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资源配置与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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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出口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9年我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出口结构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我国原有出口贸易方式粗放，数量扩张和加工贸易特征明显，出口产品质量和国内附加值不高，国际竞争力较弱。许多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出口易受到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出口增长主要是源于原有产品的出口扩大，而不是新产品的增加；在排除加工贸易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后，我国出口技术含量并没有明显改善（Amiti and Freund，2008；Xu and Lu，2009）；通过比较相同产品种类的出口商品，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明显要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同类商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我国所出口的是同类商品中的低端品种，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低（Schott，200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①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②。为进一步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转变我国出口增长方式，促进出口质量升级，提高出口附加值和贸易竞争力，不仅是推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促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要过程。
　　同时可以看到，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外部贸易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我国出口贸易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渐趋盛行，美欧等发达国家加快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全球优势要素争夺日趋加剧。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竞争阶段。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快速流动，全球产业转移呈现新趋势、新特征；并且，全球价值链发展深化了全球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动的关系，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创新、结构优化、质量升级等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转移，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由大变强”的重大战略机遇。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③；同时因为人口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变、需求层次提升、节能减排和环保要求提高等多种因素驱动，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要素面临成本上升和供应趋紧的双重压力（张宁，2016）。
　　出口的微观主体在于出口企业，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及其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层次的资源错配和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我国经济和出口持续快速发展。首先，正如一些研究和调查报告所表明的，融资约束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出口发展的重要瓶颈及影响因素之一（邓可斌和曾海舰，2014），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是融资约束最严重的国家。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融资困难导致我国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民营企业退出出口市场或者倒闭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企业的出口；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研究强调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其次，我国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结构性资源错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消除资源错配，是提高我国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④。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就是要通过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淘汰僵尸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原则推动资源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资源错配对于我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还受到非市场化因素的作用。正如众多研究所表明的，我国资源错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市场因素干预所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这种干预不仅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成本，而且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出口。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一直以来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所有制歧视，使得资源配置具有显著的非市场化特征（韩剑和郑秋玲，2014）。本书主要讨论政府干预下所导致的企业融资约束。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指出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早期的“非利率市场化”特征，融资过程一定程度上伴随所有制特征等非市场化因素（于蔚等，2012）；刘小玄和周晓艳（2011）指出，国企和私营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的不平等使得民营企业约束更多，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从理论研究而言，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模型，以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指出的规模经济；或者是新新贸易理论强调的企业生产率差异（Melitz，2003），都不可忽略资源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方面，现有许多文献从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成本、贸易政策、政府补贴乃至融资约束等角度讨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Zhang and Felmingham，2001；江小涓，2002；Manova，2008；Demidova and Rodríguez-clare，2009）；而在这些具体原因的背后，资源配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Banerjee and Duflo，2005；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Hsieh and Klenow，2009；Bartelsman et al.，2013；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罗德明等，2012）。Banerjee和Duflo（2005）从微观层面实证表明，相同生产要素在一个经济体内存在显著的配置效率差异；市场不完善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考察要素丰裕程度对出口的影响，而很少有研究探讨资源错配对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绩效的影响（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周世民等，2014）。此外，我国资源错配问题研究，更多关注资本错配，但产生资本配置扭曲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融资约束。Chaney（2005b）研究指出，受流动性约束小的企业更有可能克服出口时面临的固定成本，进入出口市场。Manova（2008）则指出企业出口时除去固定成本，还面临中间品购买、运输费用、关税等类别的可变成本，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可能减少企业可变成本的支出进而影响出口；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时，资本投入不能达到最优规模，可能造成要素错误配置，所以在融资约束影响出口的过程中，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本书试图对以下问题予以研究和回答。首先，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融资约束会对企业资源配置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不仅包括融资约束对要素报酬分配的影响，而且包括融资约束对要素配置效率或者错配程度的影响；其次，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如何？特别是基于已有研究，从出口边际、出口加成等视角探讨融资约束对出口结构和出口绩效的影响；最后，进一步同时考虑融资约束和资源错配，研究其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质量升级。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将补充和完善现代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从资源约束及配置的视角拓展了出口的研究范畴，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对全面理解我国出口升级路径，理清融资约束、要素配置与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在应用层面上，为转变我国出口增长方式，推动出口质量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与出口绩效提供前瞻性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为继续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科学的对策建议；为降低我国资源错配，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政策参考。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融资约束的界定及度量研究
　　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假设在完美资本市场中，企业投资和融资相互独立，企业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Modigliani和Miller（1963）进一步修正了MM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杠杆增加企业价值，因此企业使用负债越多，企业价值越大。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如MM理论假设的完美资本市场，企业融资会面临各种障碍和摩擦，融资约束成为政府、企业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Fazzari等（1988）认为，融资约束本质上是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过高，使得企业投资不能达到最优；Kaplan和Zingales（1997）认为内部融资成本与外部融资成本不等的时候，抑或是外部融资成本超过内部融资成本的时候，企业就面临了融资约束；Silva和Carreira（2011）指出融资约束是外部融资无法满足企业自身发展和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因此融资约束主要是指外部融资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相关研究中存在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这一概念，其与融资约束含义相近（马淑琴和王江杭，2014），如果没有考虑融资成本问题，那么融资约束就等同于流动性约束；但若考虑融资成本等因素，二者就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关于评价指标与测度方法，在流动性约束与内外源协同融资约束方面是一致的（Yavas and Freed，2001；Chaney，2008；Javorcik and Spatareanu，2009；马淑琴和王江杭，2014）。
　　现有研究中关于融资约束的测算方法涉及不同层面和维度。在宏观层面或地区层面上，一般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低（Leaven，2003），因此，许多研究使用一些金融发展的代理指标间接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如流动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值、银行贷款占GDP的比值（Aziz and Duenwald，2002）、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财富的比值（Goldsmith，1969）、股市交易额与上市企业总价值之比（Levine and Zervos，1998）等。在行业层面上，一个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地区或国家，严重依赖于外部金融的产业可能面临更强的信贷约束，Rajan和Zingales（1998）采用非内部融资成本在美国相同产业中所占的比率来度量某一产业对于外部金融的依赖程度。而在微观企业层面上，已有研究通过直接和间接方法对企业融资约束进行测度。其一，借助一般统计数据，通过现金流敏感性程度、信用评级等代理指标表示融资程度。代理变量的选择可分为两种：单一代理变量和综合代理变量。Fazzari等（1988）开创性地使用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程度作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之后获得了广泛应用（Mulkay et al.，2001；罗琦等，2007；何光辉和杨咸月，2012）。Czarnitzki（2006）则使用信用评级指数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其指数越高企业获得外部融资越容易，融资约束程度也越轻。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采用信息成本（Hubbard，1997）、利息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Cai et al.，2005）、银行的信贷能力（Sufi，2009）、应付账款比率（于洪霞等，2011）等衡量指标。这些单一指标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衡量融资约束，通常缺乏对企业融资状况的整体描述。Kaplan和Zingales（1997）认为投资机会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是否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