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

作者简介

高国庆，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研究员。曾任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浙江传媒学院。

内容简介

综述 本书以百年（1923—2023年）中国播音学术理论发展为核心研究内容，通过对学术理论史的梳理，归纳百年中国播音学术的得失，发现问题，进而总结理论与方法，并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播音是一个边缘的应用型交叉学科，因而播音学术理论的研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首先，播音研究是实践研究。研究的对象是随口而出、随风飘散的声音，是用这种声音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内容。在无线电技术发明之前，人们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口语表达的重要性，但由于无法保留，只能仰天长叹“声音之道，幽渺难知”。广播出现之后，口语表达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有条件地开始认真地研究口语表达与传播问题，但直到录音技术的普及，这一研究才较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其次，播音研究是理论研究，也叫播音理论研究。经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只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再经过概念化、逻辑化的过程形成理论，才能对实践做更高层次的指导，才能建立起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再次，播音研究是学术研究，也叫播音学研究。播音理论已发展成多个系列，学界已经在不同的内容范围、不同的层次上来研究播音现象了，其已上升到学术层次。最后，播音研究是借鉴、交叉的融合性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很少有单纯的学科研究，绝大多数都属学科交叉研究，需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播音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门交叉学科。按照发展的顺序来讲，可以分为发声学、语音学、文本阅读和理解、口语表达艺术、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等。播音学术理论研究的独特性、丰富性、交叉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主要问题 “凡一学科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凡事皆先有术而后有学。”中国播音的术与学的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3年1月开始播音，到2023年，中国播音走过整整100年的发展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播音实现了从一项工作到一个职业，从一种理论到一个专业，进而发展成一个学科的历史性转变。作为职业，国家设定了三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主任播音员、播音指导的职称系列；作为专业，从职业培训、专科教育、本科设立、第二学位、硕士及博士培养到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培养与研究体系；作为学科，播音学（播音主持艺术）于2011年归属艺术门类戏剧与影视学下的二级学科。通过对中国播音百年学术发展历程的研究，以回望历史的维度观照当下的播音学术研究，以面向未来的视野展望播音学发展前景，以问题为纲，梳理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脉络与走向，核心是提出和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的播音学术理论问题。 在中国播音学术理论研究走过整整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需要看，当代播音学研究人员都有责任和担当来完成对这段历史的梳理、记录并给出历史的总结。100年的中国播音学术理论发展脉络如何演进，有什么特征与特质，在广播电视学体系中的定位如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代表人物学术思想的内涵有哪些，我们从中学习什么、铭记什么，又有哪些警示和借鉴，如何面对媒体融合发展等问题，都需在历史的坐标、启发、参考中寻找法则、定位和方向。以文献、史料、口述历史、史论等为依据，翔实地记录、梳理、反刍、总结与理析中国播音学术理论研究100年的发展历史，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寻找播音学术理论规律性的东西，为擘画播音学术理论的未来提供历史参考和现实服务。 问题一：如何升级中国播音学的学科体系。 学科既是指科学知识创造过程中某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一种学科规划，代表了知识的某个门类。一方面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另一方面学科是教育的源头。通过对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可以明确播音学科的独立性，为播音与主持工作和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中国播音学一方面与传媒行业的具体实践活动相关，另一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化的高度确定播音学的学科层次定位。在百年基础研究之上构建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从基本内涵、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手段与研究路径、建设目标、学科特征等方面全面提升播音学学科层次，通过百年播音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努力使“中国播音学”成为一级学科，完成推进学科建设的研究使命。 