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4:周期拐点与结构演化

作者简介

王德培，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会长。任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常年为全国各级政府、各大高校、著名EMBA学院、央企、大型集团企业开设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地方战略布局、顶层设计规划等方面的前瞻性课程，领衔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央企、园区等层级的多项重大课题。 著有《中国经济2016》《中国经济2017》《中国经济2018》《中国经济2019》《中国经济2020》《中国经济2021》《中国经济2022》《中国经济2023》《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地缘战争：历史上的大国冲突》《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人民币的未来》《再平衡——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强势》等备受关注的经济类专著。

内容简介

第一章中国经济面临周期性拐点？ 中国经济迈入“无人区” 2023年中国经济呈现复苏由强转弱的态势，一些超预期问题逐渐显现，对于其中一些此前未曾经历的问题，尚缺乏理论共识。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无人区”。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不得不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个用于解释20世纪日本经济衰退的理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尽管很明显，日本和中国存在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本不应简单类比。 更多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步入复苏期。经济学家们通常会用5个字母来描述经济复苏，分别是U、V、L、W、K。U形和V形意思是先跌后涨，出现触底反弹；W形意味着先跌后涨，再跌再涨，要耐心等待；N形意思是会像N字一样先涨后跌再涨，即稳中向好；疫情之后，K形复苏的说法也逐步走红，意味着经济遭遇整体性衰退后，一部分反弹上升，另一部分仍处于低位。 在经济复苏失去动能之际，政府出台的政策效果似乎不及预期，这让悲观情绪开始在市场蔓延。直到2023年7月高盛发布报告称，预计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将在未来数年出现“L形复苏”，这才让众多讨论参与者恍然大悟，这种“不看好形势的高情商说法”既符合前两年“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复苏态势的定论，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定性之后，怎样应对“L形复苏”就成了主要问题。 在应对“L形复苏”的对策建议方面，国内外机构、专家给出的方法举措大致有以下几类。国内机构与学者更看重货币政策。国内三大证券报的头版文章纷纷呼吁“经济修复过程或许并非一帆风顺，仍需货币政策保驾护航”。一些经济学家积极呼吁采取降息和其他支持措施，认为降息是很重要的促投资手段，呼吁银行业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还有部分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则呼吁政府赶快出手救市，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有人直接喊出“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还有人呼吁政府紧急修正政策，采取更加以市场为导向，而非计划式的经济模式。一些地方政府在谈及就业问题时，鼓励企业在带动就业等方面展现更大担当，“可招可不招的要招，可多可少的多招，可早可晚的早招”。 以上这些占据主流媒体“C位”的对策建议，用于应对一般性或常规化的经济波动，解决经济上升期或繁荣阶段遭遇的短期调整等问题，大概率是可行的。但是面对中国经济“L形复苏”的问题，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们无法兼顾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平衡经济结构以及刺激市场主体恢复信心、增强投资活力的根本性大问题，也没能解决未来经济增长替代、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找到推动“双循环”的动力源等关键问题，更没有很好地处理总量巨大的政府债务、规模巨大的房产存量以及日益增长的青年人失业率等紧迫问题……一言以蔽之，按照这些方案解决“L形复苏”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饮鸩止渴，不但无法扭转经济探底进程，而且还会激化原本的矛盾并制造新的经济危机。 历史上两次“L形复苏”的考验 严格意义上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近似“L形复苏”的考验。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包干到户”与“改革开放”开启农村体制改革，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解放、发展了生产力……本质上这是中国告别计划经济、结束“闭关锁国”、走向世界的开始，其伟大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体来说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让当时还算强势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头号敌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痛下杀手”，以外企撤资、国际禁运、贸易制裁等方式把中国经济拖进“黑洞”。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存，GDP增速从1988年的11.3%陡然降至1989年的4.1%与1990年的3.8%，1991年GDP才反弹至9.2%，国内一片愁云惨淡。 然而，就在这样看空、唱空为主流的背景下，1992年“南方谈话”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结果是随后中国经济进入长达30多年的“起飞”状态，并实现了“超英追日赶美”。其中，最核心的一招就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灶吃饭、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万马狂奔的效果有目共睹。可以说，通过搞市场经济改革，关键是解放了地方思想，让他们有兴趣、有热情主动地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至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脍炙人口却又简单易懂的口号，不过是锁定方向、鼓励发展的“白名单”。大道至简，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今日国家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一目标的根源所在。 在随后的1998年中国经济又遭遇严重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2008年则是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性均不及前两次。1998年我国采取类似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来去产能，用了3年时间把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都做了去产能处理，结果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值下降到20%以下，另一方面“国退民进”，民营企业迎来了飞速发展阶段，开启了在国民经济中权重持续上升的进程。