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名作欣赏(精)/跟着名家读经典

作者简介

梁归智，著名古典文学评论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著作《红楼梦探佚》（《石头记探佚》）《新评新校红楼梦》《被迷失 的世界——红楼梦佚话》《独上红楼》《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 等。

内容简介

尺寸之地而有万千沟壑 清人小令词四首审美鉴赏 吴功正 作者介绍 吴功正，1943年生，江苏如皋人。作家，文艺评论家。196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调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推 荐 词 这篇文章欣赏了清代王鹏运、丁淑媛、况周颐的四首小令词，从不同内容情绪的表达、不同诗人风格的体现，反映出清代小令词的一些特色。曾有专家指出，清代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学样式大总结的时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学现象，在清代几乎全都重新出现，好像是回光返照似的。小令词也表现出这样的时代特征。 玉楼春 王鹏运 好山不入时人眼，每向人家稀处见。浓青一桁拨云来，沉恨万端如雾散。 山灵休笑缘终浅，作计避人今未晚。十年缁尽素衣尘，雪鬓霜髯尘不染。 此词是《庚子秋词》中之一首。以庚子（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国破民难为背景的《庚子秋词》“墨痕和泪渍清冰”，“断尽愁肠”，发出“哀雁声声”（《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而本词却无这种激越情调，显得旷达清放，在对山抒怀中寻求幽愤压抑情绪释放的替代方式。词的审美对象虽是山，但它不是山水词，而是以眼前“好山”为发端，表现一种情绪，这就使词充分主体化了。 上片首句“好山不入时人眼”，这里的“时人”就是世俗的人们。“山”用“好”修饰，包含着词人的主体判断和价值评价，不是指某一座具体的山，而是借山抒怀，获得山与人、对象与主体的同构对应。这样，首句和全词末句在意脉上就是充分一致的。“好山”不合“时人”俗流、“不入”“时人”俗眼，高标脱俗。“每向人家稀处见”，远离喧嚣的世界，不去追逐世俗的虚热闹，在“人家稀处”，显现峥嵘的山姿。“浓青一桁拨云来”承上句而来，是对“见”的具体描述。“拨云”是气势描述；“一桁”，如梁上横木，《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桁梧复迭”，是景状描述；“浓青”，郁郁葱葱，是色彩描述。“拨云”不仅仅是实景，而且具有审美的情调。它是拨开云霾，大现雄姿，包含着于描述中对“好山”品格的激赏。上片的三、四两句之间具有物感的情景相承关系。由目眺青山突现，引发出主体情思：“沉恨万端如雾散”，“沉恨”有国破民难的深刻内涵，“万端”以见情绪百般缠绕。但是一见青山之姿，顷刻间万端沉恨如烟消“雾散”，获得情绪的解脱。这还不是通常的山水悦情，而是“好山”和词人具有主客对应关系，所产生的情绪感应，山即词人，词人即山，在互构中形成自然景观的人化。 过片处将上片对山的描述引入新的层次，异想天开地设想出和“山灵”的对话，这是自然景观人化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上片已奠定了山、人之间互构对应的审美基础，这里的山、人对话就有了艺术的逻辑性。虽然这回是首次见到“好 山”，缘分似乎不深，但往后“作计避人”，常与“好山”做伴，为时尚或未晚，因此要“山灵休笑”。这是词人寻求“沉恨万端”的解脱方式、途路的表白，使词的格调显得旷达清放，也更使自然人化、对象主体化的审美内涵富于深度。半塘值谏垣十载，即“十年缁尽素衣尘”所标之时间。“缁尽素衣尘”代用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句：“京路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缁，黑色。“缁尘”，喻官场浑浊。元好问《自邓州幕府暂归秋林》有句：“归来应被青山笑，可惜缁尘染素衣。”尽管十年官场，浑浊如浆，但词人“雪鬓霜髯尘不染”，独立自持，纤尘不染。这是词人与“青山”为友的主体人格条件。 全词饱含着心迹的表达，这又是通过山、人的主客体对应互构的审美方式实现的，显得十分独特。 浣溪沙·题丁兵备丈画马 王鹏运 苜蓿阑干满上林，西风残秼独沉吟。遗台何处是黄金？ 空阔已无千里志，驰驱枉抱百年心。夕阳山影自萧森。 这首题画词，具有题画诗词审美上的一般特征：对象和主体，在对象身上发现和观照自身，从而使主体对象化；又有个别的特征：词人所抒发的情志为自身所独有，这从化用曹操、杜甫诗句中可以看出。丁兵备乃何许人也，不得而知；所绘马图，亦无从见到，这对于人们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看词人表达了什么，又是怎样表达的。 词人描述马的神态、体察马的“心”“志”，而又是以他自身的“心”“志”来定向化地描述和体察的，于是题画便是述怀。全词的意脉是从外部环境入手，进入马像描述，再进入“心”“志”体察，最后归结为外部环境，笔势几经盘旋曲折。 词的上片首句“苜蓿阑干满上林”，苜蓿，豆科草本植物，是喂马的饲料，汉武帝时自中亚西亚传入，《史记·大宛传》曰：“马嗜苜蓿。”阑干，纵横散乱貌。上林，汉武帝时得大宛良马养于此。“满”字极言上林草料丰盛。一、 二两句之间形成反差，“阑干”与“残秣”相比照，“满” 与“独”亦成比照。本来，丰厚草料足可满足，何以要“独 沉吟”呢？“西风”染化了“沉吟”的凄清牢落的色调。“沉吟”，意有所思；上下句间的比照暗示了“沉吟”的内涵，此马心志不在上林苜蓿之间也。第三句做出了回答：“遗台何处是黄金”，意谓何处方是黄金台之遗址，用燕昭王筑台置千金于上、延揽天下贤士之故实。黄金台又名燕台。可见“沉吟”乃有志难展、宏愿难伸，虽有阑干苜蓿又何以满足？于是，“遗台”的寻觅便成为现实向历史的寄托。 过片后两句把牢落心绪具体化。“空阔已无千里志”， 反用杜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 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 如此，万里可横行。”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反用两诗，了无痕迹，自 然凑泊，反映了良马心态，空系槽枥，心志已灰，更复千 里？这不是自我贬抑，乃是环境所致。下句“驰驱枉抱百年 心”，一个“枉”字吐露了空怀壮志、无以舒展的凄怨。最 后句“夕阳山影自萧森”，构合成夕阳、山影、老马的景象，浓化了萧条森凛的环境氛围。 显然，词人是以自身的际遇感受来描述、感应他的对象——丁兵备马图中的马，从而使对象与主体之间出现对应和同构现象。咏马实为咏己，咏己之怀才不遇。朱祖谋《〈伴塘定稿〉序》言王氏“其遇厄穷，其才未意厥施”，词人的其他词篇就有集中抒发，而本词是借题画的形式，把主体情思寄寓于对象身上，使主体对象化，这便进入了审美。 十六字令 丁淑媛 听，窗外如何月有声？寒无寐，风雪正三更。 词的开篇，便以独词句“听”，塑造了一个听觉艺术形象，词人的一切感受都是通过听觉及其幻觉表现出来的。“听”以独词句处理，在审美和接受上具有从他提供的细节中。我们仍不难感受到隐含在其中的悲剧意味。 小说第二十一回，描写吴月娘夜半焚香，坦露心迹： 妾身吴氏，作配西门，奈因夫主流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妻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夙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瞒着儿夫，发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祈保佑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夙愿也。 