问题二：如何完善中国播音学的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研究范畴包括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学者、著述、方法、规范、评价标准等要素。以学术史的视野对百年中国播音学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整体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国播音学术史研究尚需深入，诸多空白点尚待完善，基本概念需要厘清，研究领域仍须拓展，研究视角尚需挖掘，研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播音学术传承及现实启示价值，系统地完善中国播音学的学术体系。 问题三：如何构建中国播音学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由术语、概念、范畴、命题、判断、语言等构成的学术表达，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学术体系反映、表达、传播的方式。通过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可以用中国播音学理论阐释中国播音实践，用中国播音实践升华中国播音学理论。作为以语言表达为核心的播音学，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但可以解读播音学自身的研究，而且可以为其他学科的话语诠释系统提供遵循，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三、研究层次 播音学术理论研究的层次应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从播音本身来说，经历了从低到高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播音出现的最初阶段，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本能感觉，对播音做出一些个人性的评价、评论、看法、议论等，这些都是散点式的、浅层次的，不具备科学的研究性质。 第二，随着播音事业的发展，播音队伍的扩大，播音影响的扩大，从社会到业内，人们开始对播音进行研究。针对“一次播音”进行具体的研究，事实上这属经验总结，不过这是走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亦是其准备阶段。 第三，播音理论研究。这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提炼出来的一些术语、专门说法，进行概念化、逻辑化的提炼、加工、完善，也就是理论化的过程，使之形成结构完整的理论，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所谓学术交流就是在这个层面，通过概念、判断、逻辑、推理等进行的。 第四，播音学研究，这个阶段的研究就是体系化的理论研究了。播音理论由若干个系统组成了“学”的体系，如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等。 第五，播音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如播音心理学、播音美学等。播音理论研究对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应用都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和扩展，播音研究的是“说”的口语表达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语言的“说”和“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制约和历史的“误会”，导致了语言的“说”和“写”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进而促使文字书写这一部分得到全面发展，而说的口语表达这一部分却逐渐萎缩，形成了所谓“重文轻语”的历史事实和当今的社会现实，语言教育成为书写的教育，无声的教育，进而形成今天会写不会说，能写不能说的尴尬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缺憾。现代广播的诞生、播音的出现，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口语交流传播的重要价值，并对其产生了迫切的需求。播音理论的研究，探寻和总结了口语表达的基本方法和规律，把口语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深度，从理论到实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播音教育的发展，又对口语表达的学习、训练和应用，做了体系性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成功的教学成果。播音学术理论研究的这些的成果，除了应用于专业之外，还能反哺社会，为非专业人士学习口语表达，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理论应用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四、研究内容 百年中国播音的发展历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播音学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的人文学科，播音学术理论的成果及其发展过程、播音学科发展和沿革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在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的指导下，秉承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术担当，以“理论研究要言之有据，实践探索要行之有效”的学术宗旨，继承基础与创新并重，通过对播音学术理论史的研究与阐释，彰显中国播音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的研究立足于播音文献资料整理、播音作品的实证分析，并在关注现实需求的基础之上展开，以播音事业发展的历史维度，按照文献与史料提供的相关内容，聚焦播音学术理论萌生与初创、发展与停滞、恢复与建构、争鸣与提升、反思与转型不同时期的核心问题，重点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研究。 维度之一：研究中国播音学术理论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以及学术理论认识赓续的社会纽带，不但探索播音学术理论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而且研究播音学术理论发展各个时期学术潮流及理论观点产生的社会条件。 