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精)/新编中国史

作者简介

李喜所，生于1946年，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等。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有《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留学史论稿》《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等，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曾数次获得教学优秀奖和著作、论文奖。 李来容，生于1981年，湖北恩施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先后在《南开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导师李喜所主持的《中国留学通史》第一卷的写作，曾多次应邀出席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术会议。

内容简介

第一节 袁世凯专权与败亡 第一节 袁世凯专权与败亡 三、洪宪帝制 在镇压南方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开始调整中央政府机构。为拉拢和利用进步党人，袁世凯于1913年7月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9月，新内阁正式成立，除司法、教育、农商三部总长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担任外，陆军、内务、外交等重要部门依然为袁世凯的亲信官僚所把持。由于梁启超、张謇等人均属社会名流，这届内阁因而也被称为“名流内阁”。同一时期，袁世凯在北京依然保留着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假意宣布尊重国会议员的权利，使之服务于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活动。早在4月间，国民党、进步党议员已联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同制定宪法草案，待宪法确立后再依法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急于谋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主张国会应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并策动黎元洪等十四省都督，联合发表通电，要求国会速选总统。国会议员迫于压力，表示赞成先选举总统，于9月投票通过了选举总统案。其间袁世凯又指使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一批议员，组成公民党，作为其总统选举的御用工具。公民党在国会内四处活动，致电并要求各省都督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10月4日，国会在袁世凯及其亲信部属的催促下，讨论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并定于6日召开总统选举会。选举当日，袁世凯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兵“保卫”国会，又派出千余名便衣军警，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将会场严密包围，禁止议员自由出入。议员们忍饥挨饿，从早上八点至晚上十点连续投票三次，最终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7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10日，在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庆典上，袁世凯在清皇宫太和殿仿效皇帝登基的形式，坐北朝南，宣誓就职。随后，英、法、俄、日、德等十余个国家相继承认中华民国，表示支持袁世凯统治的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为尽快实现专制独裁，又积极谋划取缔国民党和国会。他首先指责国会在一部分议员的操纵下，已“酿成暴民专制之局”，公然宣称“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并于25日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要求一致反对宪法草案。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籍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其议员资格，导致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名存实亡。随后，以政府不能没有咨询机关为由，于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成为其御用机构。1914年1月10日，经政治会议议决，袁世凯宣布取消国会，随即通令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2月，又迫使熊希龄辞职，取消责任内阁制。3月，袁世凯授权政治会议，由其召集新的立法机构约法会议，着手修改《临时约法》。5月，袁世凯正式颁发《中华民国约法》（时称《新约法》或《袁氏约法》），宣布废除《临时约法》。这项《新约法》将总统权力扩大至与专制君主相类似的范围，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成立和废除立法院、公布法律、任免官员、统率军队、宣告和战、缔废条约等一系列权力；撤销国务院，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作为辅助总统掌管行政的办事机构。袁世凯据此任命清朝遗老徐世昌为国务卿，完全取消内阁制。 根据《新约法》，袁世凯授意成立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任命七十余名参政，其中多为清朝遗老及袁世凯的亲信官僚和政客，同时也包括梁启超、张謇等进步党人。为迎合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参政院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并经约法会议通过，于1915年元旦颁布施行。这项法规将《大总统选举法》中合理的选举程序加以修改，主要内容包括：将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选或连任均无限制；规定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预先提名藏于金匮石室，被推荐者不受限制；届满选举时，若得到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人同意，大总统可继续留任。至此，袁世凯获得了终身总统的地位，并且可以传至子孙，其专制统治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则被全部取消，中华民国仅存虚名。 在逐步确立专制独裁统治的同时，袁世凯又与守旧派、复辟派联合，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潮流，为帝制复辟活动做思想和舆论准备。早在1913年6月，袁世凯即已下令尊崇孔圣，恢复学校祀孔。随后，在大总统就职仪式时，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应召赴京道贺，袁世凯特赐其世袭爵位。1914年1月，政治会议依照袁世凯的旨意，决定恢复祀孔活动，并命令各地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6月，恢复文武官员的封建职称，将各省都督、民政长以及道、县长官分别改称为将军、巡按使、道尹、县知事。9月，袁世凯正式颁发祭圣告令，指责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同时称赞“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且使“国纪民彝，赖以不坠”，并于28日亲率百官至孔庙，举行祀孔典礼。12月23日，袁世凯又正式下令恢复祭天典礼，率领百官穿戴特制的古式衣冠，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行跪拜大礼。祀孔祭天的活动实际上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一次预演。 在袁世凯梦想恢复帝制之时，英、美、德、俄等列强为扩大在华侵略权益，也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表示支持，怂恿其称帝。其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等国相继卷入欧洲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则企图乘机扩张在华势力。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擅自派遣军队在山东半岛登陆，并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军。北洋政府随即宣布局部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日本借此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奉命向袁世凯秘密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暗示如能接受，则支持称帝活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并扩大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七条，规定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规定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未经公司同意，不得准许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规定不得将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向日本聘请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修筑权让与日本；给予日本在福建省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的优先权等。 为争取日本政府对帝制复辟的支持，袁世凯特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向大连、青岛、塘沽等地陆续增兵，进行武力恫吓。经过数月的秘密交涉，日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诱迫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其中仅将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与此同时，谈判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上海、杭州、北京、天津等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其间上海、山东、江西、四川等地又涌现出救国急进会、救亡团、妇女救国会、国事研究会等一大批爱国团体。