吴月娘这番话，倒是当下感动得在背后潜听的西门庆作揖道歉，拥抱求欢，然而，以后的事实，却处处与她作对，无一令其素愿遂心。 西门庆仍然流连烟花，并且变本加厉。 吴月娘怀孕得胎，到乔大户家串门，在楼梯上滑脚，不足月而流产。 第六房妾李瓶儿生子官哥，似乎应了求嗣之愿。西门庆却因此对李瓶儿倍加宠爱，帮闲们也将李瓶儿捧上了天。潘金莲稍加挑唆，使勾起了吴月娘满腔的妒气。 可见，她的妇德，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事到临头，自己的内心也不免发生冲突，坚守不住。 靠薛姑子的药，吴月娘总算再次怀孕。待孝哥生出，西门庆刚好一命呜呼。 孝哥长到十五岁，指望承家嗣，正欲与云小姐成婚，又被普静和尚幻化而去。“可怜月娘，扯住恸哭了一场，干生受养了他一场。”这不正是人生悲剧么？ 还有一层女人的悲剧，是小说没有明写白。 吴月娘作为一个女人，在那样淫荡的生活氛围中，难道就没有性欲要求？笑笑生为了突出她的妇德，似乎要把她塑造成吃斋念佛、清心寡欲之人。然而又要她两度怀孕，所以还是描写了她仅有的两次性生活。 第一次在二十一回，吴月娘当下“低声脾帏匿枕，态有余研，口乎亲亲不绝”。事后“鬓乱钗横兴已饶，情浓尤复厌通宵。晚来独向妆台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第二次在五十三回，吴月娘心中暗时道：“他有胡僧的法术，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畅美的睡了一夜。” 可见，吴月娘并非性冷淡。五十一回她说：“俊姐姐，哪怕汉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门，不想我这心动一动儿，一个汉子，丢与你们，守寡的不过？想着一娶来之时，贼强人和我门里门外不相逢，那等怎么过来！”那都是反话、气话，其性欲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 西门庆暴死时，吴月娘不过三十出头。到七十岁“善终”，当中是将近四十年的寡居岁月。对于一个身心健全的女性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煎熬。其间，吴月娘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八十四回，吴月娘上泰山求香，先遇殷天锡在碧霞宫中求欢，后遇清风寨王英欲娶她做押寨夫人。正统的贞节观注定她不可能像《十日谈》里的巴托罗来霞那样毅然转嫁强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一百回她又梦见云离守要“和她云雨”。稍作心理分析，便不难从这一梦中窥见吴月娘内心潜在的饥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月娘作为女性的悲剧，于中国古代妇女来说，比潘金莲的悲剧更具普遍性。千百年来，多少中国女性的青春和欢乐，就埋葬在这高高的贞节牌坊下面！ 宋惠莲在小说中不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她从二十二回出现，到二十六回便消失了。但考察当时女性的命运，她仍具有代表性。 宋惠莲出场时，已历经婚变，做了仆人来旺的老婆，并在西门庆家灶上当佣人。她早年的经历与潘金莲相差不多，在社会下层几经磨难。但此时潘金莲已做了西门庆的第五房，身为“家人之妇”的宋惠莲，地位显然矮一大截。宋惠莲不甘穷困，便以自己的姿色为唯一资本，在西门庆宅子里开始了人生赌博。西门庆素有莲癖，见宋惠莲比潘金莲脚还小，又好装扮，岂能放过？于是，一匹蓝缎子便把她搭上了手。接着，用衣服、汗巾、首饰、香茶、银钱，以及做第七房小老婆为诱饵，进一步占有了她的身心。宋惠莲手里有了几个钱，便一改先头穷酸相，得意忘形，“常在门道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散与各房丫环并众人吃”（二十三回）。众妻妾打秋千，她也跻身其间露一手。宅内各种活动中，俨然半个主子，一时尝 到了以姿色换钱财的甜头。然而，仆妇与主人长期通奸，在那种一夫多妻的社会里，也仍然为纲常所不容。宋惠莲想得美，请西门庆给丈夫另娶一房媳妇，自己便可长久地做小老婆。岂不知，潘金莲就不容，与她争宠。于是略施小计，西门庆便把来旺诬陷入狱，发配徐州。良心未泯的宋惠莲生生被逼上了绝路了。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情场即战场，情场即屠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虽无刀光剑影，却是你死我活。男人里，武大郎、花子虚、蒋竹山不如西门庆心黑，只好先下地狱；女人里，宋惠莲、李瓶儿不如潘金莲手毒，只好早归黄泉。潘金莲心够黑，手够毒的了，但不如吴月娘老谋深算，又一命呜呼。西门大姐自尽，孙雪娥自缢，王婆受戮，说到底，都是弱肉强食的结果。 性，原本焕发欢乐，这里却造成无边的痛苦。 性，原本孕育生命，这里却导致可怕的死亡。 从《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缩影 四、绝望的敲钟人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记悲沉的晚钟。 兰陵笑笑生是一位绝望的敲钟人。 笑笑生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当时的“大名士”，有人 说他是下层失意文人，还有人说他是民间说唱艺人。他的真 名实姓，学术界迄今已出现十余种假说，然而因缺少第一手 证据，无法定于一尊。这位在小说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大师， 行文时直言不讳，署名时却留了一手。在当时，或许是安全 需要，舆论压力使然，无意之中，却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一个 万古之谜。 笑笑生的真名实姓，仍可留给专家们继续考证。在得 出公认的答案之前，却不妨碍我们把笑笑生当作一位明代作 家加以研究。无论他属何种身世，他都不失为生活在“世纪 末”的一位神经极为敏锐的人。 他是一位感觉大师，先觉地感受到社会无可挽回的颓 势，感受到世纪末种种文化病态，并把这种病态再现为一种 大厦将倾的艺术氛围。 他是一位纪实大师，给我们展示了细致逼真的社会生 活长卷，如许的黑暗，如许的丑恶，如许的腐败，如许的罪 孽，栩栩如生，尽在眼底。 他是一位讽刺大师，一切画皮，一切假面，一切伪装， 一切掩盖，都用锋利的刀一下划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里没有一点美。因为笑笑生看不到一点美。这里没有 一线光明，因为笑生看不到一线光明。 除了敲响这声悲沉的晚钟，笑笑生无法排遣心底的绝望 和苦闷。 探寻笑笑生的性价值观，不免又要遇到一个难题：一方面，从小说卷首的“四贪词”到小说卷终的七言律，宣扬因果报应，劝人戒淫戒欲的说教俯拾即是；另一方面，从西门庆茶房戏金莲，到陈经济私会韩爱姐，性生活描写堪称连篇累牍。劝诫之词虽多，但千篇一律，无非是当时流行的陈词滥调，显得何其苍白无力，而一个个男女主人公，放浪形骸，色胆包天，却又显得肆无忌惮，势不可挡！笑笑生到底是旨在宣淫，还是旨在惩戒，《金瓶梅》问世以来便引起人们争议，许多人批评他爱憎不明。 就事论事地评判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楚。若将 这一矛盾放到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矛盾中考察，或许能产生 新的认识。 我以为，书中戒词的苍白无力是因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 旧道德樊篱已经千疮百孔，一触即溃；书中主人公的肆无忌 惮，是因为当时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欲已像江水决堤，一泻而 出。