维度之二：研究中国播音学界代表性人物（包括有一定学术理论成果的业界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学术著述与学术思想。人物的活动牵连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透视出播音创作和播音学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学术风气与学术流派的状况，可以理析有关学术理论著述的产生时间和经过，可以显示有关学术思想的前后变化和发展；学术理论著述是学术成果具备物化特征的载体，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发挥较大的影响，研究学术理论著述的内容、形式、撰写过程、流传状况，可以完整地厘清学者或学派的各方面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学术理论成果的价值；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学术史研究深化的表现。 维度三：研究播音学内各个分支学科产生、发展、演变的路径，既要充分反映出各个分支学科的特点, 同时更要关注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相对共性, 把个性张扬与共性提炼结合起来；研究播音学与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与艺术学、哲学与美学等学科门类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探讨由其内在联系促成中国播音学总体发展趋势。 维度四：研究播音学术理论发展，不仅跟中国文化社会而且跟世界相关学科的发展演变紧密联系，把中国播音学放在中国文化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同时必须具有全球学术史观,真正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国播音学, 揭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研究播音学术理论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事业所起到的作用。 五、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研究内容为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研究前论。 站在历史的坐标中，从先秦开始，沿循纵向的视野，梳理中国有声语言表达研究学术发展脉络走向，延展播音学术起点，为构建完整播音学术体系奠定基础研究。 中国播音学的研究是以有声语言表达为核心的。考古研究发现，人类口头语出现在约5万年前，绘画出现在约4万年前，文字大约出现在约6000年前。有声语言作为人类基本和重要的交流、沟通工具以及传播手段，已经伴随我们有5万年左右的历史，因此，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声语言表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达到历史高峰。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开坛讲学，他们是用有声语言表达、传播他们的思想。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有声语言表达以讲学、说书、舞台艺术等不同的形式，既存在于丰富的具体实践中，也被记录保留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 对有声语言美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就是对历代先哲们对有声语言所做的哲学式思考的归纳整理。在中国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献中，先哲们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有声语言研究史料。如“大音希声”“得意忘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约义丰”“言为心声”“气者，音之帅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等。这些论述既有基本的技术层面的总结，也有表现的内容与方法层面的诠释，更有精神与审美层面的生发。 中国古代典籍呈现范围非常广，魏晋以前，文论和哲学、历史著作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因此，资料文献搜集既包括诗话、曲论、语录、文赋、词话、序跋、批语、小说论、画论、乐论、舞论、戏曲论，又要兼顾古代经学、子学、史学、宗教、哲学等相关论著，而有声语言研究资料文献就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上述著作中，这些文字材料极丰富，又极端芜杂，为了全面发掘整理其中关于有声语言美学的资料文献，本书以先秦为起始点，到1923年广播播音诞生，纵跨近3000年，涉及著述及作者200多位。 因此，系统发掘整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声语言研究史料，研究阐释古人有声语言表达的范畴与思想，激发有声语言的创新活力，拓展有声语言表达创作空间，从史学的角度大大扩展、延伸、丰富以有声语言表达为主的中国播音学理论历史纵深，为构建完整播音学术体系奠定基础研究。 第二部分研究内容为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研究本论。 经过百年的不断探索，“中国播音学”的概念逐渐明确化和科学化，中国播音学理论不断丰富，中国播音学科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回顾百年中国播音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播音事业（实践）和播音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中国播音学科的建立、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播音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将百年中国播音学术理论置于学术史观照下进行探究，对播音学文献资源的考察与梳理、继承与融合，探寻并厘清百年播音学学术理论的学理思路，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学术背景、政治背景下，阐释中国播音学理论萌芽与发轫、来源与创立、探索与发展、争鸣与完善的学术历程，依据历史纬度和横向学理结构实现中国播音学术体系的全面建构，为媒体融合时代播音学理论发展寻找学术原点和深化依据，实现播音学术资源价值致用，推动并促进播音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中国播音学术发展（1923—1949年） 1923年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在上海开始播音，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主要集中在上海，在这个繁华的现代都市里，广播节目内容充满了娱乐化和商业气息。