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作者简介

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他是《变革中的俄国：人文科学和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命运，1880—1930年》（Renovating Russia: The Human Sciences and the Fate of Liberal Modernity, 1880–1930）一书的作者。

内容简介

折断的剑 1826年7月13日凌晨3点，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罗要塞，警卫开启了位于要塞深处的狭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门缓缓打开，三十多名年轻的军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只会极其短暂地笼罩着俄国北方首都的天空，这些囚犯被带到院子里时，天已破晓。排在他们前面的，是来自圣彼得堡团的士兵以及数十名官员和显要人物。远处，在要塞的北门外面，囚犯们可以看到绞刑架，那是为了处决他们的领导者而专门竖立起来的。俄罗斯帝国最高法院已认定这些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人意图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起义于1825年12月14日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开始，两周后，随着切尔尼戈夫团暴动在基辅城外被镇压，起义失败。彼得保罗要塞是俄国专制政权的象征，它耸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国的权力中心冬宫与它隔河相望。这个要塞将成为国家复仇的中心。 十二月党人按要求排列成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一个噼啪作响的火盆前。他们的判决依次被宣读出来：被褫夺公民权，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他们的肩章被人从肩膀上扯了下来，连同他们的军大衣一起被抛至火中。每个军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后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剑刃中部被特意锉薄的剑，在军官的头上将剑折断。随后，这些囚犯换上发放给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权死亡”。这个仪式标志着他们被逐出了俄国社会，并且重申被他们触犯的法律的神圣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们“丧失了其地位带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是一种死缓。这场仪式结束后，书生气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甚至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怯懦地感谢沙皇“赐予我生命”1 ！ 十二月党人将自己的判决理解为一种彻底毁灭的宣告。在这场仪式后，26岁的尼古拉?巴萨尔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时他“确信，我和这个世界的所有关联现在都消失了，我将在一个遥远又黯淡的地方度过余生……我将饱受折磨，穷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成员”2。这些被定罪的人将失去他们的财富、威望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贫穷和被忘却；他们将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光辉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亚银矿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维护了沙皇不可撼动的权力，保证他的敌人会被消灭。这就是在那个7月的早晨于彼得保罗要塞院子中大声宣读裁决背后的意图，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获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们因为领导了一场被镇压的起义而被流放，因此他们赢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当作自由和改革事业的牺牲者。西伯利亚后来从一个政治荒漠转化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舞台，如果要讲述这个转变历程，那么十二月党人的经历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成形。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沙皇王朝的忠诚。3 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战场回来时头脑中也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军官称：“如果说我们用武力占领了法国，那么法国则用习俗征服了我们。”很多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比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伊万?亚库什金和米哈伊尔?方维津）在1815年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却发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军队生活中沉闷的纪律让人恼怒。他们曾和欧洲的“拿破仑专制主义”作战，如今他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基本是沙皇的个人封地的俄国。4 被捕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写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释他参加起义的原因： 我们让我们的祖国摆脱了暴政，但却再一次被我们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为什么我们解放了欧洲，自己却被困于枷锁当中？难道我们为法国带来了宪法，却不敢为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宪法？难道我们用热血换取了在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却在国内饱受压迫？ 5 《死屋手记》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是依据作家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写就的。本书书名即取自这部震撼人心的小说。 本书作者丹尼尔？比尔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囚犯悲剧性又鼓舞人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