旧的性文化行将寿终正寝，新的性文化即将出土萌生。 晚明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变动的前夜。只不过后来因为满 族入关，清朝入主中原，才暂时延缓了这一文化裂变的进程。 笑笑生的内心矛盾在于，他是旧文化步入坟墓的记录者，却不是新文化萌芽的发现者；他感受到旧秩序将亡，却看不到新生命将出。大厦将倾，不知旧地基上能崛起新的建筑。有的论者说他发现了新的价值观，主张人性的解放，那是过誉之词，缺少事实的支持。对于笑笑生来说，还是只能驾轻就熟地顺手牵来传统礼教诅咒现实，虽然这一套陈词滥调已不怎么顶用了。对于我们来说，无须苛求笑笑生去超越时代，高瞻远瞩，只要理解这种内心的矛盾、苦闷和绝望是他刻意审丑的内在精神动力，便不难与他的心相通了。 当然，笑笑生的苦闷还不够彻底，他对那社会还存有一 丝幻想，西门庆到底有了儿子，西门家业到底有了传人。如 同后来高鹗塞给《红楼梦》一个兰桂齐芳的结尾一样，他们 都不忍心让这古老的大厦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笑笑生没有走完的路，只好留给后人继续向前走。 “杀女人是为了突出英雄” 《水浒传》三桩女人命案之我见 李延祜 作者介绍 李延祜，1936年生，山东省菏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九、十届人大代表。历任《红楼梦》学会会员、寓言学会会员、北京《水浒》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推 荐 词 英雄与美人永远是冤家，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三桩女 人命案的描写，正是施耐庵这一设计思想的体现，也让我们看出 了一个详而不察的艺术破绽。 一 个艺术家的手段就在于他能在你不知不觉中， 慢慢引导你走进他的艺术殿堂，这座艺术殿堂 体现了他的设计思想、美的标准和追求，有其内在逻辑的合 理性。因为你是在他的导游下逐步进入他的主观世界的，一 开始就是按照他的标准审视欣赏他的作品的，就很难有自我 意识，很难看出他艺术的破绽。如果我们能从他的导游中解 脱出来，独立思考，可能就会发现他的设计思想的缺陷和笨 拙。《水浒传》详写的妇女被杀案有三起：宋江杀阎婆惜、 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作者为了证明这三个女人 当杀是费了一番苦心的。设计了一种艺术氛围，制造了一种 “舆论”，安排了相应的情节。希望他用笔对三个女人判 斩时能赢得读者一片喝彩。我们作为“法院”旁听席上的观 众，如果听信作者“一面之词”，而不多问几个为什么，不 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能就会鼓起掌来。 现在我们就以“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一 下这三桩命案。 一、合法而不般配的婚姻 这三对人组成的家庭是和谐、般配的吗？他们能相爱吗？ 先考察阎婆惜和宋江。阎婆惜是个卖唱的，聪明伶俐， 年方十八岁，颇有姿色，从小在行院长大，学会了诸般技 艺，人人爱她。宋江呢？虽以义孝闻名天下，但长得却又黑 又矮。身高才六尺，仅比侏儒武大郎高一尺。人称“黑宋 江”“孝义黑三郎”。作者赞美他“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 时有如狼形”。可是在阎婆惜这位风尘女子眼中，这种形象 和性格未必中意。且宋江年又三旬，比她几乎大了一倍。 一个如花似玉，一个又黑又矮；一个十八，一个三旬； 一个活泼少女，一个名闻四海老成持重成熟的官吏；一个行 院里长大，一个出身孝义门第；一个妙龄女郎希望丈夫常 伴，要求温馨体贴，一个英雄好汉，“于女色上不十分要 紧”，“不以女色为念”，半月十日才去一遭。二人的结合 又是出于王婆和阎婆的强行撮合，一方出于感恩，一方出于 济贫，没有爱情基础。这是一对尴尬的结合。 潘金莲更加可怜。她原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 因为男主人要侮辱她，她不依从反而告诉了女主人，男主人 怀恨在心，结果倒贴妆奁，一分财礼不要，把她白白嫁给了 武大郎。潘金莲非常漂亮，说话伶俐，做事干练，心灵手 巧，敢爱敢恨，是个心直口快的女子。正如她说的“奴家平 生快性”。年龄二十二岁。 武大郎呢？身不满五尺的侏儒，而且“面目生得狰狞， 头脑可笑”，“三分像人，七分似鬼”，外号“三寸丁谷树 皮”。而且是个“三答不回头，四答回身转”的慢性子蠢汉。 潘金莲是大户人家的使女，见过世面，怎么能爱一个 “身材短饭，人物猥獕，不会风流”的丑陋侏儒。这是一桩 天差地别，强行捏合的以牺牲女性幸福为代价的婚姻。无怪 人们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了狗口里！” 再看杨雄和潘巧云，从出身看，倒是门当户对，一个行 刑刽子手，一个屠户的女儿。潘巧云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 人，从她对裴如海的感情和看法可以了解她所喜欢的男人的 标准，那就是温文尔雅、干净利落、会体贴关心人。然而杨 雄却是一个满身刺满了蓝靛花纹的刽子手，又一个月有二十 天在牢里值班。潘巧云这位少妇不免留房冷落，所以这也是一个不美满的婚姻。 在作者看来，只要是合法夫妻，不管是如何结合的，不 管差距有多大，不管有没有感情，妻子就有义务爱丈夫，嫁 鸡爱鸡，嫁狗爱狗，抱着丈夫的神主牌位拜堂成亲，就得爱 那块木牌牌。女人应当以礼驱使自己的情去爱那个本来不爱 的丈夫，以礼克制消灭自己的人欲。而三个女人却竟敢不爱 合法的丈夫，背离了封建礼教，于是作者就满腔热情地歌颂 男人宋江、杨雄，以同情赞美的口吻来写武大，对三个女性 恨不得食肉寝皮。 二、有情而不合法的结合 阎婆惜和宋江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对，这时却出现了张 三。张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比宋江漂亮。张三对阎 婆惜“小意儿百依百随，轻怜重惜，卖俏迎奸”，而宋江 “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不会“装些温柔，说些风话”。 张三比宋江善于体贴，而且“又会品竹弹丝”，弹奏乐器， 和卖唱出身的阎婆惜情趣相投，品性接近，有共同语言、共 同爱好。显然，张三对阎婆惜来说，要比宋江合适得多。正 当宋江不常到她那里走动的时候，一见张三，无疑雪中送炭，一拍即合。 潘金莲这样一个聪明俊俏多情的少妇，终日伴着一个面 目狰狞头脑可笑不会风流没有情趣的丑陋侏儒，心情是非常 痛苦的。大户男主人如此报复，对她是一种最残命的惩罚、 最残忍的精神折磨，合法的婚姻牢牢地捆绑着她，无法摆脱 这永远没有尽头看不到希望的痛苦。眼看着自己青春的花朵 就要在这个精神牢笼里枯萎，一生的幸福完全葬送，这比肉 体的戕害更难忍受。但是她还年轻，青春的渴望并未成为死 灰，于是一些浮荡子弟不免要来招惹。从她对武松说的“自 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 搬来这里”也反映出她“被人欺负”的难言的苦衷，如果像 作者写的那样她是一个生来淫荡的女人，那么为什么一开始 不依从有钱有势的主人，反而在结婚以后不安分？开始她并 不是一个滥女人，后来这样，完全是逼出来的，是对命运强 加于她的残酷精神折磨的变态的复仇，是一种破罐破摔自暴 自弃的绝望心理的表现。 到了阳谷县收了心，武松的出现，又使她青春的追求萌 动了。对潘金莲这个禁锢的灵魂来说，对武松产生爱慕心理 并不奇怪，武松的英俊与武大郎的丑陋形成鲜明的对照。武大郎从没跟她说过有这样一位弟弟，没有任何伦理观念的思想基础。再者，阳谷县传遍了打虎英雄的事迹，潘金莲想一瞻英雄风采而不得，但是偶像已矗立心中，不意英雄来到自己家里，惊愕之余，见武松既是英雄又是一表人物，心头闪过爱情的渴求，难以责怪。 她在武松那里碰钉子之后，遭到了更大的惩治。武松去 东京为知县办事以前，嘱咐哥哥，他离开以后，要每天减少 一半炊饼，早卖完早回家，下帘子闭门。这都是针对潘金莲 来的防范措施。