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

作者简介

周蕾（Rey Chow），出生于香港，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杜克大学。目前的学术工作集中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遗产、语言作为后殖民现象的政治，以及视觉技术与数字媒体时代生存经验和知识范式变迁。著有A Face Drawn in Sand: Humanistic Inquiry and Foucault in the Present，Entanglements, or Transmedial Thinking about Capture，The Rey Chow Reader等。已出版中译版的有：《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世界标靶的时代》《原初的激情》《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 译者简介： 周云龙，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和跨文化戏剧研究。著有《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研究》《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译作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一册）和《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合译）等。

内容简介

导论 肤色——关于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 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开始的地方，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场遭遇：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他注意到，这双手“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好像血液从肌肉中被抽掉了一样”。奥巴马继续讲述道： 我想，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病得很严重。一个辐射的受害者，或者，也可能是患白化病的人。几天前我在街上曾经看见过一个那样的人，我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在我读了这张照片的配文后，才发觉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根据文章的解释，这个男人接受了一场医学处理以淡化其肤色。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治疗费用。他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表现出一些懊悔，他为事情出现如此糟糕的结果表示难过。但事情的结果是不可逆的。为了广告里承诺的作为白人的幸福，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像他一样，回到美国做了同样的治疗。1 成年后的奥巴马仍然记得，当年那个九岁小男孩发自内心的感受：“我感到我的脸和脖子都发烫了。我的胃开始痉挛；这一页上面的字体开始模糊……我恨不得从椅子中跳出来……想要某人来给我解释并保证。”他的具身反应转变成了失语症：“像是在梦境中，我对自己新发现的恐惧发不出声音。”2这种失声正是我后面将要继续讨论的，是可被称作“极限体验（limit experience）”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说法来自福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已经抵达了其确信的事物的尽头，并触碰到了深渊的边缘。虽然这样的描述已经足够直接，但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失语症（发声或言说遭到限制）与种族化关联在一起时，该如何理解？种族化是这个故事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 种族化作为与语言的一场遭遇 请允许我专门以一个著名的理论场景的谱系学方式，切入这个问题。奥巴马的叙述一开始就简洁地传达了那个年幼的黑白混血儿的创伤，这与弗朗兹 ·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的痛苦记忆一样引人注目，后者遭遇了他者从外部以武断的形式进行定性的过程：“肮脏的黑鬼！”“看，一个黑人！”3 在奥巴马和法农的境遇中，刻骨的震惊、自卑、脆弱和一无是处的感受，构成了强加于有色人种群体的强迫性反思的组成部分。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视的语域中，黑人不得不被自己和自己同类的客体化所惊吓。通过陌生人的习惯性方式凝视自己（法农），或在一次偶然中，通过一张另一个黑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照片（奥巴马），种族主要被理解并呈现为一出视觉上的戏剧，它强调了当一个社会蔑视黑人就像对待某些肮脏的东西时，被视为黑人 意味着什么。 虽然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第一章致力于探讨“黑人与语言”，但种族客体化和语言工作之间的关键联系，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被讨论得不够充分。对法农来说，殖民脉络中的语言，是把殖民者的语言强加给被殖民者，并要求后者掌握。如法农所言，这种对殖民者语言的掌握，甚至是其所谓的“种族表皮计划”中的另一种价值交换。“安的列斯黑人变白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将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人——与他掌握法语的程度成正比。”4换句话说，（法语）语言知识的获得，就相当于白人性的获得。借助这种他者的生物符号学，掌握语言被翻译并接受为肤色的价值。这种生物符号学不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自明的东西，而是应当进一步阐述的东西。要开始这种阐述，我们必须问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问题：确切地说，这里的语言是什么？ 我们再思考一下法农发出的感慨：“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些言论被制造出来首先是为了给他者命名。沃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人类语言的写作，使他在这个方面成为一名有趣的（如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话）对话者。和语言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前辈一样，本雅明在讨论语言时依据的是心理的内在性，即人类特有的一种内在的理解力。虽然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本雅明的思考具有启发性的是其矛盾的一面，这些思考具有雅努斯般的两面性——宗教性的神秘主义和 20 世纪早期革命性的乌托邦主义。比如，当论及语言，本雅明就特别关注命名的行为，正如他的文章所示，该行为变戏法般地带出一个神圣的创造性观念。与此同时，就像本雅明的思想特征那样，命名行为也是关于共同体形成可能的世俗化视角的关键。这里的关键节点是摹仿：作为语言中决定性的关键内容，命名与摹仿密切相关，它有生产相似性的能力。本雅明写道，名称（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的语言）是相似性的非感性形式（因为和具体的物理性实体相比较，词语是抽象的）；命名就是建立起“由事物构成的神奇共同体”的东西，它是“非物质的、纯精神性的”，它借助声音得以符号化。5 在命名与摹仿的等式之间，存在一个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政治原型的步骤。本雅明认为，通过给事物命名，我们事实上是在摹仿它们，也就是说变得和它们相像。命名（他者），与（他者）相像，（和他者）形成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从世界获取知识的方式。 如果说本雅明的神学和浪漫沉思被转移到了一种社会政治框架中，那么，名称所指代的正是一个接触区域。从理想的角度说，名称是一个位置，在这里，象征性的相似、相遇、对等、交换以及整合，都由世界所创立。在人类与事物的无声世界之间的潜在联结，事实上是相似，这使我们可以把命名转变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述行性的姿态：通过命名某物，我们授予它一个原本不具备的身份——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作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同等物、我们的共同体而变得生机勃勃；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可以接触（并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能够接触（并影响）它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名称才显得尤其危险。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当命名的姿态不仅仅被应用在沉默的物的世界，而且还被用于人类的其他群体时，在命名者和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那些不稳定且相反的对应和整合，就会变得不受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类命名行为就不再仅仅是指定一个名称，同时还必须作为一种称呼、一种召唤被接受。6这就是法农的论述中的命名行为面临的情形。 通过被命名为“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个黑人在视觉上瞬间被客体化，可以说在同一时刻，其存在感也得到召唤。法农的著作于 1952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他在其中令人心酸地预示了主体的询唤，后来路易 ·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广为引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中对此进行了论述。特别是，阿尔都塞为了分析得更加清晰，他把询唤的过程切分成两个连续的时刻，体现为两个沿着街道行走的人物。第一个是发出匿名召唤的警察（或其他陌生人），这个召唤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嘿，你！”然后，就有一个默认的转身，阿尔都塞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被召唤的人以 180 度的转身去回应这个召唤。这个转身的动作就是一种反馈，相当于在说“是的，那是我”，这就完成了匿名召唤发起的循环，主体由此生成。对阿尔都塞来说，当个体回应的第二个时刻，也就是“相信 / 怀疑 / 知道那是在叫他，比如，承认‘他的确是’召唤的对象”时，意识形态才成功地完成了其动员主体的任务。 ………… 《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是华裔文化批评家周蕾基于种族、语言、身份认同的研究作品。出于自身对身份认同的敏感，周蕾观察到语言带来的不平等与失语，反思不同肤色和阶级的语言与写作，认为语言实际上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秩序。 从德里达对法语的自传性反思入手，到与非洲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同等的对语言先天论的烦恼，继而“揭开语言尚未痊愈的伤疤”，作者潜入巴金、梁秉钧、马国明、本雅明、保罗·利科等人的文本，重新思索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与跨语言现象所带来的失落感。本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边界，还展示了如何将历史经验与基于声音和剧本的习惯、实践、情感、想象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