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第2版)

作者简介

张宏杰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著有《饥饿的盛世》《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简读日本史》《千年悖论》《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内容简介

无处收留：吴三桂 ·1·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一岁，正是人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直面对了从未经历过的精神重压。 这年四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关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得以享受片刻清静。东面，三百八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号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涌来，一波比一波汹涌，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犹如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的。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吴三桂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都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意味着你丧失的也越多。即使满洲人给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所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必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回到三百八十年前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野蛮生长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八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不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脉，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天理，否则你的存在不仅毫无价值，甚至不如禽兽。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的，有的还同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命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别无选择地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认同于正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忠臣孝子。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风华正茂的青年将领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缘于一次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年末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其父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此地，史书中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还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包围了。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已难以避免。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八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人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本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了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将其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会立刻被社会舆论纳入纲常伦理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也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的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视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性地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二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这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之后的叙述中我们便会得知，他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2·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叠加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而且，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垮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纲常名教。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纲常名教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而逐渐失效。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人们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的，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是整个价值体系的扭曲坍塌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证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明代官僚们的日常工作之一，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有人说，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这个自古以来就强调道德价值的群体，终于在此时成为世界上最为现实主义的民族。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口所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国家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牌坊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树起，海瑞那样死抱教条的书呆子依然不断出现，正是他们，成了公众所需要的社会装饰品，点缀着人欲横流的社会。在此表象之下，社会的精神支柱已被抽去，正统价值观已经不能整合社会力量，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崇祯皇帝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士大夫负国家。 王朝已丧失整合人心的功能，内部力量的相互消耗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官僚系统只是因为金钱的润滑才勉强运转。到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乱、贪墨、丑恶和颓废。 即使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被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协助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劳师的奏章一本接一本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 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见证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事件之中的人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死亡气息。明朝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给这艘破船殉葬？ …… ?5?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洪承畴是在朝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在吴三桂眼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手段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沽名钓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互相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国家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的。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的外表虽然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关陕以西的那些气势汹汹、无人能挡的农民军打得气焰顿消，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打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国家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吴三桂还清楚地记得洪承畴初次出关时的情景。在接风宴上，洪承畴纵谈关外的守战之势，分析明决，切中要害。就是那一次，洪承畴提出了在关外打持久战的构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关外将领的一致拥护。大家都觉得这个大帅和以往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员明显不同。饮酒微酣，洪承畴谈起关内的形势和皇上的宵旰图治，忧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说着说着，竟至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吴三桂从洪承畴身上首次体验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力量。他觉得这个人的层次和他们武人不可同日而语，武人的忠义只是血气之勇，而洪大帅则是出自胸中的圣道天理。 松锦战败之后，人们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他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为孔孟之说悲壮殉葬，和岳飞、苏武、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降了。这位道德文章的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吴三桂怎样也难以把洪大帅与舞台上大白脸或者小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舞台上的叛徒都是这种形象，难道洪大帅的后世舞台形象也是这样一副打扮吗？ 看来满腹的孔孟之书还是敌不过蝼蚁皆有的求生本能。 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赫赫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在生死之际多次大义凛然地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做了另一种选择。 吴三桂能把这个慈祥的老头和戏台上的白脸联系在一起吗？他只是觉得舅舅太可怜了，满洲人太可恶了，他们不是痛痛快快地给阶下囚一个了结，而是反反复复猫玩老鼠似的用那些残酷的诱惑来折磨舅舅。本来，这老头也是条血性汉子，可是，谁教他生在明清之间这个不祥的战场之上呢？ 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祖大寿在社会舆论的交响中被剥去了一切尊严。 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其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这个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突然之间因为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他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计四千五百三十八字，而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十六年的事迹记载仅寥寥几十字：“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十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史?