武大果然照此办理，早出早归，日头还在半 天里，就除了帘子，关上大门，把潘金莲软禁了。她虽然也 争吵过，武大却主意不改。谁知武松的馊主意带来了相反的 效果。蓄之愈久，爆发愈速。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中，就有 着反防范的仇恨心理：你让我守活寡，我偏偏让你戴绿头巾。 西门庆是一个有钱有闲善于讨好女人的人。正如他说 的，即使漂亮女人“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身材 相貌当然比武大强得多，年龄比潘金莲大五岁，二十八岁， 聪明灵巧，多情风流的潘金莲却被一个丑八怪幽囚着，她渴 望感情的抚慰、精神的交流、灵魂的震撼，这些在武大郎身 上都追求不到，西门庆却满足了她。西门庆是花柳行中老手，温存体贴，巧言令色，潘金莲从来没让男人这样奉承关 怀过，从来没享受过情投意合的滋味，一旦拥有，生生死 死，如火山爆发。一个妙龄少妇，结婚多年，才第一次体验 到被爱的幸福，完全沉浸其中，这时很难要求她非常理性地 辨别西门庆感情的真伪，在她看来也无须如此。她是真心爱 他的，并不是图他的钱财，如果是这样，大户主人调戏地 时，她完全可以贪财卖身。她也没希冀西门庆娶她做正室。 潘金莲对西门庆是真挚的，也不能说西门庆对潘金莲完全是 玩弄而无一点真情，我们不能因为潘金莲爱这么一个浮荡子 弟西门庆，而斥责她淫荡。从潘金莲的角度来说，她宁可与 西门庆保持这种不合法的关系也比跟武大郎维持着合法关系 好上千万倍。即使没有好结果，做鬼也风流，让人爱过一次 就够了。和武大郎生活在一起精神的折磨要比死更可怕。 在王婆、西门庆的设计下，一步步把潘金莲引入感情的 陷阱。她是被动者，是受害者。如果到此为止，潘金莲是值 得同情的，她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作者却让她走 上了杀夫触犯刑律的道路，这就不可饶恕了。在同情她一生 遭遇的同时，深深地感到遗憾。 再看看潘巧云和裴如海。裴如海原来是一个绒线铺里的 小官人，半路出的家，整天穿戴整齐干净，潘巧云还赞他念 经“有这般好声音”。他的僧舍里挂着几幅名人字画，桌上 焚一炉妙香。潘巧云非常赞赏说这里“清幽静乐”，他的卧 房也“铺设得十分整齐”。潘巧云看了“先自五分欢喜气， 称赞：‘好个卧房，干干净净’”。由此看来，裴如海并不 是一个酒肉和尚，倒有几分文雅。从潘巧云的赞美中，他把 杨雄已经比下去了。也可以看出潘巧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杨雄是“行刑处刀利如风”的杀人刽子手，一身蓝色花纹， 结交的多是市井闲汉，爱的都是弄枪耍棒，哪来的温柔文 雅，也不善对女人嘘寒问暖，对妻子多的是气使颐指，又是 一个月有二十天不在家住。潘巧云遇到另一种类型的男人， 文雅知礼，干净整洁，善察人意，声音悦耳，软语温柔，突 然感到有一番新的境界，自然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三对应该说是情投意合的，可是他们不是合法的夫 妻。既然不合法，在作者看来，就必须得到残酷的惩治，让 她们个个身首异处。 三、施耐庵怎样把三个女人推向断头台 《水浒传》中女人被杀，大都由于对丈夫不忠，除了我 们论到的这三个女人外，还有卢俊义的夫人贾氏，也是因为 与管家李固通奸谋害亲夫被杀。就连烟花妓女巧奴也因为在 恋着安道全时又接待张旺而被张顺杀死。在作者笔下凡是不 能从一而终的女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处死。但为了把她 们送上断头台，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作者在男女（包括夫妻）感情上立了这么一个标准：寡 情才是真丈夫，多情就是淫女人。好汉绝不能儿女情长英雄 气短。女人不能要求丈夫整天卿卿我我体贴温存，否则就是 好淫，如有婚外情，更是罪不容诛。作者按照这个标准，笔 端自然流露出褒贬、喜恶、爱憎，不管合不合情，先看合不 合礼。 《水浒传》把宋江和阎婆惜的不和以至阎的被杀责任都 推在阎婆惜身上。宋江只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张三引到家 里吃酒。写这一点也是在表扬宋江对朋友信任而无戒心，突 出张三的不够朋友。作者丝毫不责备宋江对阎婆惜的冷漠、 不关心、半月十日去一遭。把这种置人情于不顾的做法都美 化成不近女色的英雄品格，“宋公明是勇烈大丈夫，为女色 的手段却不会”。阎婆惜对他冷淡他不介意，风闻阎婆惜与 张三有私情，他却这样想：“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最 后一次在阎婆惜那里，他一再忍耐，最后在阎婆惜脚后睡 下。向阎婆惜讨招文袋时，更是苦苦央求，连阎婆惜要他答 应让她改嫁张三的夺妻之辱都忍受了。着力写宋江的息事宁 人、宽宏大度、不重女色。 在作者笔下，阎婆惜是一个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第 一次见张三就爱上了。把她对张三执着热烈的爱都写成是对 婚姻的淫荡背叛。对宋江不但知恩不报，反而得寸进尺。在 作者看来，“恩”就是“爱”。宋江对阎家有恩，就很自然 地应当得到阎婆惜的爱，而且是专一的无条件的爱，忍受一 切精神痛苦也要爱。把崇敬、崇拜、感恩的感情与爱情混为 一谈。否则，就是忘恩负义。而且宋江是那样高尚有道德， 你阎婆惜不爱他更爱何人？作者总是把爱情简单化，一切外 貌、年龄、情趣、思想的因素一概排斥在爱情条件之外。在 处理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关系问题上，作者的这种思想表现得 更为明显。 阎婆惜用招文袋作条件要达到解除与宋江的婚约而与 张三结合的目的，宋江同意了。至此就够了，但是这样就无 法处死阎婆惜，反而让不贞者得逞。阎婆惜曾对宋江说过： “张三他有些不如你处，也不该一刀的罪。”这样奸夫淫妇 不就逍遥法外了吗？怎么办？作者于是又把阎婆惜向前推了 一步，让她提出一个使宋江无法做到的无理要求——把信上 梁山提到的一百两黄金给她，且寸步不让。 作者这样写是不合情理逻辑的，阎婆惜日夜盼望的就是 能与张三正式结合，与宋江一刀两断。这一点在前两个条件 里已经满足了，突然作者又让她无端地想发一笔意外之财。 阎婆惜难道不考虑，如果上了公堂，告了宋江，宋江私通梁 山的事自然败露，她和张三的奸情不也要暴露吗？阎婆惜坚 持最后一条，无异自杀。 作者所以要这样写，就是为阎婆惜的被杀激化矛盾创造 条件，在他看来，阎婆惜既是一个淫妇，自然贪得无厌，利 令智昏。作者让她坚持最后一个条件，阎婆惜才更可恨，完 全是一个昧良心无廉耻害丈夫的淫妇泼妇，造成了当杀的舆 论，罪有应得。不杀阎婆惜不解作者心头之恨，在设计情节 时也就顾不得合理不合理了。 潘金莲和武大郎实在是天地悬殊，潘金莲又是大户人 家赏赐给武大的，故意在精神上折磨她的。即令她犯了不贞 罪，也比阎婆惜更容易被人理解、同情，更何况一个丑丈夫还对她防范得那样严。所以作者要惩罚潘金莲，置她于死地，就要下更大功夫，就要把潘金莲写得更坏更狠毒。 首先作者一笔抹杀或者不去看潘金莲的精神痛苦。嫁给 武大郎，让她活不成，死不了，脱不开，拙夫相伴，一生痛 苦，慢慢熬煎，如凌迟处死。作者对此，笔调无一丝同情， 着重写她不安分，偷汉子，搞得丈夫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他 不可能看到这是变态心理的报复。其次，把潘金莲写成一个 淫妇，见一个爱一个，见武松爱武松，见西门庆爱西门庆， 而不去考查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什么精神状态下造成的。 再次，只有以上情况，还不足以杀潘金莲，读者还不能心 服，于是作者让她不但有乱伦思想，而且有乱伦行动。这种 行为是最能激起人们的厌恶痛恨的，这样就逐渐剥夺了读者 对她的同情，但是乱伦的想法没成为事实。作者就让她更进 一步——杀夫。最后，就是竭力突出武大郎的本分、老实、 懦弱、善良、忍让，以他美好的品性弥补他外形丑陋的缺 陷，唤起人们对他的好感，削弱对潘金莲不幸婚姻的同情， 衬托潘金莲的狠毒。这样终于完成了处死潘金莲的条件，作 者达到了惩治不贞女人的目的。 这样写是作者的成功，也是作者的失败。