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关人物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出版《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论晚清名士李慈铭》、《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等百余篇论文。

内容简介

虽说曾国藩对绿营官兵不无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实证明此路他没有走 通。既然单纯举办传统团练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国藩就要另辟 蹊径了。他在这次上奏中明确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意，他所谓“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 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 月有一月之效”。至于训练章程，则系“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事情人们自当熟悉，而傅鼐则是乾隆、嘉庆 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压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 。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胶着于通常的 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从这种种迹象看，曾 国藩从名义上应办团练伊始，就没有货真价实地履行“本职”，压根儿就 没想当个团练头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张地“练兵”。 当然，像上一节述及的，他传令绿营兵与他的营伍一同会操，似乎是 要顺便加强对当地官兵的训练，这也是一种“练兵”。然而，不但因绿营 方面的抵制，事实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国藩本意里，恐怕也没有对 真的能改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举的要旨，更在借以树立与强化自己的 权威，可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曾国藩也明白，只有借团练大臣的身份 ，才能编练属于自己掌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当时严格说来，是“勇 ”而不是“兵”。 那么，“兵”与“勇”的区别何在？所谓“兵”，是指“官兵”，清 朝国家的经制兵。它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大类别。八旗兵共二十 余万人，平时以十余万驻京师，又以十余万分驻全国战略要地。绿营主要 由汉人组成，分属各省，全国共有六十万人左右。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地位 和待遇上有明显差异，自然是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其具体制度和职能上 也有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国家的常备军、正规军。就绿营而言，虽然 是各省的“地方军”，但最终仍属国家的统编规制，其官与兵的设置，各 地兵数的多寡及马、步兵种的比例等，皆为国家所定。“勇”则是因有战 事而“兵”不敷用，所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力量，待战事完结或不再需要 ，便予解散，不能常留。自清朝前期，便有这种旋成旋散的勇营。 曾国藩正是借办团练之名而练勇营，并且使其勇营的地位和作用较以 往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与国家经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胜出甚至取而代 之的发展趋势。事之伊始，关键在于曾国藩巧妙地解释和利用“团练”与 “勇营”的某种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得自然天成。 团练，一般而言，就是用于地方治安和自卫的乡间武装。当时清廷对 各省举办团练的原则，是这样指示的：“或筑寨竣濠，联村为堡；或严守 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 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充其量 是地方民兵的性质，它和战时作为国家经制兵辅助的勇营显然有着区别， 但也有着属武装组织的类同之处。在曾国藩，不是把团练作为一体一事， 而是别有用心地拆解开来解释，他这样说：“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 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 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 ，非多敛钱文不可。”他又从因地制宜的角度论说，并且每每向人这样宣 传：“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团。”还曾特别表白，说他此 次是“重在团，不重在练”。即使这不是他有意以“团”掩“练”的宣传 策略，也是着眼于当时防范和查治乡间土匪的特定需要而言。在他看来， “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而兴办“练”事，尤要 多敛钱财，民不能堪，经手者又不免染指勒索，更会重累于民。鉴于此， 所以曾国藩不无为节省民财而办“团”防治匪患的真实想法，因有“我不 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之说。他最初也确实尝试发动基层绅耆 操办本地“团”事，“每县择绅耆五十人”，将与他们联络的书信派“专 丁送门”，进行晓谕布置。但总的看来，曾国藩真正的着力点，到底还是 很显然地放到了“练勇”上，并且最终成就了一支颇具特色军队。 