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兴衰史

作者简介

方铁，云南大学二级教授、特岗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长期研究云南区域史、西南边疆史、中国边疆治理史。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等职。著有《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边疆民族史探究》《边疆民族史新探》等书，主编有《西南通史》等书，合著有《西藏通史》等书，在《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内容简介

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南诏、大理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烙上了受中原王朝影响的明显印迹。其所受影响全面、深刻的程度，在边疆的王朝与政权中十分突出。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希望归属中原王朝，或与中原王朝保持亲近友好、互通有无的藩篱关系，却并无取代中原王朝的想法与胆识。这一方面的记载不绝于书。 南诏王族自诩“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颇以此为荣。唐军在天宝战争中被南诏打败。南诏王阁罗凤立德化碑于国门，“明不得已而叛”，且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南诏德化碑》深情叙述了唐朝扶持、提携南诏之恩。碑文称： 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长男凤伽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 异牟寻幼年问学于唐朝官吏郑回，因此深受内地文化的熏陶，史称：“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郑回被俘后归顺南诏，后出任清平官。他眼见南诏饱受吐蕃的欺凌，乃劝说异牟寻：“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异牟寻深为赞同，“谋内附者十余年矣”。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朝和好，唐朝遣使者袁滋等赴南诏册封。在册封仪式上，异牟寻跽受册印，稽首再拜，领受所赐官服等物，曰：“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异牟寻为袁滋一行举行盛大宴会，手指装食物“割牲”的银盘称：“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皇帝所赐也。”又令头发尽白的笛工、歌女出演，说：“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异牟寻奉酒觞于袁滋，袁滋受觞曰：“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不绝也”。异牟寻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阅读上述记载，当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可见南诏对唐朝的深厚情谊怀有不懈的追念，亦可视为其心声的真实写照。 南诏建立的统治制度，亦明显是仿自唐朝的制度。《南诏德化碑》称： （南诏王）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月不愆，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荡秽之恩屡沾蠢动，珍帛之惠遍及耆年。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灵津蠲疾，重岩涌汤沐之泉。越赕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 南诏王坐南称孤，自言“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与中原王朝统治的方式并无二致。其言“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可见深受中原王朝经济思想的影响。称“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其做法类似中原王朝惯用的地缘政治方略。明人田汝成认为郑回“以中国法教异牟寻”，助其建立与唐朝相似的统治制度。杨慎《滇载记》亦言：“（南诏）八方之地，属以八演，从中国教令。都曰苴咩，别都曰善阐，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也。” 大理国建立后，云南及其附近的农业地区先后进入早期封建社会。南诏统治下为满足奴隶制度发展的需要，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大肆掠人为奴的情形已成为明日黄花。同时，由于汉唐以来云南及其附近地区大量吸收汉族人口，并在经济、文化方面受到内地深刻的影响，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对增进与宋朝的关系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希望与之建立明确、长期的臣属关系。大理国与宋朝进行马匹交易，并多次遣使要求宋朝予以册封。政和七年（1117），大理国向宋朝进贡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等物，宋廷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宋廷南渡后偏安江南，对大理国的戒心有增无减，将大渡河以南的地区（包括大理国）划归徼外，与交趾等邻国并列。南宋与大理国趋于冷淡的政治关系，是大理国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大理国多次遣使至宋朝求赐典籍。大理国王段正淳遣使高泰运奉表诣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宁宗在位，大理国又遣使求赐《大藏经》，得1465部，归大理藏于五华楼。大理国的教育制度，如开科取士、由士入宦等也模仿内地。据《云南志略辑校·诸夷风俗》所载，大理国的知识分子既习儒书，亦熟悉佛教，佛教戒律精严者称为“得道”，“俗甚重之”。“得道”有家室者称“师僧”。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大理国从师僧中选拔各级官吏。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认为两宋虽疏远大理国，但大理国仍对内地保持仰慕与认同，奉宋朝的制度与文化为圭臬。史载： 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总之，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是造就南诏、大理国文化传统不可忽视的因素。受其影响，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化认同。南诏、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虽历经磨难，但始终未形成“敌国”的关系。蒙元占据云南等地，受其招徕，大理国王族爽快地参与合作，率兵平定各地并参加远征南宋，对云南行省的构建与巩固做出突出的贡献。 方铁教授的《南诏大理国兴衰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本书采用新 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对南诏、大理国发展、衰亡的过程及相关问题做系统研究，是一部 有深度、有新意、高质量的研究著作，改变了尚无专著研究南诏大理国兴衰历史的情形。著 作具有良好的学术性与上佳的可读性，对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有助于宣传中华文明史，培育爱国意识，促进各民族安定团结；对深入研究 “一带一路” 历史、西南区域历史，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邹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