成功在于作者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把她送上断头台的，比较自然。失败在于，他先有一个既定方针：不贞者都要得到严厉惩处。他没看到潘金莲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却对她的精神痛苦、所受的折磨以及她一步步进入王婆西门庆设置的圈套，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理解，对她某些行为的合理性不作任何考察谅解。这样在他的笔下她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荡妇，狠毒莫过妇人心，甚至乱伦杀夫。这样武老二一刀下去，人们才会哑口无言。 潘巧云的被杀是作者写得最不能服人心的。因为她和裴 如海通奸并没危及杨雄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像阎婆惜对宋江 那样对杨雄作威作福，那样冷淡，而且照常小心翼翼地伺候 他。潘巧云被杀的原因，就是不贞，再加上诬陷石秀调戏 她。这是体现作者的不贞者就应当处死的原则的最典型的 例证。 四、杀女人是为了突出英雄 三个女人被杀，在情节结构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宋江 出逃投奔柴进，武松刺配孟州，杨雄、石秀去梁山。而最主 要的是通过杀害三个妇女表现人物。不然的话，就不必那么详细地写情变和杀害的过程。 在作者看来英雄与美人永远是冤家，儿女情长，必然 英雄气短。王英好女色，宋江就劝他：“但凡好汉犯了‘溜 骨髓’三个字，好生惹人耻笑。”所以要逼安道全上梁山， 就必须先杀了他心爱的女人。宋江半月十日的不去阎婆惜那 里一次，武松严厉斥责了潘金莲的挑逗，第一句话就是“武 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的男子汉”。杨雄也是一个一个月 二十天不在家歇宿的人，卢俊义也是一个“平昔只顾打熬气 力，不亲女色”的人，结果贾氏移情李固。女人成了考验英 雄的试金石。这种把英雄与美女完全对立起来的两性观，完 全是“存天理灭人欲”“夫为妻纲”“女人是祸水”的儒家 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的体现。 武松掏心割头残酷地杀潘金莲，杨雄、石秀割舌剖腹杀 潘巧云，并且把五脏六腑分别挂在树上，如此残忍的行为， 作者却津津乐道，非常欣赏。作者认为如此才能表现恨小非 君子、无毒不丈夫、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杀得痛快淋漓， 方显英雄本色。宣扬的是武松对武大手足情深，杨雄对石秀 义情重如山，正如杨雄指责潘巧云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坏了 我兄弟情分”。作者总是把这种残酷的杀戮作为一种英雄的 性格气概来加以赞扬。他以赞赏的口气写李逵劫法场救宋江 时，“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乱杀一阵。在江 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去”。晁盖不让 他杀百姓，他不听，“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到了白 龙庙，因庙祝没出来接宋江，也被杀死。武松血溅鸳鸯楼， 也是不管什么人，一概杀死，做饭的、养马的、丫环使女无 一幸免。张顺在安道全的情人巧奴家也一连杀了四口。这种 良莠不分的杀光行动，固然表现了英雄复仇的痛快淋漓、积 怨爆发的宣泄。但同时也损害了英雄形象，让人感到英雄成 了没有理性的蛮勇残暴的嗜杀者。 英雄都是爱惜名誉的，绝不容许别人玷污。石秀就是 这样，他是一个精细人，当潘巧云诬陷他调戏她时，杨雄一 时轻信上了当。石秀不辩解，为了洗刷自己，还他清白，竟 用了四条人命。在翠屏山潘巧云承认对石秀的诬陷之后，潘 巧云乞求石秀救救她。石秀毫不心软，反而撺掇杨雄采取行 动。作者这样写，目的在于表现英雄眼里容不得沙子、好汉 如何重视名节，但是在我们看来，用四个人的生命来洗刷一 句话的冤枉，未免太过，大大损害了石秀的英雄形象。他倒 成了一个只顾个人名誉不惜他人生命的心胸狭窄的利己者。 这样的描写，不免使人们看到：《水浒》英雄们的“替 天行道”，在女性世界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替儒家规范的天理 行封建主义之道，至于人性的天然之道，他们既在自身竭力 遏制，又对异性极尽排斥、压制、扼杀之能事。纵然不能窒 息女性的心灵，也要以消灭她们的肉体以逞他们的英雄本色。双重功能。就审美主体而言，是对“窗外”的情景发生所激起的感受的选择。窗外情景对于审美主体所引发的是多种感受，而词人独独从“听”——听觉感受上切入，以听觉调动其他感受移入，这才会有下面感觉瞬时错乱所出现的幻觉。听觉是主体感受的最佳选择和确定，并联结着窗外主体和窗外景象。就接受主体而言，因了“听”的提示，感受器官遂引起注意，跟审美主体作相同方向的感觉体验。 “窗外”句把听觉的感受投向预设的目标。“如何月有 声”的发问是感觉的疑惑。本来月色溶溶，清光无声，何以 今宵会有声呢？疑问是对既有的生活感受的否定，却引发出 对新的审美情趣的激发。月本无声却有声，是感觉的错位。 又赖以视觉感受的经验参与所形成。窗纸映白，瓦亮一片， 是视觉对“月”的感受肯定；风声四作，劲鼓猛吹，造成听 觉对视觉的否定。肯定与否定之间出现了疑问句。词人全以 感受来表述，因而是审美的艺术表现。同时，劈头独词句，其后是七字组成的疑问句，审美节奏的独特处理，对于激发 接受主体的感受也有独到的作用。 从语义层面上看，下面两句“寒无寐，风雪正三更”，是对前句设疑的解疑，解释其中的原因。但这只是表象阐释，而不是审美鉴赏；只涉及语词，而不触及感觉。显然，词人是明知而故问。故问是为着造成感觉经验世界，调动读者的体验。而回答不是仅仅满足于说明，而是感觉传导。 “无寐”是事实，却与“三更”时域相连，暗示出“无寐”时间之久。“寒”是天寒、衾寒，还是心寒？心寒才是“无寐”的终极原因。“风雪”与“寒”相连，天寒激发心寒，亦更添心寒。至此，一位寒夜无寐、凄寒无告的主体形象便 通过上述的感受被塑造出来。女词人独伴孤灯、谛听朔风、寂寞难诉，以心寒体察着天寒，细细地倾吐着内心的缕缕凄情幽思。这种感受和感受的表达方式细腻而独特。全词不着感受一字，却借助寒夜风雪表现俱足。尺寸之地有万千情感沟壑。 肉眼闭而心眼开，官欲止而神欲行，女词人不是以耳听而是以心听，因而是高层次的审美。 减字浣溪沙·听歌有感 况周颐 惜起残红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入天无地著相思。 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丝。不成消遣只成悲。 这 首 词 的 情 绪 出 发 点 是 词 题 所 示 之“ 歌 ” ， “ 听 歌有感”符合一般的物感式审美方式。“感”的内涵是“情痴”，其具体对象是“相思”，全词是对“情痴”的性质、状态的表述。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有所谓“词心”之说，这首《减字浣溪沙》正是以“词心”所写的绝妙好词。它不同于南宋梦窗有“情痴”之称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本词偏重于对“情痴”这一具体情感形态的描述。 词人“听歌”而不限于歌，歌只是一种媒介而已，由歌引发出情绪，词篇便从情绪切入。词人是描述情绪，但没有对情绪作知性分析，而是从一个感性现象写起：“惜起残红泪满衣。”就意象而言，颇似白居易、苏东坡所写的秉烛看衰红，但情调上更为深沉凄切。词人惜落花残红，不仅流泪，而且泪沾“满衣”，一个“满”字，显示了凄楚之深。这个情感现象描述是“痴情”的感性表征，而“残红”凋零又包含着情人玉陨的隐喻意味，这便隐约透现出“情痴”的情感指向。“他生莫作有情痴”，这是匪夷所思的来生企求。“他生莫作”正反衬出今生已是。“情痴”已使今生难以摆脱，则反映出痴情之深，背面敷墨，效果益显。“入天无地著相思”，“相思”点示了痴情的具体内涵，使情具有了确定性。