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名人家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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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虎父“犬”子 西周时期，申伯被周宣王封于谢邑，失掉爵位后 ，以“谢”为姓，成为谢氏的始祖。当时的申伯不会 想到，千余年后他众多子孙中的一脉——陈郡谢氏在 当时冠盖如云、门庭赫奕，令祖上重拾荣光。而连陈 郡谢氏这一脉的始祖谢衡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身为 通诗书、晓礼乐的鸿儒，他身后的子孙却以清谈的玄 学闻名于世。如果说“一万年太久”，申伯遥想不了 他后世子孙的祸福，那么对谢衡来说，“朝夕”的俯 仰之间，竟已是沧海桑田。令他错愕的是，不过短短 数十载，天道变了，人道也变了。 陈郡谢氏的始祖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承袭了父亲司马昭晋 王的爵位，而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之 后，以“晋”为国号，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咸宁 五年(279年)，他派兵灭吴，统一全国后，又采取一 系列的措施发展生产。当时，朝野上下弊绝风清，海 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内呈现一片升平繁荣的景 象。立国之初，晋武帝树立以儒治国的理念，所以当 时社会崇儒风气很盛，由此在三国混战时期兴起的玄 学开始式微，而相继出现了大批儒者。在天下初定之 时，这些饱读诗书的儒者通过儒家的思想和治国理念 来辅佐晋武帝，建立政治秩序，他们倡导的以德治国 、重视教化，对晋初“太康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谢氏家族的始祖——谢衡便是生活在这一 时期的一位大儒。 要说谢衡的父亲，也并非完全湮没于历史的林莽 之间不可查考。他的父亲谢缵是曹魏时期的典农中郎 将，而遍查史书，关于谢缵的记载只有《晋书》这么 一笔，其他典籍均对其只字未提。大概是官阶不高， 又没什么特别值得为人称道的功绩，所以谢缵的生平 事略已无法详述。由此，陈郡谢氏一族的始祖只得从 谢衡算起。不同于父亲，谢衡在史籍中几次被提及， 虽然笔墨不多，但吉光片羽中仍旧可以见到一位饱学 的儒雅之士。 太康元年(280年)，谢衡担任守博士[据《陔余丛 考》卷二十六“假守”条：“其官吏试职者则日守” ，“岁满即真”。以此推测，“守博士”应当是博士 的试用期，一年期满，转为博士(见《谢鲲年表》)] 一职。博士原本是对博识多能者的通称，自汉代设立 了太学之后，博士便转为太学的教官，主要从事教学 工作，并参与朝政的决策。博士官的担任者原本是由 朝廷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后来博士的选拔与任用逐渐 严格并加以制度化，这种甄选的标准也延续到了魏晋 ，博士的候选人在品格上要求懿德高风，在学识上要 求博古通今。虽然博士的官职不高，但却极受社会的 尊重和朝廷的礼遇。 仪礼之辩 太康元年，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晋武帝和百官们 正在讨论一件看似极其细微的事，议题竟是“王昌到 底要不要为前母穿丧服”。这一年升任守博士的谢衡 也参与了这次论争，百官们争论不休，观点也是针锋 相对、难分伯仲，最后晋武帝不得不出面给出决议。 令人奇怪的是，王昌只是东平王司马懋的国相，他是 否要为前母穿丧服这件事，为何会重要到让皇帝和百 官来专门议论呢？ 原来，王昌的父亲王毖曾在长沙娶妻生子，后来 吴国和魏国发生战乱，王毖因在魏国做官不能返乡， 只能和妻子儿女生死相隔。之后王毖又另娶了一位妻 子，即王昌的母亲。吴国被灭时，王毖已经去世。王 昌得知父亲之前的妻子[王昌称其为“前母”]早已去 世，按照礼制，父亲不在世，儿子要为继母穿丧服三 年。但是，王昌没有见过前母，前母也不能算作继母 ，关于前母的丧服礼制，典籍中并没有规定。到底该 不该为前母穿丧服？对此他举棋不定。当时，晋武帝 确立以儒治国的理念，而倡导慎终追远的儒家最重丧 礼。思量之下，左右为难的王昌只得将此事上奏朝廷 ，呈请皇帝和百官定夺，这也就有了前面的论争。 在这次论争中，百官共有三种意见：一是王昌应 该穿三年丧服，应以前母为母；二是王昌不应该穿丧 服，理由是礼制上没有这样的规定；三是折中的意见 ，认为王昌没有见过前母，所以穿一年丧服即可。 论争中的谢衡持第一种意见。他认为，王毖身在 乱世，不幸离开父母妻儿为国效力，王毖虽然有两位 妻子，但也是事出有因，不算违背道义。而其妻子也 能够恪守为妻之道，奉养长辈，教育子女。既然王毖 把她当作妻子，儿子也自然应该把她当作母亲，所以 ，王昌应该为前母穿三年丧服。 比之于同朝官僚，谢衡的论断显得更重情理，在 没有礼制规章可以依循的情况下，谢衡不仅能够晓之 以理，更能动之以情，对王昌前母的地位加以肯定。 作为笃守传统的儒学宗师，谢衡通晓经典，但又不偏 执于经典，没有成为“尽信书”的迂腐学究。 见于史籍的有关谢衡的记载，多半都是关于礼仪 的讨论。笃于传统的谢衡，由于精通儒学经典，又以 儒学为官，逐渐在朝廷之中声名显赫，而被称为“硕 儒”。到了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谢衡的官职先 是从守博士升至国子博士，后又被擢升为国子祭酒。 晋武帝时期，朝廷除了兴办传统的太学之外，还 创建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创建于咸宁 二年(276年)的国子学，是为了满足当时正在兴起的 士族阶层的教育特权，以此来严格区别士、庶两个阶 层。国子学的设置丰富了当时官学的类型，但是等级 也更加明显，它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能入 学，这种贵族化倾向使朝廷在选拔教师上也格外严苛 。咸宁四年(278年)，朝廷确定了国子学的学官制度 ，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国子祭酒 是国子学的“校长”，也是学术地位最高的职位。国 子学选拔教师的要求是德行“清淳”、学识“通明” ，而对国子学“校长”——国子祭酒的选拔规定则更 加苛刻，非当时的国家大儒不能担当，所以史书上称 谢衡为“硕儒”也可谓实至名归。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