2008年则是通过“4万亿”投资“救活”了中国经济，后遗症是地方债务膨胀问题也由此进入“快车道”，并演化为今天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推行的首要“堵点”。本质上，应对这两次危机的方式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道路上“见招拆招”。然而，这些招数对于化解2023年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原有发展模式、体制以及思路纷纷遭遇天花板。高速度发展时期“被忽视的部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修正”经济发展本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双碳”战略的执行、企业ESG评价标准、绿色化发展模式、平台经济、地方债、经济内循环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等，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基本让原来熟悉的经验模式变成了教训。这是一个缓慢而重大的切换，是一个时代远去的标志。所以，当某些经济专家的思路还停留在希望通过降息、刺激促销等政策来拉动消费，一些决策者还是萧规曹随，习惯用增加投资、扩大出口、超发货币、促销等传统方式来救经济时，要明白其中思想认识上的“断层”与“错位”。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增加。2016年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就开始变化，个中原因毋庸多说，恶化的态势也可谓既快又宽，从贸易摩擦延展成近乎“全域战”，从市场经济到国家主义，从脱钩到去风险化，从近岸生产到友岸外包，从产业链重塑到供应链调整，全球化、WTO框架下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成为必须重新思考的复杂问题，而这早已超越经济本身……这种变化短中期看来难以缓解。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个体而言，未来发展遭遇的不确定性要大于确定性。 L形本质：形势向好，结构难调 尽管大多数机构和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平稳回升、积极向好的局面，但是内外部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宏观好，微观差，形势向好的背后是少数行业巨头在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央到民间，都在谈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谈“六稳”和“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中国经济问题难在哪？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而且，这种难题不是周期性的。不可否认，一国经济增长总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过去几十年，中国基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周期正在变弱，加之需求周期、供给周期、政策“去产能”等多周期嵌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经济连锁波动。但这种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难题的动因是不一样的，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应对便可取得成效，但结构性难题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而改变趋势的难度要大得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压力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正经历一场人口结构变革。一边是人口总量见顶。2022年全国人口负增长85万，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总人口的负增长。另一边是在少婚、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少子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加剧，引发“大国空巢”“人口悬崖”等忧虑。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300万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迎来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一个经济学观点，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业和低端工业从业者工资成本提高，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市化过程的结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分水岭。，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一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会放缓，难以复制7%—10%的GDP增速。 第二，外贸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切换。全球产业链调整与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加快产业链“去中国化”。从国家统计数据看，2017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进口额的21.6%，2022年下降至16.5%，2023年1—5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0%；2022年，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此前占据该位置的中国；印度2021—2022财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由多年来的中国变成美国。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被削弱。由此，中国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转变： 东盟超过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2%，超过欧盟（13.6%）、美国（11.2%）和日本（5.4%）。放眼未来，中国产业升级会进一步挤压欧美通过科技垄断赚取超额利润的产业空间。在中美处于恐怖平衡、产业竞争激烈的阶段，中国外贸的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 第三，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而储蓄率却高于大多数甚至所有中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储蓄率为25.5%，而中国储蓄率则高达45.4%）。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率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但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2010年以来，由于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增速放缓，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此外，由于民营资本信心不足等原因，民间资本的投资增速逐月放缓，2023年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长8.1%，但是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2%。结果，社会财富钢筋水泥化，叠加国企投资上升、民企负增长的格局，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信心和资金流动性，造成债务堆积和消费不足。