当然，在这方面，曾国藩也并非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出任团练大臣之 际，湖南的团练尽管有些地方也存在虚应故事的明显弊情，但毕竟有了一 定实际基础，有些州县办得较有成效，甚至形成“练勇”的营伍。像常宁 ，在县城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设三十二团，“有警每团十人人城守 ，有急则倍之”；蓝山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号日“蓝勇”的县级武装， 原有团练“亦编为伍籍，期会操演”。此外，像宝庆、浏阳、辰州等地的 团练也办得较好。特别是曾国藩家所在的湘乡，县上对团练操办得尤为得 力，早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前，曾国藩的父亲和其他一些有名的乡绅就应 邀参与其事，镇压过当地因漕抗官的民变和起事的所谓“会匪”。继而随 着太平军进人湖南后形势的愈发吃紧，该县组织起“乡勇”武装。它与分 布于四乡的团丁不同，系由官府出资、集中于县城进行训练，不但维护本 地治安，而且准备赴援外地，已经具有了“勇营”的性质。 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后，他练勇所罗致的最初班底，就是先已存在的 本县乡勇。时有三营，分别有罗泽南、王鑫、邹寿璋（或说非邹氏，这里 依曾国藩本人之说）率领，在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札调下，于咸丰二年 末到省城长沙。当然，曾国藩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接过袭用，而是酌情整顿 ，逐步汰旧增新。并且，所留营伍中，也不断有分化变动。其具体情况稍 后再述。 此外，湖南还曾有比湘乡练勇更为正规的勇营出现，就是前边提及的 由江忠源所操办者。江忠源顶着舆论压力墨经出山后，到广西前敌军营任 事。他让弟弟江忠溶募集起以前用过的乡勇五百人带往广西随军作战，号 称“楚勇”。其后，江忠源一度回籍养病，在太平军围攻桂林之际，他“ 力疾起，出私财增募千人”，招同邑友人兼有姻亲关系的刘长佑相助，“ 倍道赴援”。太平军自桂林撤围北上，“楚勇”随“官军”一路尾追，曾 参加全州之役，继而回到湖南。曾国藩出山任团练大臣之后，不论是镇压 “土匪”所用，还是编练勇营之事，都与江氏“楚勇”密切关联。像咸丰 三年春间到衡山等地“剿匪”，除了王鑫等率领的“湘勇”外，也有刘长 佑等率领的“楚勇”。“楚勇”最先的出省作战之举，对于曾国藩新练勇 营很快不拘湘地、跨省大范围地运动作战，也具有先例可鉴的意义。 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借办团练之名，行移花接木地行编练湘军 之实。鉴于曾国藩练勇的情况，王闽运在《湘军志》中说，当时“诏湖南 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所谓“以乡人副巡抚”， 即指曾国藩在去官丁忧之时，受命“帮”巡抚办团练的名义；而说湘军由 此“萌芽”，自然也符合实际，似无不妥。但有人对王闿运此说不以为然 。像郭嵩焘即说，曾国藩任团练大臣后，“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 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近人罗尔纲先 生认同郭说，觉得王闽运“对事实不免有点弄不清楚”。仔细想来，郭嵩 焘和其他有关人物当时恶评《湘军志》，主要是因为在此书中叙事兼用直 笔，对曾氏兄弟不尽回护。《湘军志》全书中，叙事虽难免有欠妥甚至错 谬之处，但郭氏对它“湘军萌芽”说的指误，就不免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 味了。其实，“萌芽”说与湘军正式成之曾国藩之手不但不矛盾，而且更 能统一起来吻合实情。新建一支军队，自然要有一个从酝酿发端到正式成 军的过程，何况曾国藩湘军具有起源于团勇的特殊性，当然更要有一个渐 而化之的改制过渡。后来成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说，此期曾国 藩办戎务“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 功，扩勇营之规制也”，评议的显然就是这种改制过渡。 在这过渡中间，非常醒目的一点就是所练武装出省作战的逐步“使命 化”。 自卫乡里或是被遣派随地作战，这是团勇与正式军队的重要区别之一 。如果说招勇出省作战有江忠源开例在先，那么，曾国藩应命团练大臣后 操办团勇，也很快有了一次派出增援外省的军事行动，并且规模更大，事 情更为典型。或言“湘军援邻省自此始”，即把它看成出省作战的正式开 端。事情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夏秋之交。当时受命帮办江南军务 的江忠源，应江西巡抚之请助守南昌，因所带兵勇不足，请求家乡省份增 援。曾国藩与江忠源具有同党之谊。就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而言，江氏“出 道”更早，但这时他孤悬外省，兵力单薄，向桑梓同道求援，自在情理之 中。曾国藩积极应和，他与巡抚骆秉章商定，派湖南团勇三千六百人，分 路赴援。结果，在七月下旬的作战当中，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 罗镇南及兵勇八十多人战死，遭到挫败。而死难的人中，多为湘乡籍者。 战事的失利，部属的死难，当然使曾国藩感到忧伤，但他同时也为之 感到振奋。因为从未经充分训练即仓促出援外省的勇营的表现，可以看出 它与官兵的明显不同。在曾国藩看来，近日的官兵已“孱旭”到极点，普 遍嫉妒成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往往此营被敌人围杀，生死呼吸之际 ，而彼营袖手旁观，哆口微笑，没有能借助声势以相援应救助者。而此番 派出的勇营，虽然缺少作战经验，也暴露出其他一些弊端，但毕竟比官兵 团结和敢战，赢得了较好名声。使曾国藩更感到可慰的是，数十人死难， 不但没有使得队伍胆怯畏避，反而激起了许多人复仇的义愤，所谓“务期 一心一德，生死相顾”，“联吾同仇之义士，以破逆贼之死党”。像罗泽 南，此次战死之人中多系其弟子，他与部属具有“同仇敌忾”之心自不待 言。而未赴江西前线的王鑫，亦坚意“率湘中弟子，长驱杀贼，以报谢、 易诸友之仇，而纾国家累年之难”。曾国藩因势利导，借以加强教化，策 划于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死难官弁勇卒，所谓“以慰死者果毅 之魂，而作生者忠奋之气”。出援江西的军事行动，不但张扬了曾国藩编 练勇营的声名，而且炫示了其勇营比官兵的可用性。 P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