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史：从倭五王到最后的遣唐使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河上麻由子，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博士，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亚洲世界的对外交涉和佛教》《古代中日关系史》等。 译者简介 梁适雨，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系，日语译者。翻译作品有河内春人《倭五王》、陈舜臣《中国畸人》《中国豪杰》等。

内容简介

666年正月，唐朝（618—907年）第三代皇帝唐高宗（649—683年在位）在中国第一名山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 中国史书记载，当时参加封禅仪式的不仅有皇后武后（武则天）、文武百官以及统治阶级的人们，还包括很多外国使者，他们来自中亚草原的霸主突厥、在西亚维持长期霸权的萨珊波斯、占据连通中亚和印度间战略要地的迦毕试、乌仗那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诸国，还有东亚的新罗、百济、耽罗、高句丽等国，日本也派使者前来。 在三年前的663年，日本、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百济此前于660年灭亡，此战的目的正是为百济复国，结果却是日本、百济军大败。而在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 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唐朝国威。不久前才被唐、新罗联军击败的日本在泰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国力之强盛。对曾经反抗过唐朝的日本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威吓。 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作大国和憧憬的对象。从古代一直到近世，中国的文物一直受到日本显贵们的狂热追捧（同时，把玩中国文物的阶层一直在扩大，古代是皇族与贵族，中世是武士，近世则是大商人），从这个侧面我们也能看出日本人对中国这一大国的憧憬。 然而，史学界也有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即认为日本从古代的某个时候起就与中国建立了对等的关系，在此之后不再简单地把中国视作大国。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607年日本遣隋使呈给隋朝（581—618 年）皇帝隋炀帝（604—618 年在位）的书信中提到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句话（《隋书·东夷传·倭国条》）。在这里，“日出处”指日本，“日没处”指隋朝。信中对两国的君主都使用了“天子”这一称号，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明显说明日本主张两国地位是对等的。 遣隋使是日本古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节点，这一说法在近代被编入了历史教科书。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战线扩大以及战况变得对日本不利，教科书上又加上了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圣德太子面对“国力强大、不把邻国放在眼里、欺凌邻国”（《初等科国史 上》，1943年出版）的隋朝提出对等的两国关系，这种姿态符合当时与世界列强交战的日本政府对国民的要求。日本战败后，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迅速消失，这自然与政府不再需要通过历史教育影响国民的道德观有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已经不再提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的说法。不过，虽然相关论述已经大为淡化，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里却依然保留了不少表明“遣隋使以来中日开启了对等的交涉关系”的语句。面向大众的书籍也是这样。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这种说法依然是社会的常识。 那么，真实的古代日本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又与中国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本书将用实证的方法，描述古代日本在时刻感受到中国强大国势的状态下，以哪些手段、方针和目的同中国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描述，读者可能会读到与上文提到的“常识”有所不同的中日关系史。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时段起于5 世纪，也就是史称“倭五王”的数位大王向中国淮河以南江南地区的刘宋王朝（420—479年）派遣使者的时代，止于9世纪晚期的平安时代初期，也就是日本朝廷采纳了菅原道真的建议，决定停止派遣最后一次遣唐使的计划的时候。 从倭五王开始写起，是因为不少学者认为日本在隋朝时提出对等关系的认知转变萌芽于倭五王的时代。而以最后一次遣唐使的中止结尾，是因为自那以后中日之间不再有国家层面的关系。不过，为了解释为何国家层面的往来没有重新开启，本书还会提及平安时代中期，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十国（907—960 年）以及北宋（960—1127 年）初期两国人民的交流。另外，作为解读中日关系史的前提，本书也会详细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动向。 这里也要对本书研究的范围稍作介绍。本书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同样也会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与这些地区的历史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以663年白江口之战的后续历史作为例证。668年，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之后在包含新罗领土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设置了唐朝的行政机构。此举遭到新罗的强烈反抗，两国间爆发了战争。此战最终在675年以新罗胜利告终。当时，唐朝正为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与中亚霸权吐蕃争雄。唐朝认为中亚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因此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经营。 在亚洲大陆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环环相扣，影响到周边的区域，导致各个地方出现新的状况。这些局势的变化有时候会影响到日本，促使日本开启、中止以及重启对中国的交涉关系。而且，为应对新的形势，与中国交涉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因此，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整个亚洲史，以此来看待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应该能取得更有趣的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古代日本的诸多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流以及从该地区获得的文物。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同样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将把重点放在中日关系史上。 那么，在亚洲史的框架里重新来看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会看到怎样的一面呢？就让我们开启与传统说法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吧。 ★ 2021年日本滨田青陵奖得奖作品、第七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奖。 ★ 从亚洲看日本，一段不同于传统叙述的500年交流史。 从5世纪倭五王与中国的交涉到9世纪停止派遣遣唐使，本书以中日关系为核心，同时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在涉及古代日本的相关问题时，特别考虑了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的交流，并将视野拓展至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格局，以此在亚洲史的框架中看待古代日本对中关系。 ★ 聚焦隋唐，再现中日文化交流与往来的辉煌时期。 从隋文帝时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与帝王“话风俗”，因使团没有精通两国语言的译员而导致信息传递错误，到武则天时期遣唐使受到隆重款待，获赐为武则天即位正名的经书……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往来频繁，随使团而来的，除了使节，还有学僧、留学生、医师，他们参拜孔子庙、寺观，学习医术，并周游各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 从留学僧到巡礼僧，以佛教为视角，不同于官方交涉的民间往来。 南北朝时期，就有僧人来往于东亚诸国；到了隋朝时期，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遣留学僧，跟随高僧学习佛法，收集经典，并以沿途化缘的形式去到五台山礼佛，也让我们从另一重视角看隋唐从辉煌走向衰落；五代十国时期，日本不再派遣官方使节后，更有获得贵族资助的巡礼僧往来于两地，成为民间交流的重要使者。 ★ 超出专业研究视角的丰富史料、特制图表，一部实证考据史。 不同于以往古代日本史研究者局限于《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作者将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的史料及出土文献，特别是中国的《晋书》《宋书》《隋书》、日本古坟出土文物铭文、奈良国立博物馆馆藏作品等，并根据一众研究资料，绘制出中国王朝交替表、不同时期日本对中遣使表、天皇家系图以及古代中日关系年表等，以明晰的形式讲述不同时期的中日交流及其与国内政权的关系。 ★ 以建筑看历史，走进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 中日的交流，也伴随着日本都城和寺院的建造。8世纪的日本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前身）、9世纪后的都城平安京（今京都前身）以及日本延绵1300年的古寺元兴寺，其建筑的布局、细节无不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文化渗透。在历史大事件背后，走进古都城与寺院，看建筑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