浩浩宇宙，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在某一个角落里安置这相思痴情。相思之情，其程度、性质、范围得到极致性表述，把“痴”的含义大大深化了。 下片的首句在意脉和意韵上跟上片首句有一定联系。“花若再开非故树”，花可以再开，但重开之花，已不再会是过去之“树”。这是上片首句“惜起残红泪满衣”的内在原因，把痴情的表达发挥得别开生面。在词人看来，花的存在、出现，人的情感存在、出现只能是一次。一旦消逝便无法追踪、不复再来。这是词人对痴情的深刻理解、体认和体察，其“词心”至为独特。“云能暂驻亦哀丝”，那美丽的情人有如天边一片云，缥缥缈缈，悠然远逝，即便暂时驻足，也终究是要消失的，因而也只能增添哀伤。这便进一步表现了相思之情的首次性质和无法追回的特点。结句“不成消遣只成悲”点题。“听歌”本作“消遣”，但效果适反，变成了“悲”，“悲”是词题“感”的具体化。这一句大得老杜“愁极本凭诗消遣，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神韵，是情感寻求替代性转换，反而更伤其心的独特表现。这是况周颐用其深微细腻的“词心”感应“痴情”的结果。 一记悲沉的晚钟 《金瓶梅》与中国古代性文化 丁　东 作者介绍 丁东，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民间思想史和“文革”史的研究。出版有著作《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反思历史不宜迟》等。 推 荐 词 回到《金瓶梅》的世界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延续发生了重大的危机。 一、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信息库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据吴晗考证，《金瓶梅》问世 大约在万历年间。即距今约四百年。清朝以后，《金瓶梅》 屡次遭禁，历尽劫波。至今在中国大众中，耳闻此书者甚 多，目睹此书者甚少，目睹此书全豹者尤少。 究其原因，无非是犯了一个“淫”字。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金瓶梅》既然被视为“淫”书，被禁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由于此书佳处自在，自它问世以来，就不断有文人为之辩诬。明袁宏道称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清张竹坡提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为之撰写长篇回评。苏曼殊说它“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尤其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作了肯定性评价之后，《金瓶梅》的地位在学术界似乎已没有太大的争议了。 细究起来，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 同样肯定《金瓶梅》在小说史上地位者，其立论的标准 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一种看法是，《金瓶梅》全书是有价值的，而其中的 性描写是负值的，是败笔。因性描写在整部书中所占篇幅有 限，因而瑕不掩瑜，不妨碍人们从社会、政治、经济、民 俗、语言等角度认识此书的精华。此种意见，以郑振铎先生 三十年代发表的《谈〈金瓶梅词话〉》为代表。郑先生说： “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 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 《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表现 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找不到更重 要的一部小说了。”比之站在道学立场上否定《金瓶梅》 者，郑先生的见解自然高明出不知多少。以后，郑先生身体 力行，在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金瓶梅词话》 删节本，也为普及这一文学名著作了独到贡献。 郑先生对《金瓶梅》社会价值的发现，对《金瓶梅》与 《三国》《水浒》美学价值的比较，我都是赞同的。但郑先 生的高见之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既肯定《金瓶梅》的伟大在于表现真实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世纪末”的荒唐 景象，又提出应除净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方不失为 第一流小说。那么，难道秽亵的章节不属于真实的中国社会 的形形色色么？难道这些描写不是展示了“世纪末”社会 病态的重要方面么？因而，我认为郑先生的见解仍然是不 彻底的。 另一种看法，则是在肯定《金瓶梅》全书价值的同时， 肯定《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例如，荷兰学者高罗佩在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提出，《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具 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很重要的社会学文 献”，“因为它们为研究当时中国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道 德风尚和性习俗提供了大量信息”。“在《金瓶梅》中没有 当时淫秽小说中特有的那种对淫秽描写的津津乐道，即使是 大肆渲染的段落里，也是用一种平心静气的语气来描写。” 高罗佩把色情小说与淫秽小说分开，认为《金瓶梅》不专以 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地状写世情，是明代色情小说的代 表，与专以淫猥取乐的淫秽小说不同，比后者价值要高。日 本学者池本义男在《关于〈金瓶梅〉的主旨》中也提出： “笑笑生将那种人所尽知的、谁也不写的事，写了出来，把那种处于几乎完全禁幽的家庭妇女，在性生活中表现的情 态逼真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它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和 批判了万历年间社会混乱人欲横流的历史现实吗？从它反 映的这一现实里，不也可以看出它具有一定的反映社会本质 的较高价值吗？”台湾学者刘师古在《闲话金瓶梅》里干脆 说：“金瓶梅之被目为淫书，主要在于两性描写的赤裸与直 率，毫无一点掩饰。与中国人历史传统的欲盖弥彰方式完全 不同，离经叛道，挑战传统，在当时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我们细细咀嚼作者写到这些性戏场面时，态度庄重自然， 一点也不曾有轻挑浮薄的感觉。”“金瓶梅全书中直率地写 性，不是全无意义。只有人性的卑鄙猥琐，才是值得口诛笔 伐的邪恶风气。”近来，大陆也有新一代学者，超越了传统 的伦理框架，正面研究《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张国星在 《性·人物·审美》中便提出：“《金瓶梅》——且不论它 的价值尺度如何——把性作为揭示人物性格心理、昭示其命 运的重要艺术角度，这本身就是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美 学进步，一种突破性的贡献。” 