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防保卫战

作者简介

罗娟，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现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史、民国档案、中国抗日战争史。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项。著有《南京保卫战》等作品。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全国档案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史、国民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有《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国国民党史》（合著）、《抗战中的蒋介石》（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②：南京保卫战》（主编）等作品。

内容简介

第二节 南京：守乎？弃乎？ 以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相连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统治重心所在，也是日本侵华重点目标地区。但由于当时日军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区投入重兵，短期内日军的作战方针还没有扩大到中国东南地区。因此，日本最高当局并没有在宁沪地区作战的具体计划，只是在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之时，考虑在青岛与上海两地派兵保护日侨的可能性。 而中国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宁沪地区防御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制订防卫计划、构筑国防工事、加强训练演习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抵抗日本的先期准备。而在这些准备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先发制人的战略目的。 三、南京城“弃”“守”之争 1937年11月，上海战事急转直下，蒋介石秘密筹建多年的吴福线、锡澄线国防工事弃守，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当战场上的日军指挥官和在东京的决策者们争辩着是否有必要攻占南京时，中国的最高统帅和他的指挥官们也在讨论南京要不要守及如何守等问题。 面对上海沦陷的局面，中方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南京保卫战败局已定，保卫南京的意义不大。蒋介石问陈诚：“南京如何守法？”陈诚反问：“是否叫我守？”蒋介石说：“不。”陈诚便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 11月中旬，另一名高级将领、原桂系军阀白崇禧，主张公开宣告南京为一座不设防城市。他认为保卫南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所有可调动的部队原来都是部署在上海的，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打败了，需要休整才能投入新的战斗。如果他们在南京进行抵抗，将不会有增援部队前来，因为当前已经无兵可调。鉴于此，他倾向于一个更灵活的防御计划，而不是顽强地固守阵地。 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支持白崇禧的看法。他也认为，最终应放弃南京，尽管在他看来政治考量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军队只是简单地从城里撤出并允许日军进入，那么假如日方要同中方谈判，他们就会失去优势。日军也就不能以通过武力在战场赢得胜利的战胜者身份坐下来谈判了。 由于在上海战场屡遭重创，日军杀气腾腾地“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并很快形成围攻南京之势。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日军面前。南京保卫战一触即发，形势十分危急。 日军近在咫尺，首都南京要不要守？怎么守？一时间成为摆在国民党上层面前最大、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蒋介石为此踌躇不决，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在蒋介石看来，如一枪不发就将首都拱手相让，不仅影响自己的国际形象，也没法向民众交代；另一方面，根据其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1935年在《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的阐述，“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长江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所以“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南京作为首都，必须固守，除了已有的江防要塞外，还要增筑东正面及东南正面工事。” 外国军事顾问的看法，正是蒋介石心里最重要的砝码，如果狡猾的日军发现南京是一座空城，就必然在军事战略上引起怀疑与警惕，进而影响到其在长江流域的进军。而日军一旦停止前进，重新集结主力在北方战场，势必将完全破坏中国方面以长江一线为抗日主战场的战略计划，对全局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尽管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并决定最终将放弃首都南京，但“为了进一步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而故意表明决心死守南京，此为疑兵之计”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蒋介石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把南京守城部队作为进一步引诱日军沿江西进的诱饵。 但是，国民党领导层思想并不统一，主张不守的思想占了上风。而且，此时蒋介石倚重的德国顾问的想法也早跟着形势转了方向，法肯豪森也明确反对固守南京。他认为，固守南京是“发疯”的举动，从军事角度看也没有意义。如果蒋介石选择强迫他的军队背靠长江决战，一场灾难很可能无法避免。 为了切实解决这个议题，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高级幕僚军事会议，商讨首都作战方案。 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在11月13日、1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厅（作战）厅长刘斐等人。刘斐首先发言，强烈要求避免在南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他认为，“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他指出“守是守不住的”，并分析了“日军利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陆上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协同攻击，南京必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下” ，而中国军队的实力已经被削弱，“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 当然，刘斐也提出南京是一国之首都，为维持整个国家的士气，不能不经一战就放弃。只要用12个团，最多使用18个团，就可以执行这项任务，再多就不切实际了。 刘斐的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应钦和徐永昌随即附和同意。本来开会人员就不多，现在意见又是一边倒。蒋介石眼看会议是没有必要再开下去了，便犹豫不决地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过了两天，召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增加了李宗仁、唐生智、谷正伦等人。会上，刘斐首先报告了抗战以来的形势和目前中日军事状况，继续主张对南京不宜实行固守，“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后主动后撤。蒋介石没表态，转头问李宗仁：“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回答：“我不主张死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一不设防城市，而我们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白崇禧等人和德国顾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