怎么样子，他报告里面这一段话完全得自传闻。比方“其南则河源出焉”那一句当然意味着青海的“重源”，但“多玉石”一句事实上却指于阗的“初源”，由此可见张骞的河源知识是很模糊的。后来便有进步了，汉朝派赴西域的使人越来越多，所以《史记》同传又说：“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前人对于《史记》这一段记载，往往以为昆仑的名称，由武帝所臆定；但《淮南子》那本书写成于武帝初期（也就是在张骞归国之前）,它已称，“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又“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这可说明即使没有武帝的考定，人们也懂得那方的山脉就是相传的昆仑山。 江浦青以为河和昆仑，各有两个的原因，“可以说汉武帝重 通西域，定昆仑于阗关南山后，便将整套本部的地名搬西域用 去”。这个解释有好几点讲不通，已由郑德坤驳去。但郑氏自己 所说：“河水流域有两道大水，同名河，他们发源的山又同名昆 仑，他们流注的海又同名渤海。这是很清楚的。历来的学者不 知有这样的‘凑巧’的现象，闹出许多笑话呢！”他所谓“笑话” 系指《山海经注》《水经注》等。殊不知西方的（塔里木）河系因东 方的（黄）河而得名，上古人只看成是一道水的两段；“青海的昆 仑”又因真河源显露而被后世所层化，郑氏对演变的过程条理 不清，所以说是“凑巧”。 综合前引《史记》，吾人可取得三种观念：（一）张骞未出使以前，西域那方面早就有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源的传说。（二）我国上古图书也有黄河出自昆仑的记载，武帝所以晓得这些山名叫昆仑。（三）黄河或被认为和黄河有关的流域，上古人只单称作“河”（又如《河图始开图》：“河凡有五，皆始开于昆仑之墟”），后人因为“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始加上“黄”字以示区别。 武帝检查的是哪种图书，我们无从晓得。现世所传的《山海经》，并非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作品，像前引的《海内西经》，写成时期最早似不能早过战国。侥幸地我们还保存着一部较古的游记，即《穆天子传》，在卷四里面记着周穆王（元前十世纪）西行的里数： 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 又《初学记》六引《穆天子传》： 河与江、淮、济三水为四渎，河曰河宗。（今本没见这一 段，且文气不相类，疑是后人的附注） 我们首先要知道，从周代到最近以前，地志的记里，大致系以实际旅程为标准，不跟历代的尺度而改变，所以周里、汉里无甚差异。其次，宗周瀍水即后世之浐水，不是成周（或洛阳）的瀍水。根据这两种决定来进行比勘，那末，在宗周（今西安附近）西边七千四百里的“河首”，应相当于塔里木正流之某一点，这一点西南至昆仑丘七百里。换句话说，河出昆仑或黄河 重源的传说，最少可追溯到元前十世纪了。 黄河出现在陕、甘通道上面（今兰州地面），和塔里木河的终点罗布泊，直距也有二千多里，前人何以将黄河与塔里木河联为一起？这可循两种途径去寻求解释： （甲）假定上古时代有些种族从西方沿着塔里木河向东移徙，行到罗布泊时候，只见一片汪洋，别无出路，塔里木河天天向东流，为甚么积年累月罗布泊总没表现过涨溢的征象？这是古人所无法解决的疑问。及后再向河西走廊行去，忽然遇见一 条同样东流的巨川，因而认定黄河的上源，是从罗布泊潜行而 出；《汉书》九六《西域传》所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 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 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就是这个道理。（乙）指向和（甲）的假定恰恰相反，即是说，有些种族从我国内地向 西北方面行去，因而认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 从表面看，两种假定似皆有其可能，但沿黄河从东而西的 时候，似应转入羌地，渐了解黄河真源的方向，不应牵涉到西北 二千余里外并无关连的罗布泊。