按照史学界通用的观点，192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始播音，标志着国家广播电台正式成立，新闻类节目逐渐成为官办电台播出的主要节目。同年，《中华民国无线广播电台条例》颁布后，大批官办、民营广播电台大量陆续出现。这一时期的播音学术理论研究主要从选拔播音员的标准、国家的政令、国语推广、从业人员的职业感悟、相关学者的专题研究、社会各界对播音的评论等范畴展开，勾勒出民国时期播音学术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 1播音员的选拔标准：当时民营电台和中央电台发布的选拔播音员公告标准的共同点是“口齿清朗，国语纯正，而报告时语气能抑扬疾徐”，有的地方民营电台提出了要求能用“苏沪土白及普通英语”播音，中央电台明确提出要求“本党党员”，而且需要通过文化考试。鉴此，政治身份、标准国语、文化素质成为当时播音员的基本要求。 2国家的政令与国语推广：《中华民国无线广播电台条例》（1928年）、《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6年）、《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1937）、《广播电台设置规则》（1946年）等国家政令对广播播出节目、播音语言等从国家层面做了明确规定，确立播音用语的国家标准。从国家层面对播音开展研究是以国语运动为起点，在广播节目中，通过播音员发音来示范国语，形成中央标准化的国音，请专家学者广中举办国语教育节目来宣传和普及国语，无线电广播的播音实践为国语的构建和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3从业人员的职业感悟：随着民国广播事业飞速发展，播音成为民国时期新兴的职业，一些播音员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了自己工作的经验性总结，涉及如何报告新闻、如何编辑和播讲儿童节目、如何克服话筒前紧张状态、一个理想的播音员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等内容。虽然只是经验之谈，但有些总结初见理论归纳的端倪，客观上为其他播音员从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规范了播音职业的基本内涵，起到培训与教育的基本作用。 4相关学者的专题研究：以赵元任为代表的学者不但通过广播推广国语，而且将无线电科学原理、语言学知识等与播音研究融合。为了让在电台话筒前的演讲者掌握现场播音的科学方法，赵元任受教育部的委托撰写了《广播须知》，对话筒使用、声音控制、语气与停顿、语速等播音学中的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与阐释。电影理论家徐卓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传音科科长徐学铠、翻译家赵演、社会教育家徐朗秋、金陵大学影音专业教师陈沅等学者对播音语言技巧与播音心理、播音表达的形式、播音语言基本要求、播音员基本素养等播音学基本学术理论问题做了专题的探讨与研究。 5社会各界对播音的评价：民国时期播音员受到听众的竞相追捧，成为娱乐和消费的对象。随着广播节目形式与内容日益丰富，收听人数也不断增加，播音员与广播节目成为当时的文化焦点，叶圣陶、鲁迅、茅盾、陶行知等学者及记者、听众等都在著作、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播音员语言、节目内容、播音的作用等角度进行臧否，构建了播音评价学的雏形。 6行业组织、著述与刊发平台：为处理行业纠纷、维护同行利益、参与社会事务，广播同业公会于1934年在广播电台最多的城市——上海建立，《播音业公会注意播音节目》明确指出，“民营播音同业公会，为注意播音之词句材料，俾日臻完善，不致影响社会善良风化。”通过行业组织规范播音节目与内容，可以看作播音学术共同体的雏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线电播音》《广播常识》（编译）等播音研究著作出版；《广播周报》《申报》《电声》《音苑》《大声无线电半月刊》《青年生活》等报纸和期刊登载有关播音员生活、播音员感悟、播音语言和播音节目等研究文章，这些报刊成为当时播音学术理论发表与交流平台。 （二）人民广播创建时期中国播音学术发展（1940—1949年） 从194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后出现49座广播电台。人民广播创建的宗旨是发出党的声音，解放全中国，因此，人民广播播音发出的第一声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播音事业发展还是播音实践的理论总结，都以播音作为舆论宣传武器为核心，用声音传播革命消息，鼓舞革命斗志，实现播音的革命之道。人民广播创建的9年，播音学术理论的发展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党的指令与制度为播音节目和播音规范做了明确的规定；以齐越为代表的播音员将自己在播音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积累和提升，为播音研究向理论空间迈进奠定了基础。 1党的指令与制度推动播音理论建构：人民广播以播出新闻节目为主，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提供了节目支撑，党的指令与政策聚焦如何通过新闻播音准确发出革命的声音。《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播电台的指示》《新华社语言广播暂行工作细则》《陕北台播音组关于播音训练和培养播音员的意见》《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训练的方法》《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等指令和制度，使广播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系统初步形成，播音员培训逐渐形成制度化，由一项工作向职业化演进。 2播音员经验的总结提升播音理论的学术层次：以齐越为代表的第一批播音员，无论是徐瑞章、姚雯、肖岩、孙茜，还是王恂、孟启予、钱佳楣、杨慧琳，以及地方台的徐恒、柏立等，他们都满怀革命热情投身革命之中，因此能牢牢把握住政治立场。