危素传》记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起。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危素救了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他怎么看危素怎么不顺眼。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朝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的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读过《明史?危素传》，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 ·13·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真的别无所求了。 他喜欢云南这地方，这里四季如春，天蓝得一尘不染，和内地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里离辽东很远，离北京也很远，远到他似乎可以将它们忘却。那两处埋藏了他那么多复杂记忆的地方，他真希望不再想起。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三桂现在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现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云南的几千里土地上所有的金帛子女都为他所有，他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人生一世，他还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宫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宝器和人类所能想得出享乐花样他几乎都可以拥有和尝试。昔日的风流将军此时更加风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三桂公余，召幕中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吹笛，宫人以次唱和。旋呼赏赍，则珠宝金帛堆陈于前，宫人憧憧攘取，三桂顾之以为笑乐。三桂不善书，然每喜临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谓列翠轩者，厅事五间。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坐于轩内，作擘窠大字，侍姬诸人环视于侧，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殆无异蓬壶阆苑矣…… 玩过奢侈玩高雅，吴三桂已经五十二岁了，却愈加裘马清狂。昔日占据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陈圆圆现在已不能享专房之宠，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紧剩下已经不多的时间恣意享受，尽情追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巨大付出做出补偿。 不过，吴三桂毕竟是吴三桂。虽然嬉游无度日日笙歌，可在世人眼里他却仍是位贤明仁义的王爷。虽然跺一跺脚云南都要抖一抖，可他却是一副宽厚长者的形象。平时和衷御下，和蔼可亲。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人有诘难，益喜与之交往。文武官员每以公事拜谒王府，府中必于规制之外，备饭款待。上至督抚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过节都能得到王爷的丰厚馈遗。巡抚袁懋功应召返京，吴三桂以十万金相赠；继任巡抚李天浴患病，他竟不拘王爷身份，亲至府中视疾，以示眷礼之意。 凡是旧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于他，不管多难，他必定尽心帮助。在辽东时，他曾隶属于毛文龙部，入清之后，未相往来。然而，当毛氏的老仆从几千里外的江浙赶到昆明，向他告诉失势的毛家宅邸被将军李强强占之时，他亲自出面，迫使李强退还了毛宅，还输金谢罪。宁都曾应遴于吴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吴三桂以十四万金相赠。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爷仁义诚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爷曾经置父母性命于不顾，曾经追杀故主子孙以为功。吴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收获的都是毕恭毕敬和衷心服从。 可是，富可敌国位极人臣的吴三桂却经常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越是拼命作乐，越是觉得空虚无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每当此时，他总是一饮颓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心里发虚，夜里，经常在梦里惊醒，一夜无眠。 也许是一家三十多口横尸的场景总在他眼前浮动，也许是成千上万同胞的鲜血让他难以淡忘，也许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让他难于安枕。 还有，那从遥远的北京射过来的，闪烁莫测的目光。虽然他殚精竭虑地效忠，可是那些满洲人似乎总是和他若有若无地保持着距离，热情的外表下似乎总隐藏着深深的寒意??这种闪烁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锋利的剑悬在头顶一样，让他时刻不安。 毕竟，他是个叛臣啊！ 平西王爷开始信佛了，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给云南遍地的佛寺大量布施。他在府内设了多座禅堂，常常像个孤僧一样长时间地打坐。他又在凤鸣山上以前无古人的手笔用纯铜铸了一座大殿，号称“金殿”。 平西王爷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热心讨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阁、老君殿、报国寺、西寺。在报国寺的众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这尊塑像面容酷似吴三桂本人，“将巾，松花服色，锦边，右手抚膝，左执卷，面左顾”。这个奇怪的佛像叫“西来尊者”。 可是，所有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无家可归的灵魂，不能阻挡一点灾祸。吴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来。 ·14· 满洲人对吴三桂的不信任，应该早在他亲身入缅、擒杀永历那一刻就开始了。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压迫下屈辱的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大清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以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主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地投入镇压云南当地叛乱之时，1661年，康熙皇帝继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和从白山黑水中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他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于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无法接受。吴三桂为了久镇云南，经常故意谎报军情，夸大边陲的动荡形势，以保证朝廷持续供给他每年高额的军费，这种用心也早已为某些人勘破。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康熙皇帝的心中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宫里柱子上悬起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纲常伦理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国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的江山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首先必须解除他的兵权。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得撤藩。在他看来：“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刚刚二十岁的康熙说干就干，康熙十二年（1673年），撤藩的诏书便送到了云南。 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现在，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换来的这点报酬，这未免太欺负人了。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已对正统价值系统构成了肆意挑战，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的这些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游刃有余，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不念旧情，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皇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极度反感，不是他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陷入了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康熙十二年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治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 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校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华发满颠，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千年悖论》是张宏杰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收录了张宏杰早期创作的多篇代表性作品。 《千年悖论》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也比较多，包括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柳如是、顾眉、乾隆、李白、林逋等。张宏杰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有些不同，他不是用非黑即白、简单的善恶标准去评判的。他用极具感染力的笔触描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他们复杂的内心纠葛、他们进退两难的抉择、他们的欲望追求，设身处地，同他们一起思考探索、与他们一起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带领读者在这种身临其境中重新认识这些历史名人。“既能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事件，又能够带着悲悯，与历史人物共情”，作为历史启蒙类读物，《千年悖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的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及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作为处女作，《千年悖论》几乎囊括了他后续作品的所有思绪缘起，以及他对历史、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无处收留：吴三桂》从人性解读了“这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吴三桂不单单是个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也是一个在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千年悖论：科举之路》对科举制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科举制这个“创造性的制度不断扼杀创造性，一个出自公正性的设想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却也在扭曲人才，提高了的效率却为整个社会的低效率运行保驾护航”，颇令人深思。《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系统性介绍了整个满族兴衰形成，其中将语言与族群盛衰联系起来观点十分独特，而作为案例被提到的最难以被同化的犹太民族，却在汉文化大熔炉中被融化了，也发人深思。书中对柳如是、顾眉包括慈禧的描述，再现了女性身上的夺目光彩，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立体感。 此外，书中保留了一篇追述作家之路的自序，两篇关于写作理念的采访笔录。结合自序，读者能从《千年悖论》中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和性格逻辑，及其作为历史学者沉浸于史海中探究人性的喜悦与兴奋。对于大众读者以及历史写作爱好者，这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让历史比小说更好看的写作方式，不失为一种启发，一种写作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