再看近世考古学在我国所发见 青铜、彩陶等遗物，和西方的很相类似，而我国的青铜遗物，都是精制，未见粗制，处这种种情状之下，都很难令人主张（乙） 项上古种族西徙的假定，即使有，也是西汉以后的事。此外，有 人想应用地质学来解释重源的现象，但须知重点在地下能否渗透那么远，单凭两处的地质观察，依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因我国文化系发源黄河流域，黄河重源问题的解答，跟上古史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时如不结合这个问题作总检讨，也探不到上古史的秘密。现在，试举出我 所认识的三点： 第一，我国内地对天山方面，甚而吉尔吉思草原，当元前 十世纪时，早已有了交通，近世外人在天山山脉道上发见移民 遗迹，即可作为一个解释；殷墟之有软玉，亦可藉此而解决。 第二，最可注意的《穆天子传》二说：“赤乌氏先出自周宗， 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 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太王亶父相传是文王的祖 父，文王享寿九十七岁；又据《穆天子传》四，昆仑丘再西三百 里才是赤乌氏舂山，由于周家有亲串住落昆仑丘那边，我们敢 相信黄河重源的说法，系随周族东来而输入。张含英在他所著 的《治河论丛》屡屡说：“我族沿黄河而东，开拓华夏”（四一页）， “我华民族沿河东来”（四六页），又“吾华民族自西徂东，沿河而 下”（九一页），黄河问题总与我汉族一部分的祖先的移徙有关，所 不同的，看各人怎样解释罢了。 第三，黄河重源说与上古伊、印族的地理知识，完全从一个 模型冶铸出来，例如佛经说： 此无热池东有银牛口，出殑伽河，即古所谓恒河也，右绕池匝流入东南海。南有金象口，出信度河，即古辛头 河也，右绕池匝流入西南海。西有瑠璃马口，出缚刍河， 即古博义河也，如上绕池入西北海。北有颇胝师子口， 出徙多河，即古私陀河也，如上绕池入东北海。 那四条水就和《海内西经》昆仑墟下的赤水、弱水、黑水及河水各各相当。又《山海经·西山经》说：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 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 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南流于大杅。 把洋水、黑水分而为二，和《海内西经》洋水就是黑水有 点冲突，那是古代传说所常见的。依我的见解，汜天就是内 典的梵天，印度人称恒河之一支雅鲁藏布江（发源于我国之西藏）为 Brahmaputra，字义是“梵子”，汜天之水即恒河的别名。信度 河的原名作Sindhu，急读便可变作丑涂。上古有Dahce族人住 落于里海附近，大杅即Dahce的音写。这不是我个人的附会，清 乾隆时，王绍兰早就以无达比阿耨达，近人吴廷锡考黑水在今 藏、卫之间，张鹏一又以缚刍河为古弱水，可见无论旧学家 或新学家，都觉得我国上古关于昆仑山下各水的叙述，和佛教的传说息息相通，而佛教的传说又必接受于吠陀，即印度人尚住在五河流域的时代（元前十世纪以上）。 黄河不单止说重源，而且说有三源；如《水经》称河水“又 出（渤）海，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这个积石不是甘青 方面的积石）。又《初学记》六引《水经注》及《山海经注》：“河源出 昆仑之墟，东流，潜行地下，至规期山，北流，分为两源：一出 葱岭，一出于阗。”是葱岭之外，还有一个最初的潜源。 中国之水，有重源的又不单止黄河；除济水重源，下文第七 节别有详论外，《水经注》一三记桑干水的发源：“耆老云，其水 潜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大池。……古老相传言，尝有人乘 车于池侧，忽过大风，飘之于水，有人获其轮于桑干泉，故知二 水潜流通注矣。”是桑干水有重源。又《史记》一二三《索隐》： “积石本非河之发源，犹《尚书》导洛自熊耳，然其实出于葱岭 山，乃东经熊耳；今推此义，河亦然矣。”是洛水也有其重源。 然则重源光是我们汉族的玄妙理想么？