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罗斯发表的《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指出，如果中国的储蓄率维持在目前水平，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投资率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中国将不得不保持10个百分点的经常账户盈余以保持经济平衡。 第四，“双碳”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目前已制定了“3060”双碳目标。其中，“碳达峰”要求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逐渐脱钩；“碳中和”则要求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根本性再造。这倒逼中国从一个粗放的以煤为基础，能耗效率较低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完全以电为基础，但能耗效率较高的高科技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此一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长期两难性。以能源结构为例，从消费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想在2060年达到美国目前的煤炭消费水平，则煤炭消费必须以每年8200万吨的速度减少。从生产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继续以煤炭为主要的发电能源，并继续生产世界上近半数的钢筋和水泥，那么摆脱煤炭将不可能实现。 以上四大结构性问题并非单独作用，而是同频共振叠加交织在一起，验证了“中国经济下半场”的判断。市场笼罩在情绪面的阴影之中，包括内部消费潜力和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潜在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威胁，国际关系恶化和外贸萎缩，技术封锁、资本外流与产业外迁，国民心态的变化，长期的人口萎缩趋势等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正在造成影响，刺激政策加码的市场预期越来越强，各部委不断跟进推出一系列维稳措施。只不过，当下刺激政策只涉及短期以维稳为目标的“见招拆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焦虑情绪，但只有刺激而缺乏普遍性的经济制度安排，难以形成系统拐点。 形势向好，结构难调，可以说，这一次的经济困难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和最难消解的局面。放眼未来，结构性压力的触底调整难免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震荡波折。不过，虽然政策仍在“挤药膏式”救市，但若未来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届时出台大政策的概率会加大。总之，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是指导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盏明灯。 穿透变局、困局与破局的迷雾 现实中的变局挑战极大，困局仍然无法回避，没有破局的出路，那么宏观经济的震荡与调整就会持续很久，造成的破坏后果就会很大。要对此态势进行冷静分析，还得回到形势的变局、困局与破局这“三个大局”上来，仍然坚持用第一性原则发现变局与困局的本质并准确定性，梳理出底层逻辑后才能提出破局的出路。这也是穿透反常、极端现象的迷雾，摆脱“噪声”干扰，用客观、中性立场理性看待形势的必由之路。 冷静分析当前的经济“变局”可以明确其本质是叠加式的“危机组合”，简单地说就是去产能、去全球化与去金融化的历史性“回摆”。这基本上是对前二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全面否定”，其冲击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而言，是地震般的打击。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恐慌倒也不奇怪，关键是要看准变局最本质的因素，排除那些影响情绪的说法，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既不是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是阴谋诡计，而是大国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至于定性为危机叠加，则是表明这是周期性、规律性与宿命性因素的叠加，是人类历史发展“否定之否定”定律的体现。 困局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窘境，因为“变局之下”全世界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衰退的严峻挑战，各国都遭遇世界贸易大幅下降的问题，从东方到西方几乎没有一个出口型国家的外贸频现亮点，都是红灯闪闪；投资方向与资本流动更是有苦难言，原有的金融秩序、交易结构以及市场规则都被破坏，美国的长臂管辖、持续加息、越来越严密的投资审查以及国家间博弈的深化、泛化让世界投资的安全性、自由度受到严重冲击，俄乌冲突的走势让世界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这对投资是“空”，对投机是“多”，所以，投机之下经济发展的离散度加大、动荡程度加剧，也就不言自明了。至于消费的作用更是尴尬，主要问题是钱从何来？“流动性陷阱”是目前形势分析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一方面是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另一方面是各国债务堆积如山，普遍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中……在这些核心问题上，“环球同此凉热”。 破局之道在于对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基于变局与困局的内在逻辑，依靠既有政策、经验与模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实现突破，回到经济改革的第一性上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才能有效地应对变局、打破困局、实现破局。对此，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了“牛鼻子”，是解决主要矛盾的灵魂。在这个层面上，有两个角度可以发力破局。一是关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作为化解世界猜疑、统战国际盟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区划分割的一体两面的“大杀器”，统一大市场是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的关键。二是下一步“大政策”的空间。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重大会议将会有重大思路、重大政策出台，这既是中国独有的体制改革的特点，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逻辑。 世界经济正走出长达20年的繁荣期，中国经济也承受着“L形复苏”的长期考验。人口红利、土地财政等传统红利正在消失，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新动力在哪里？ 地缘冲突加剧、极端气候常态化、科技创新爆发、人口结构危机、货币体系动荡五大变量颠覆周期理论，是提前复苏还是长久萧条？关键就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 探寻中国经济渡过经济周期性拐点的“强心剂” 以“改革空间”就是“发展空间”理念提振经济发展信心 以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跃升展现市场活力 阐释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新锚点、新势能、新空间、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