3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四万余人联合召开国民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随后汉口、北京、烟台等地纷起响应，掀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受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此十分恼火，下令取缔各项反日活动，缉拿和惩办相关人员，极力压制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 《二十一条》的谈判交涉结束后，袁世凯加快了帝制复辟的步伐。8月初，袁世凯的宪法洋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和有贺长雄在报刊上相继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策》等文章，公开为帝制复辟活动做舆论宣传。前者指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且“无研究政治之能力”，据此认为中国若贸然由专制变为共和，“难望有良好之结果”，故采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后者则公然表示中国应拥护袁世凯为皇帝，由其统揽大权。继此之后，杨度也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君宪救国论》，声称共和不足以治乱，因而“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8月23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组织成立筹安会，以研究共和政治的得失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速派代表赴京讨论国体问题。各地拥袁势力随即函电响应，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国体讨论，经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同时，梁士诒又收买各方人士，组织京师商会、教育会、乞丐代表、孔社等多个请愿团，并与在京各省代表所组成的公民请愿团联合，由筹安会统一代拟请愿书，向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 9月1日，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随后开会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则示意应先征求多数国民的意见。为制造虚假的民意气氛，梁士诒、杨度等人依照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个请愿团，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并于19日向参政院呈递八十余件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17日，参政院开会定于11月20日召开国民会议。为加快帝制进程，梁士诒、杨度等人再次发动请愿，要求参政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10月6日，参政院议决停止召开国民会议，改而举行国民代表大会，由其决定国体问题。8日，袁世凯颁发《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此后，各省在军政长官的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拥袁势力则借此操纵各地的投票活动。12月11日，参政院召开会议，近两千名代表就国体问题进行总投票，最终一致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随即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之名，两次呈递《劝进书》，劝袁称帝。袁世凯故作姿态，假意推托一番之后，于次日早晨宣布承认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以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大加封赏有功者。31日，又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的称帝活动遭到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反对，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海外首先举起讨袁旗帜。早在1914年7月至8月间，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因政见分歧，在日本分别创建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主张采取急进或缓进方针，继续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1915年间，孙中山一面令胡汉民、许崇智等赴南洋筹款，一面派人秘密潜回国内，联系会党、军队和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在广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省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初，又策动肇和舰在上海起义，后被镇压而失败。在此期间，欧事研究会也改变先前的消极策略，暗中联络中华革命党和进步党，并派李烈钧等人前往昆明，策动唐继尧等云南军界人士，进行武装讨袁。 与此同时，受国内反袁斗争形势逐步高涨的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也由追随袁世凯转而走上反袁道路。1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毅然发表万言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古德诺等人的种种谬论，指责筹安会鼓吹帝制实为“阴谋家之所为”，明确表示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其间若有“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文章发表后，北京、上海、昆明等地报刊纷纷转载，传诵一时，在各个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震动。11月上旬，梁启超又以养病为名，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由天津绕道日本，秘密潜回云南，策划起兵讨袁。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之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政府，推选唐继尧为都督，并发表讨袁檄文，公布其十九大罪状。随后护国军兵分三路，向四川、贵州、两广发动进攻，护国战争全面爆发。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继此之后，广西、陕西、浙江等省纷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在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福建等省活动，不断策动武装起义，并迫使广东宣布独立。讨袁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袁世凯的统治并不稳固，对其态度也发生转变，就帝制问题提出警告的同时，又开始联络反袁势力，物色新的代理人。1916年年初，日本政府拒绝接待袁世凯所派特使，以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为由，表示不承认洪宪王朝。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家属及亲信对帝制复辟也感到绝望，纷纷谋求自保。其间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张袁氏在京津各大报纸遍登告示，称与袁世凯完全脱离关系；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之职，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张謇、汤化龙等人不告而别；多数军政长官则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所掌控的北洋集团至此已分崩离析。3月15日广西独立后，冯国璋密电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将军，联名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22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责任内阁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负责组织内阁，企图以此维护其大总统的统治地位。 为逼迫袁世凯下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独立各省相互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其中唐继尧担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军务院成立后，随即宣布指挥全国军事，坚持进行讨袁斗争，筹办善后庶政，与北京政权相对峙。对于袁世凯继续留任大总统，国内舆论纷纷表示谴责，认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希望国人能“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海外华侨也通电声讨，要求将袁世凯执行国法。9日，孙中山又第二次发表《讨袁宣言》，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进而号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且“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随着国内反袁斗争的急剧扩大，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将军多次电告袁世凯，劝其让出总统职位，段祺瑞则乘机胁迫袁世凯交出军政实权。5月底，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声明与袁世凯断绝关系。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随即宣布独立。袁世凯陷入极度绝望之中，于6月6日因尿毒症病死北京。 在护国运动中，各派反袁势力均以维护民国、重建民主共和相号召，最终推翻了洪宪帝制，名义上恢复了共和制度。但袁世凯死后，“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护国运动实际上并未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国家政权仍受控于帝国主义胁迫下的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统治依然延续。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