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深刻领会播音稿件内涵，能够把自己的播音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齐越的《十天播音总结》（1947年）是其中的代表，他从自己的播音实践中提炼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的具体纲目，涉及语气把握、备稿、心态调控等内容。天津台的徐恒为改变广播播音中的舞台腔、朗诵腔、演讲腔，改变那些不应该有的矫揉造作进行尝试和创新，树立起人民播音自己的风格。这些粗线条的经验总结，涉及了播音学本体研究领域。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播音学术发展（1949—2023年） 齐越、丁一岚以气势磅礴、热情洋溢的声音向全世界转播开国大典阅兵游行的盛况，开启了中国广播播音事业新纪元。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中国电视播音事业正式起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播音实践与播音理论研究聚焦的重心是播音作为夺取政权的思想和舆论工具，发挥播音的革命力量。革命成功后，播音实践与播音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播音如何在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中发挥声音传播的作用，发挥播音的治国力量。在国家治理中，播音实践与播音理论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服务，发挥播音的建设能力；在自我提升中，播音实践与播音理论关注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各方面素养，发挥播音的修身能力。播音理论从继承中得到发展，从国外借鉴中得到完善；播音学术在争鸣中得到提升，在教育中得到延续；播音学科在艺术门类中有了归属，在专业融合中逐步构建；播音学术交流在协会与学会中分享共识，在著作与论文中考镜源流，在省部级、国家级课题与出版基金项目申报与立项中得到肯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1949—1966年） （1）播音学术理论在语言学家规范语言研究中实现自我提升：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提出汉语规范化的问题，广播播音员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叶圣陶、吕叔湘、王力、朱德熙、吴晓玲、周新武、王松茂、俞敏等语言学家从广播口语化、规范化等维度，运用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汉语知识发表文章，密切关注广播语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广播语言研究高峰。王力撰写的论文《略论语言形式美》（1962年）回答了叶圣陶先生提出的广播稿“声音之美”的问题，为播音美学发轫之作。 （2）播音学术理论研究在播音实践积累中总结，在借鉴苏联的播音经验中得到完善：1951年3月1日左荧发表了新中国最早的研究播音理论的文章《从“编播合一”谈播音应当专业化》，提出播音专门化与风格化等问题。在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学习苏联播音的经验，研究“大文章的”播法，将逻辑思维能力融入新闻与评论播音表达中，播音理论端倪初现。《苏联播音经验汇编》《全国播音经验汇辑》《播音业务》这三本播音学史上统称的黄皮、白皮、蓝皮三本书，是播音学术理论成果的主要标志，虽然这些理论带有零星的经验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印记，但其中的不少真知灼见是中国播音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来源。 （3）学术交流平台：召开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和首次全国性的播音会议，广电管理者、播音员、相关学者通过会议交流播音实践经验；《广播业务》《广播爱好者》《新闻业务》《文字改革》等期刊刊发广播语言与播音理论研究文章，为播音学术理论研究构建交流空间。 2“曲折”时期中国播音学术发展（1966—1976年） （1）播音队伍被打散、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遭到破坏、播音传统被抛弃、播音风格遭到扭曲：这一特殊时期，广播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老播音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优秀新播音员受到批判被调离播音岗位，播音学研究的实践来源缺失。《广播业务》等杂志停办，播音学术交流平台关闭。广播语言为突出“革命性”，抛弃传统播音表达方式，以“高”“平”“空”的样式突出语言的战斗力。 （2）播音员培养教育中断后复课，播音学术研究基本停滞：由于各地电台急需播音员的呼声十分紧迫，北京广播学院于1963年在办了三个短期培训班后开始招收中文播音专业大专生，1966年停止招生，直到1974年播音专业复办，1977年升格为本科。1976年出版的《为革命播音》一书，为1974级工农兵学员班集体创作，抛开里面空洞的口号，事实上总结了一些较为实用的播音学理论，初步具备“播音创作基础”框架。 3“恢复”时期播音学术发展（1977—1986年） （1）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为引领，播音理论研究向播音学术建构迈进：1982年张颂发表的论文《研究播音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开始构建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拉开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开辟播音学研究从实践经验总结期过渡到学术理论研究新时代。1985年《播音发声学》《播音基础》（后更名为《播音创作基础》）正式出版，为播音理论发展起到奠基石的作用。《主持人节目对播音员提出新课题》一文让主持艺术研究在广播电视界形成热潮。此后，无论是播音心理学、播音学、播音教学法等，还是主持人素养、播音员与主持人比较研究等，这些学术理论研究尽管有的不够广泛和深入，但这些成果，为中国播音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更为播音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和良好的前景。 （2）广播电视语言宏观研究与播音理论逐步融合：从广播电视语言出发，《广播语言的运用》《广播语言与普通话》《口语广播三要素》等研究成果涵盖了播音语言研究并为播音语言理论研究提供了参考方向。 （3）主持人节目的出现促使主持人学术理论研究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主持人节目后，关于主持人和主持人的业务研究和理论探讨逐步展开并进一步推进。在播音与主持的对比研究中，引发播音如何提高、播音理论如何突破的思考。 （4）播音教育层次提升、播音学科归属初现、播音职称规范：1980年开始在文学学科内招收播音发声学（导师齐越）与播音基础理论（导师徐恒）两个方向硕士研究生，播音学术人才培养层次提升，播音学科归属初现。国务院批准“播音职称系列”评定标准，参评条件鼓舞一线从业者对于播音理论研究的主动性，有力地推动了播音理论研究向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 （5）学术交流阵地重新建构:国家级学会的创立、各种播音经验与理论座谈会议定期召开，在实践、理论、学术等层面深入探讨、各抒己见。《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后更名为《现代传播》）和《中国广播学刊》先后于1979年、1987年创刊，《现代传播》开辟“播音主持艺术”和“播讲艺术”专栏为播音学术研究提供专业平台，齐越、张颂等很多重要的播音学术成果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刊发后进而形成完整论著的。 （6）语言学对播音学的贡献，以周殿福为例：周殿福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熟悉近代实验语音学，掌握各种语音实验的技能，注重实用语音学的研究，强调语音学和其他学科的配合。他在矫正了各剧种演员不正确的发声方法、提高嗓音质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播音专业语音发声的许多概念就是根据周殿福的讲课进行改造的。 4争鸣时期的播音学术发展（1987—1999年） 在这一时期，中国播音学的理论框架基本构建，播音学独立地位凸显；播音学术不同的观点在争鸣中交锋，学术个性得到张扬，学术理论日臻完善；国家级播音学术组织建立，学术交流平台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播音学研究项目立项，播音学术研究彰显国家水准，播音导论、播音语音学、播音文体业务理论、口语与写作、节目主持人概说、文艺作品演播、电视播音理论、形体与化妆、受众心理与反馈、语言和副语言传播、播音员素养与修养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1）中国播音学的确立与播音学科构建：《中国播音学》（1994）的出版，标志着这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意味着播音学科建设向成熟迈进。它以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哲学与美学这四个学科为支柱，既不与相关学科混淆，又不与相关学科割裂，更不是现代汉语加播音方面的语料。它有自己的学术历史和发展脉络，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新闻性是其本源，艺术性是其特征。1999年在广播电视艺术科下培养播音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张颂），昭示独立学科构建时代的到来。 （2）学术争鸣：学界与业界对张颂提出的“播音员应该涵盖主持人”（1988）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由此为发端，播音学术界进入了学术争鸣时代。关于播音学术的争鸣，不管个人观点如何，核心是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主持人的定位问题，真正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上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播音学术著作和论文大量问世，学术研究风气十分浓厚，学术活动日益频繁。 （3）广播电视学与语言学、修辞学相结合催生了广播语体、播音风格、播音心理研究：在语言学与修辞学的视野下拓展播音语言学术研究范畴，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理论与新闻广播播音实践相结合，建立了广播学与语体学相结合的学说体系；广播的表现风格以播音语言风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广播电视语言述评是对播音语言学术研究的一次历史总结。 （4）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项目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的最高层级，“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语言不规范现象研究”（95BYY003）、“中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96BXW006）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播音学科研能力得到国家学术机构认可。 521世纪、新时代播音学术发展（2000—2023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广播电视事业空前繁荣、播音事业飞速发展、播音学术在多领域拓展研究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对播音事业、播音教育、播音学术现实与未来进行深度反思。正如一位播音界资深人士所说，这十年，播音主持的专著、文章虽浩如烟海，但仅是学术表面的繁荣，实际上真正有见地、有影响的研究凤毛麟角。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有真知灼见的高论和大作，但观点毕竟很新，还需要时间的检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播音学术研究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开展创新研究的同时，回望总结播音学术发展历程，从历史的维度寻找播音学术原点，不忘初心，开辟未来。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播音主持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性的检索，能够有效地对海量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呈现出学科发展的各个重点研究领域，如基础理论、学科建构、播音主体、播音教学论及教育，以及媒介技术与播音。