不，西方的河川也 有相类似的传说。蒙古初期马黎诺里（Marignolli）游记称：“河流至 Caffa对岸，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Thana而潴成巴库海（Sea of Bacue）。”张星烺说：“河流入沙中，似指阿母河而言。马黎诺 里由Sarai至阿力麻里时，或尝经过之，当彼在Sarai时，又必尝 见窝尔加河，故谓潴成巴库海也；巴库海为里海之别名。……中 国人自昔即有以黄河发源于葱岭，流经喀什噶尔，成塔里木河， 入罗布淖尔，再地下潜行，复出于青海而成黄河之说；新疆之 人，亦有谓喀喇沙尔附近诸水来自西海（即里海）者。马黎诺里经 过诸地时，或得闻此异说，故有此误会也。”拿西方的传说来比黄河重源，正所谓读书得问。又十四世纪教士巴斯喀尔（Pascal） 的遗札，曾提及梯格里斯（Tygris）河，张星烺说这一条河“即窝尔 加河，《马哥孛罗游记》亦称窝尔加河以是名。盖中世纪人误信 窝尔加河为即梯格利斯河上流，入里海后，经地下而与梯格利 斯本身合。”又亚塞尔拜然（Azerbaijan）之Daitya Araxes河，相传 系潜行里海的地下，于海之它侧，复出为乌浒（Oxus）河。这些都 是流行于西方的潜源传说，跟我国的传说没有甚么差别。究竟 这种理想最初发生于哪一个区域，值得我们来检查一下。据我 个人的意见： （1）从历史的发展性来看，如果假想汉族的祖先去追寻河 源，则实际上黄河系打甘肃的南方流来，他们自然地要向羌人 住区追求它的上流。为甚么循着跳跃式的发展，无缘无故，忽 然指向数千里外的罗布泊，而羌地里面河源的真状，反延至千 余年后（唐代）才略露曙光。重源说不像发生于我国内地，前头已 经有所揭示，且葱岭之外，还说有潜源，这一层更显然是当地 土人的传说，没有理由可以承认为东方人的推想。 （2）也许有人以为汉族文化，曾向西域传播；从历史时间性 来审查，这更难以成立。汉化西行，是西汉以后的事；依前文所 引《穆天子传》，则西周初期，人们已将塔里木河和黄河联系着。 即使撇开这一段史料，而《山海经》的一部分总是战国时期写 成的，它和汉武帝所检的古图书，司马迁所见的《禹本纪》，都 说河出于昆仑，张骞回来时的报告也是一样。这些都在汉武开 通西域以前，很难认为汉族文化所影响。 （3）人类思想的引生，都有其当前的背景，山顶的泉池，崖 边的瀑布，经年不涸，滔滔不绝，初民当然会寻测它的来龙。但 在结结实实一块大陆上面，说从数百里甚而数千里之外，有水 泉潜行地下，因而再露出地面为大河，究属是难以理解的事实。 惟住在沙漠或沙漠边缘的民族，因环境关系，他们的领悟可有 点不同了。沙漠的性质，最易渗透，水于地面渗入，却从数十里 外再行涌出，并不是稀奇的事。初民的脑筋究属简单，应用演 绎的方法，便不难推想到数百里或数千里之外，都是一样。然 而依据空间性来窥探，我国内地没有沙漠，这种理想不会创始 于内地的。清康熙帝曾说：“泲水伏流三处，其实不止泲，凡水 发源处多是伏流，尝问蒙古人，言之甚详。”塞外蒙古人的汉 化程度很浅，尤其是我国古典里面那种玄奥的理论，不会输入 于一般蒙人，为甚么他们也说多是伏流呢？要理解这个问题， 须晓得蒙古族的文化多自突厥族接受得来，而亚洲西北的草原 及沙漠，正是突厥族的摇篮，所谓草蛇灰线，不难踪迹而知。再 由于上古传说的散播或近古蒙、藏两族的交通，即在西藏的群 众中，最近还表露出这种理想，周鸿石说：“（雅合拉达合泽）山下的水 向北都流入了柴达木盆地，向南都流入了长江上源的通天河， 两者对黄河都毫无关系，可是藏民们，所以把这个山叫做黄河 源头，他们的意见是说，雅合拉达合泽与约古宗列只有一小土 岭之隔，约古宗列的水，是由这里经地下渗流过来的。”我们 如果把这种意见和《山海经》、内典联系在一起，岂不是黄 长江和柴达木河都是同源吗？ 总括前举三点，便见得黄河发自昆仑和罗布泊潜通于河 西那两种理想，显然带着西北边民思想的色彩。其他如济水、 桑干水、洛水的重源，都是后来的话，是从黄河重源说产生 出来的…… ☆著名史学家岑仲勉代表作，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 ☆李约瑟、河野通博等备加称誉的大师经典。 ☆中华民族治河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现代黄河研究的奠基之作，揭示黄河三千年变迁的真相。 