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制度与教师道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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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制度促进教师道德学习问题的提出
　　省思当前的学校教育实践，学校制度情境中的教师道德学习实践正遭遇着诸多困境，因此积极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无疑有其重大意义。为整体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全面深入地整理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无疑也异常重要。
　　一、学校制度促进教师道德学习问题研究现状
　　（一）当前学校制度研究的综述
　　1.国外学校制度研究
　　（1）教育学
　　总体上看，国外教育学领域的学校制度研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近代教育学创立之前，虽然学校制度的萌芽已经出现，如中国官学乃至私学中的课程制度、西方教会学校中的惩罚制度等，但是由于教育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对学校制度的研究往往是比较零碎而直观的，故而我们并没有将关于近代以前的学校制度的研究成果纳入我们的考察与研究范围。
　　作为近代教育学的奠基人——夸美纽斯，已经在其代表作《大教学论》中对学校制度问题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在夸美纽斯的眼里，教育是一项人权。也就是说，一切生而为人的人都要成为理性的存在，都要成为万物的主宰及其造物主的形象。对于心性迟钝的人，则更应该给予帮助，使其尽量摆脱粗犷和愚蠢。事实上，世上也找不出一个智性孱弱到了不能用教化去改进的人。故而，在他看来，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和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正因此如此，夸美纽斯认为学校制度就应该致力于使知识得以普及，使一切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正是在这一宗旨的引领下，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专门研究了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班级授课制。关于班级授课制，夸美纽斯以太阳为喻，指出“太阳并不单独对付任何单个的事物、动物或树木；而且同时把光亮和温暖给予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一个教师同时教几百个学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要紧的；因为，对教师，对学生，这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这样，一个教师就能教“几百个学生”了，学校教育就能尽可能地得到普及了。
　　及至赫尔巴特，教育学研究更趋科学化，学校制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深入发展。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秩序在赫尔巴特思想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赫尔巴特看来，秩序与教育并不冲突。正如他所说的，满足于管理本身而不顾及教育，这种管理乃是对心灵的压迫，而不注意儿童不守秩序行为的教育，连儿童都不认为它是教育。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儿童“并未带着他们的意志来到世界，是不能产生任何道德关系的”。故而，儿童并不是“理智的有教养者”，正是因为如此，儿童的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具体落实于学校制度实践层面，赫尔巴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为了不向“儿童的请求、眼泪乃至狂热让步”，尽可能严格的监督制度是必要的，尤其是作为较大的教育机构的学校就更是如此。但是，这种监督制度不能上升到使儿童始终感到有压力的地步，否则就有完全丧失诚意地服从的危险，以及把机灵引向竞争的危险。故而，在学校监督制度中，温和与强硬相结合是必要的。
　　杜威提出的进步教育思想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的对立面。可以说，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贯彻始终的都是民主的追求。故而，在杜威的学校制度思想中，民主的原则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正如杜威所说，从广义和最后的意义上来讲，一切制度都是有教育作用的，这个原理特别能应用于学校方面。因为家庭与学校的主要职责就是直接影响孩子情绪、理智和道德上态度与性情的形成与成长。所以，这个教育过程在主导方面是以民主的或非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它不仅对于教育本身重要，而且对于由此引发的一切兴趣与活动的最终影响也是重要的。在强调学校制度对于民主教育、民主社会意义的同时，杜威也将他的民主思想具体运用于学校制度实践之中。例如，在《杜威学校》中，对于小学的儿童，就是按照他们的兴趣和社会统合性来进行分组的，而这就意味着一切都和儿童的生理年龄基本一致。事实上，这种分班也代替了普通公立学校的年级，那里是根据分数制升级的。除此之外，传统学校中的作业制度、评定与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
　　到了现代社会，对学校制度的反思也在不断发展，批判也越发尖锐。在伊万 伊里奇看来，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平等的希望，但它并未实现这一目标，而只是提供另一种把人们固定于原有的经济地位的途径而已。或者说，学校成了维持社会阶层差异的工具。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传统的师生关系导致学生在未付诸行动时就依赖专业人员。在这般对于专业人员的依赖中，人们的独立行动能力遭到了破坏。简言之，他反对学校被利用来作为维持社会阶层差异、教人依赖专家和技术的工具。在此意义上，伊万 伊里奇认为学校是现代社会堕落的罪魁祸首，故而他呼吁废除传统学校，代之以学习网络，构建“非学校化社会”。也正是在此层面上，他对学校中的各种制度都秉持着一种批判的立场。例如，在他看来，传统学校中的考试制度就是该废除的，因为考试制度将个人的成长看作一个可测定的实体，并不是个人久经磨炼的独特性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学校就会把青少年导入一个包括其想象力在内——实际上亦包括人自身——的一切均可加以测量的世界，使人们认可所有类型的量化分层，如幸福是由消费指标决定的，和平是由战争中人的死亡数决定的，等等。
　　（2）社会学
　　在当前国内的学校制度研究中，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被广泛运用于学校制度研究的各个层面。故而，笔者欲以人物为主线，梳理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学校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求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作为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所谓“社会事实”，指的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产生的现象”。在迪尔凯姆的眼里，社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值得所有同他一样对理性的未来具有信念的人毫不迟缓地去研究。事实上，在他看来，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起源和社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