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

作者简介

侯卫东，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俊，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等。

内容简介

在中国古代，“夏”在整体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近百年来，它却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对象，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学术大讨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欲究根溯源，则需要把目光聚焦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疑古与古史辨 对传统的古史体系秉持信从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是主流意识。但是，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也已经对典籍本身、古史中的相关人物或历史产生了一些怀疑，如《论语?子张》中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尽心下》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天问》中的“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等等，便是代表。此后，疑古思想在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存在。不过，古代疑古思想并不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未对中国古代学术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仍属于古典学术的范畴（路新生，2014）。直到 20 世纪初，疑古思想才有了重大转折。 1923 年 5 月 6 日，当时的《读书杂志》第 9 期刊登了一篇书信，题目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在该文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此文的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至于原因，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写道：“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1980）。当然，对于时年仅 30 岁的顾颉刚来说，此 文使其名声大噪。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他所提出来的相关认识，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大辩论，吸引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犹如一声惊雷，使得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对解放思想、启发民智、推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持续至今。1926 年，顾颉刚将当时已有的关于古史讨论的文章汇总，以《古史辨》之名出版。到了 1941 年，《古史辨》一共出了七大册共计 320余万字。这是古史辨派和中国现代疑古思潮的学术结晶。 在这些论著中，有不少是围绕着“夏史”来展开的。比如，在前述已经提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禹”的认识。其一，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 宫》中关于“禹”的记载，指出“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而“禹”与“夏”并没有联系。其二，探讨了“禹”的来源及如何与“夏”发生联系。顾氏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最后逐渐成为人王。随着传统观念的产生，人们追溯“禹”出自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逐渐成为夏的始祖。 很快，这些看法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例如，刘掞藜、胡堇人两位学者在当年《读书杂志》第 11 期分别发表了《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说进行反驳。顾颉刚随后也作了回应，进一步阐述了与“禹”有关的几个问题，并修正了之前的相关认识。 然而，人们对顾颉刚的“禹是一条虫”的假说一直抱以莫名的“兴趣”，甚至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畴。比如，在此说提出 10 余年之后，鲁迅还拿此大做文章。他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鸟头先生”来嘲笑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 顾颉刚本人对此也颇为无奈，他在《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中提到，“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 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可以说，对“禹”的认识，仅仅是古史辨派在夏史讨论上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改造运动中，古史辨派对夏史的很多内容都给予了深刻检讨。其间，更有甚者（如杨宽、陈梦家）强调夏王朝并不存在，认为夏朝是周人杜撰而来的。这便使得包括夏史在内的中国上古史严重“真空化”，历史学家们常用“破而不立” 来评价这一现象。 那么，建立包括夏史在内的新古史，就成为当时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 本书由夏商考古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联合撰写，并不像考古学专著那样晦涩难懂，而是采用了一种朴实的语调为读者展开二里头遗址昔日的光彩和辉煌，是一本了解二里头遗址、了解夏朝社会文化的优秀读物。 书中将展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契合学术热点、重点和难点，也是国家和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中华文明根脉问题，将架起学界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