这些见解之间虽有诸多差别，但都较前一种看法彻底。 从《金瓶梅》本身看，其生活内容固然有政治、经济层面，但重心在家庭人伦层面。整部《金瓶梅》兼写家庭与社会而侧重家庭；兼写同性交往与异性交往而侧重异性交往；兼写代际关系与平辈关系而侧重平辈关系；兼写户外活动与房内之私而侧重房内之私。因此，衡量《金瓶梅》的价值，其性文化内容是回避不了的。 西方人说，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其实，中国文学概 莫能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 从最早的《诗经》起，表现性爱的传统一直绵绵不绝。但不 论诗歌也好，词赋也好，散文也好，传奇也好，笔记也好， 杂剧也好，其表现性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都无法与长篇小说 相比。从上述文学体裁中，我们虽然可以找出当时性文化的 一些痕迹，但其规模，无非是一片波澜，一幅侧影、一纸速 写而已。像《金瓶梅》这样以长篇小说的规模，用斑斓的长 卷，翔实的笔触，表现一个时代性文化风貌的方方面面，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前无古人的。《金瓶梅》从社会底 层，到社会上层；从豪门之内，到妓院勾栏；从明媒正娶， 到勾搭成奸；从男女相悦，到男女相虐；从自然行为，到性 之变态，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当时性文化的全息景观， 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创造。 研究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正史野史、医书、房中书、笔记、画册、实物固然都是重要资料，但像《金瓶梅》这样的长篇小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到价值。小说从伦理层面、社会层面，一直描述到心理层面，生理层面乃至工具技术层面。这种全息性，生动性，正是其他史料的薄弱处或空白处。因此，《金瓶梅》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奇峰，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的一座宝贵的信息库。 二、男性的坟墓 《金瓶梅》书名虽以三位女性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为题，但小说的第一号主角却是一个男性——西门庆。 关于西门庆的评价，前人见仁见智，诸说不一。 有人说，西门庆是地主、商人、官僚三者合为一体的家 伙；有人说，西门庆是集奸商、黠吏、流氓、土豪于一身的 封建势力代表；有人说，西门庆是16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 这些看法虽然差别不小，但大体上都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 给西门庆划成分。 西门庆是商人，是官僚，这都不假。但就小说着墨的重 点而言，西门庆首先是个性欲狂热的男人。君不见，小说写西门庆经商赚钱、官场应酬，多用侧笔、简笔，一掠而过；写西门庆飘风戏月、床上征战，多用正笔、详笔，浓墨重彩。西门庆的全部人生活动可概括为捞钱、捞权、捞女人。但他捞钱、捞权的目的还是在于更多地捞女人。性享乐在西门庆全部人生目的中居于榜首的位置。西方有将《金瓶梅》译为“中国的唐璜”。把西门庆比喻为唐璜，这倒触及了他性欲狂的特质。 书中第三回，王婆对西门庆说，挨光要五个条件，潘、驴、邓、小、闲。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青春少小，是生理条件；邓通般有钱，是经济条件；有闲工夫，是社会条件。西门庆经商是为飘风戏月创造经济条件，而做官又是为经商赚钱提供政治保证。西门庆在社会上由私倒而官倒的发迹史，同时就是他由宅内而宅外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两条轨迹合一便是西门庆的全部人生线索。而小说的重点，正是沿着后一条线索展开的。 西门庆的正式配偶是一妻五妾，但实际其性对象远不止此数。书中第二回写道： 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环妇女。又常与勾栏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中去二十余趟。 由此可见西门庆性史复杂之一斑。 张竹坡开过一张“西门庆淫过妇女”的清单：李娇儿、卓丢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春梅、迎春、绣春、兰春、宋惠莲、来爵媳妇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加上吴月娘与原配陈氏，共计二十一名女性。这只是西门庆与女性交接的最低限。此外，他还与书童、王经等有同性性行为。 西门庆与数十位女性周旋，既要占有她们的肉体，又要征服她们的心灵，这本身是一道超乎其自然能力的难题。 固然，西门庆占据了潘、驴、邓、小、闲五个条件，在性的战场上有一个胜利的开端。武大郎、花子虚、蒋竹山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度所向披靡，潘金莲、李瓶儿，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抱。宅内群妾争宠，宅外醋海翻波，处在中心地位的西门庆好不红火热闹！有的女人为了向他取宠，不惜出卖尊严；有的女人为了独占其宠，不惜互相厮杀；有的女性为了得到他的钱财，不惜满足他种种变态要求，诸如施炙、喝尿、肛交之类。西门庆随心所欲，在不同的性对象身上肆行种种花样翻新之举。 然而，这种男女之间的以寡敌众，既不平等也不对等的 格局，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埋伏着毁灭的种子， 很难长久维持。在这种性秩序里，不论是征服的一方，还是 屈服的一方，不论是施虐的一方，还是受虐的一方，都焕发 出某种兽性，都要产生和释放破坏性能量。随着双方互相角 斗，进而互相消耗，互相吞噬，最后互相毁灭。 君不见，西门庆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时，却在性的战场上由盛而衰。他渐渐感到精力不支，只好靠胡僧药来维持他雄性的攻势。事情往往有两面。当官固然为西门庆经商更多地赚钱，从而为更多地搞女人创造条件，然而，官场上频繁的应酬交际，无形之中就破坏了挨光的社会条件——“闲”。小说开头，当西门庆还是个闲散商人时，他征服女人是何等有心计！何等有精力！但他步入官场，成为当地要人之后，则越来越少向群妾发怒了。正像夏志清在《金瓶梅新论》里说的，这时他多姿多彩的性生活，“都出自习惯而非内在冲动”，“他差不多是自虐狂地以兴奋的淫乐来处罚自己了”。最后，西门庆在潘金莲床上油枯灯尽，一命呜呼，已不是潘金莲失误造成的偶然，而似乎是西门庆性活动史的必然归宿。 西门庆由盛而衰的性经历，是意味深长的。 与其把西门庆看作是当时性文化秩序中变态的典型，不如看作是常态的典型。西门庆的性行为方式，在当时虽然不是普遍的，却是具有代表性的。在他征服一个个妇人的过程中，不但有王婆等媒人热心牵线，有应伯爵等帮闲主动捧场，更重要的是像李瓶儿、孟玉楼等富孀，嫁给他当小老婆亦不觉为耻，甚至感到成功。书中的韵文虽对西门庆多有指斥，但这种环境描写，分明让我们感受到西门庆的性行为在当时是合乎社会潮流的。所以，西门庆是当时性文化秩序的正常产儿，而非逆子。西门庆虽然是个没有多少文墨的暴发户，但他的性经历，仍可作为中国古代男权统治的性文化秩序的标本，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华夏民族自文明以降，就沿袭一夫多妻的婚制，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一夫一妻的婚制有鲜明的区别。