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资本家族（亲历者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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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都是以经营面粉工业起家的，人家曾经给 他们“面粉大王”的称号。我家经营面粉业得手后，又向棉纺业发展，在 上海的福新面粉厂就请王禹卿主持，而在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仍由我父亲兼 理。后来我的几位哥哥和堂兄们都在纱厂任职，而我的弟弟们和我则在面 粉厂任职。现在把我上一代经营面粉工业的经过叙述如下。 我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都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无锡西乡荣 巷农村的家庭里。在十四五岁时，先后去上海，在钱庄学生意。我父亲十 八岁时去广东三水河口税务局任账席。当时，税卡的位置总是处于沿河交 通要道的地方，处理那繁剧的税务，管理着过往运输的二百零四种货物的 税捐，对于大量外国面粉的输入，知道得很详细。通商条约上明载：因面 粉进口是为了供给外侨的食用，海关不征收关税。实际上，外侨食用当然 不需要这么巨额洋粉入口，大部分还是贩售给中国人消费的。 那时，清朝洋务运动已经掀起，而西风东渐，广州尤得风气之先。我 父亲沐受新知，深刻体会到必须举办近代食用品工业的重要性。同时又看 到举办实业不但于国于民都有益，而且可以获得大利。因此，他在此时已 开始酝酿着创办实业的意图。 1900年(庚子)8月，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攻破了清政府的首都— —北京。各地人心慌乱，局势很不稳定。恰好我父亲也因上级税务主持者 有易人之说，决定请假回乡探亲。当时，从广州回来的路线，大多先到香 港乘轮船到上海，再转无锡。他在香港候船很久，天天到轮埠探问，见到 海滩上一片雪白，呀唷之声不绝于耳，近前仔细一瞧，原来是码头工人正 在装卸面粉，粉袋中落下来的粉屑，铺满一地。他一边随着粉地里的脚印 一步步地在走，一边却在不断思索。他想洋粉这样大量进口，每年不下千 万包，也就是我国每年要损失千百万的利权，长此以往，我国民食仰赖外 人，如何得了？只有国人自己兴办实业，才能解决民生食用所需。 他回到上海时，就把这个意见和我伯父谈及。我伯父早先在钱庄当学 徒时，那家钱庄的经营业务偏重在农产品的抵押、收买和卖出，这就无形 中使他对于棉麦的产销情况，增加了不少知识。后来，自己开设了广生钱 庄，业务以汇兑为主，几年来都有盈余。尤其发现汇款之中，以每年春夏 之交，由沪汇往江南各地，如无锡、常州、宜兴、溧阳等地，采购小麦的 款项为数颇巨。因此想到钱庄经营汇兑，虽可获得，终不及兴办新式工业 利益更大，而且裕国利民，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因此，他同意了我父 亲的建议，决计把钱庄资金转移到实业上面来。 于是我父亲先行在沪做周密的调查。那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方局 势动乱，市面不佳，上海商店停闭的也不少，物价降跌。唯有小麦未受影 响，装运到北方和东北去的还有不少，价格也较稳定。当时其他行业的生 意都很清淡，唯独粉厂出品销场颇佳。又看到内地有些旧式商人，只知兢 兢业业安于旧法经营，企业不得发展，而港沪等地，兴办新事业的大多获 利甚丰。因此他决定开办面粉工厂，因为面粉是无税货物，不比其他商品 都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负担太重。 当时，中国境内已开设的面粉工厂共只四家，即：天津贻来牟、芜湖 益新、上海阜丰和英商增裕。我父一面托人介绍先到各厂去参观学习，吸 取经验；一面找洋行，要机器样本，准备研究订购机器。那时各厂都谢绝 参观，尽管有熟人领到增裕去参观，也只能在楼下看看，洋人关照楼上轧 粉间不准看。虽然只浏览了一部分制造和工作方法，但是对建厂需要多少 造价，营运需要若干资金，大致已心中有数，于是进一步就向瑞生洋行探 问机价。当时磨粉机器以美国货最好，但价格较昂，须四百筒起售，全套 约需十万两银子。如果采用英机与法磨搭用的办法，价格就可以省得多， 日产面粉三百包的粉机，每台还不到两万元。 这时，原任广东税务局总办朱仲甫(也就是我父亲在广东税局时的上级 )也已卸任返沪。我父亲去和他商议，他也感到做官没有意思，兴办实业可 有前途，愿意出资合作，决定股额三万元，各认半数。厂址择定在无锡西 门外太保墩，购地十七亩，每亩地价约六十至一百元。订购的机器，计有 六十匹马力引擎一部，法国链石磨子四部，麦筛三道，粉筛两道，非常简 单。厂子取名为保兴面粉厂，它就是后来的茂新面粉一厂，这四个石磨就 是后来我父亲陈列在梅园山顶上的八只茶抬面。 (荣漱仁)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