尽管如此，播音主持学科在未来的研究进程中仍面临丰富而复杂的任务。首先，在新技术的应用领域，还有大量的空间需要探索，例如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提升播音教育的效果，或者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强广播传播的互动性和用户体验。此外，跨学科协作的必要性日益增强，播音主持学科的研究者需要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技术专家等多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以解决更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历史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脉络，更能够寻得当前实践中可能遗漏的宝贵经验和智慧。 第三部分研究内容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播音事业和播音学术发展。 港、澳、台地区播音历史是百年中国播音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华语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播音事业一方面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深远的响和系。从学术发展的维度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播音事业做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横向上拓展了中国播音主持研究的领域，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中国播音理论在广泛地域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纵向上深入剖析了新时代中国播音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本部分在梳理港澳台地区播音事业发展过程的同时，分别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播音学术研究展开论述，以呈现港澳台地区播音的历史发展与特点。 第四部分研究内容为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的回望、展望与价值。 在百年播音学术发展史的基础上，回望过去的历程，结合当下的现实，构建具有媒体融合特质的中国播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中国播音学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大的社会功能的人文学科，播音学科发展和沿革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在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的指导下，秉承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术担当，以“理论研究要言之有据，实践探索要行之有效”为学术宗旨，继承与创新并重，通过对播音学科史的研究与阐释，彰显中国播音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六、研究方法 1历史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解读播音学者著述成果文本，分析和描述百年播音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及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的特征和变化。 2史述与史论相结合：在遵循规范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既注重第一手学术史料的系统梳理，使学术研究具有史料至上的朴学风格，又重视对既有学术史料的诠释与解读，凸显学术研究理论思维的优势。 3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播音学术理论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百年学术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只有把它放在整个历史时空去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此外，播音学术理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递进的过程，只有在纵向的比较中才能发现其不断推进的过程及特征。播音学术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具体研究支撑起来的，深入分析有代表性的个案才能勾画百年学术发展的整体面貌。 4学科交融：撰写百年中国播音学术发展史，要求研究者通晓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相关领域，在文化整体演进和多学科视域之中，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融贯现当代中国主要学科的知识，通过整体的学术构架和学科交融、学术联系、学理探析的研究范式，整体书写中国播音学术变迁的历史。 七、研究目标 本书以百年播音学术发展史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归纳百年播音学术的得失，发现问题，进而总结理论与方法，并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勾画百年播音学术发展脉络，准确把握内在逻辑、探寻理论和实践效应、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研究目的，从中找出中国播音学术发展的内在惯性和理念，为媒体融合视域下中国播音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参照，树立播音学术典范，形成播音学术传统，构建中国播音学术气派。 “百年中国播音史”丛书先后于2021年成功申报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入选国家出版专项规划；于2023年成功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