传说中“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玉房指要》），后来帝王配偶的理想数字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贵族配偶的数量虽不能与帝王相比，但也能分出妻、妾、婢等若干等级。商代甲骨文中便有“妃”“娣”“嫔”“妾”等字，由此可推测当时贵族的婚姻状况。这种男女不对等的性秩序，本身就潜伏着反自然的因素。然而它却能维系几千年之久，主要就是靠文化的力量来支撑了。具体到华夏民族的性文化支柱，我以为主要是先秦时代形成的儒道二家。 儒家性文化是一个以传嗣为中心的体系。“大昏，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着保障传宗接代，形成了一整套性的规范。男尊女卑，妻妾有序，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性的快乐功能要服从于生育功能。妇女要守贞、守节，恪守生育和养育的义务。道家性文化的中心本来是养生，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与儒家的男尊女卑不同，道家最初崇拜女性。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道家更多地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主张男女双方分享性所带来的益处。然而，道家在求长生不老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炼丹术、导引术、房中术等，后来却演化成了为帝王和贵族所需要的性技术文化。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一个男子的性能力很难满足众多女性的需要，得宠与失宠就会在闺阁中引起纠争。这样，道家房中术中服务于一男御多女之目的的种种药物和技术，自然大受帝王、贵族乃至整个社会的推崇。其采阴补阳的理论，更从哲学层面上投合了男权社会的理想。 回到《金瓶梅》的世界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延续发生了重大的危机。 儒家性文化的危机表现为礼崩乐坏之态。西门庆虽然是个俗人，但他思想中还是有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一面。生儿子传宗接代，在他的观念里是极重要的。李瓶儿生儿子之后，他是何其兴奋！但是，全书的结局，使西门庆家庭几乎成为绝后的家庭。李瓶儿之子未成人而早夭，潘金莲怀孕不足月而流产，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干脆不生，最守儒家妇德的正妻吴月娘，为怀孕求秘术仙方，直到西门庆命归黄泉后才产下遗腹子孝哥，最终又被和尚收了去。只好让小厮玳安顶名西门安，如此勉强传承香火，岂不是一种讽刺？再看众多妇女，上自贵妇，下至女仆，一个个色胆包天，尽情，追求官能之乐，儒家的一套规范实在是分崩离析了！ 道家性文化的危机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本来，在道家性文化中，房中术是手段，养生延年是目的。但就西门庆而言，手段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各种新奇的房中药术都是他兴奋中心所在，纵欲发展到几近自虐的程度，养生自然是谈不上了。西门庆死于春药，便是手段与目的颠倒的绝好象征。 这里需要附带讨论的是，给西门庆授药者不是道士而是胡僧，是天竺来的和尚。胡僧药与道家房中术何干？据荷兰学者高罗佩考证，印度佛教的房中秘书和中国道家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存在着历史联系。如道家的固精法便是先传到印度后来又由印度回传到中国的。（见《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胡僧的口诀说的“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伤”之类，都分明源出于道家。西门庆使用的“药煮白带子”，更可在道家房中书中找到记载。 儒家、道家两根支柱都出现了坍塌倾倒之势，中国以男权为本位的性文化也就进入了衰老期。西门庆的暴卒，不过是这种文化衰老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当时整个社会的败象，则是从民间一直到宫廷，都处在“世纪末”的病态之中。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高见: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事。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谧，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政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中国小说史略》） 下至西门庆这样的乡绅，上至皇帝，都热衷于房中奇术奇药，可悲的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男性社会了。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凭借春药人为地激发性力，虽可奏效于一时，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鸡止渴。从现代性哲学的观点看，崇拜药具，也是一种异化，人在这种性关系中变成了工具的奴隶，而失去了自由与活力。 西门庆死了。 以男性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性文化老了。 横在男性面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三、女性的炼狱 如果说，在《金瓶梅》里，埋葬男性的坟墓是以象征的方式让人感受的，那么，煎熬女性的炼狱，则是以实在的方式让人来体验了。整部小说，或详或略，写了不下几十位妇女的命运。她们身份高低贵贱不等，性格柔弱强悍不一，但几乎无不在人生的苦海里挣扎、沉浮。我不可能逐一细加评说，只能选几位最有代表性者，作简略分析。 《金瓶梅》里的妇女，其人生目的大约有三种取向。一种以性欲为最高追求，潘金莲可为代表；一种以求嗣为最高追求，吴月娘可为代表；一种以财物为最高追求，宋惠莲可为代表。其余妇女，大致都可归入三种之一，或介于某二种之间。 最先进入人们眼帘的女性，当然是潘金莲。 自《水浒》问世以来，潘金莲的名字在中国已家喻户晓，成为汉文化中“淫妇”的代名词。当代川剧怪才魏明伦虽煞费苦心，专写一出大戏为她作翻案文章，但仍难洗清几百年的成见。 依我看，不论是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还是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都不如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在这里，潘金莲是个十足的女人。她美艳之极，伶俐之极，生命力健旺之极，性欲强烈之极，心狠手辣之极，遭遇悲惨之极。 如果潘金莲有机会重新投胎的话，她也许可以充当《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或者施奈德扮演的“女银行家”。然而，她生不逢辰，又生不逢地。她偏偏生在一个不能容忍女子性欲旺盛的时代，生在一个不能容忍女子求得性欲满足的文化环境。她生在一个穷裁缝之家，父亲早逝，九岁便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为奴。身心正当发育期，先被强行烙上三道深深的创伤。 张大户年过六旬，身体多病，既老且衰，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