大师经典，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它无数次的迁徙，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关于黄河的研究不乏历代正史中的《河渠志》，以及《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通议》《河源纪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历代治黄史》《治河论丛》《中国水利史》等，但这些书对黄河变迁史及历代治河得失都缺乏系统的考证和梳理。《黄河变迁史》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岑仲勉先生的代表作，他因一部《隋唐史》，赢得了“在近代百年唐史研究史上，唯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的美誉，而先生在中外史地考方面更堪称一代宗师。岑仲勉晚年抱着做学问应该对世事有所补益的经世致用思想，耗费数年时间在广泛搜集历朝史志中关于黄河的史料、并参考私家著述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梳理和辨析，基本弄清了历史上关于黄河的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此书甫一出版，就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受到了李约瑟、河野通博等海外学者高度重视，是研究黄河变迁史的必备参考书。 从商周到辛亥，揭示黄河三千年变迁的真相 河，称“黄河”最早见于《汉书·功臣表》，汉高祖封功臣之誓，“使黄河如带”一句。黄河变迁史纷繁复杂，除必须具备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学识，还必须要有非常人的毅力，岑仲勉先生晚年以一己之力写成这部巨著，可谓功莫大焉。《黄河变迁史》是现代黄河研究的奠基之作，揭示了黄河三千年变迁的真相，如1.黄河重源说，它影响中国人对黄河源头的认识长达千年，黄河重源说是如何形成以及被打破的，岑仲勉结合文献史料、历史上周秦民族的迁徙、西北地理环境、中西神话比对等对此做了详细的辨析；2.殷商迁都与黄河迁徙问题，岑先生通过考证殷商因河患屡次迁都的说法始于晚明，并结合殷商的农牧属性、考证确定迁都的具体地点、商族的势力范围等非常系统的考证清楚了这个问题。3.黄河六次大迁徙，清代地理学大师胡渭主张“黄河六大徙”之说，后来之人多遵奉此说，岑仲勉却认为胡渭的说法包含着许多错误，明弘治七年的河徙断不能算作大变，王莽始建国三年及宋仁宗庆历八年两次河徙都发生在旧日河北省地面，金明昌五年，从现有史料来看，简直没有这一回事。书中这样的考证比比皆是，揭示了黄河三千年变迁的真相。 了解黄河的历史文化、几千年间治理黄河的得与失 两千多年间，对黄河的利用和治理是历朝历代的一件政治大事，《黄河变迁史》按朝代来设置章节，将历代的河患和河患治理非常系统的做了梳理。两汉时有齐人延年献河出胡中之策、贾让的治河三策、王景成功治河等；隋唐以来，黄河相对安宁了一段时间，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利用黄河便成为王朝政治的重点，如开通通济渠、永济渠等；宋代河患增多，加之北方外族入侵，黄河河道治理有北流和南流之争，但宋人奉行治遥堤、分水势的策略，发明了埽岸、浚川杷、河堤种树等有效的治河手段，其中以开挖汴河最为著名，不仅起到了治理黄河的作用，更成就了宋朝经济的大繁荣；元明清三朝河患严重，涌现了如贾鲁治河、潘季驯治河、靳辅治河等历史上几次著名的黄河治理，因三朝都定都北京，运河又事关帝都经济，治河者多奉行黄河不能北流的原则，治河受到掣肘，加之人口众多，形成人与河争地的局面，这些因素导致治河者采用束水攻沙、塞堵等手段，因此治理往往只能维持暂时的成效，却不能长久。 《黄河变迁史》这些系统的梳理，不仅完整呈现了黄河变迁的历史，揭示出黄河变迁的真相，还对历代治河主张言论、治河技术的发展等治河经验进行评判总结。作为现代黄河研究的奠基之作，无论是想了解黄河，还是治理黄河、弘扬黄河文化，著名史学家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