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精)

作者简介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内容简介

迥异于晚清其他画报，《时事画报》等基本上不考虑商业利益，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是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梁启超式温文尔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是孙中山那样以推翻清廷、创建民国为目标的暴力政治。上述六位画报人，都是热血青年[辛亥年黄花岗起义时，这六位画报人，最大的34岁（何剑士），最小的22岁（高奇峰）。]，但介入实际政治的程度不同。陈垣虽在1913年初“以革命报人身份正式当选众议院议员”，但在晚清，基本上是以笔为枪，“读书不忘爱国”[参见刘乃和《陈垣年谱》10—2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荣芳、曾庆瑛《陈垣》23—29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这与陈树人“我本艺林人，自幼成画痴”、“革命思潮起，波澜要助推。我遂走香江，笔政初主持。大义著攘胡，文字力鼓吹”的自述比较接近[ 陈树人：《寄怀高剑父一百韵》，《战尘集》41—4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陈树人《寒绿吟草》（上海：和平社，1929）卷首刊陈大年撰《作者小传》，文中有曰：“以清政不纲，决心鼓吹革命，绘事之外，历主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笔政。时中山先生方从欧美赴日本，道经香港，格例不克登岸，树人偕陈少白、黄世仲等秘密登船谒之。中山先生告以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树人即欣然就船上加盟，时乙巳岁，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也。”]。高剑父更为积极主动，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组织“支那暗杀团”[参见大华烈士（简又文）《革命画师高剑父》，《人间世》32期，1935年7月20日；郑彼岸、何博《暗杀团在广东光复前夕的活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81—8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花岗之役，“举义时，高氏任支队长，但因为事先同志以拈生死阄分配任务，高氏拿到‘生阄’，所以担任外围接济及运输军械的工作，没有直接参加攻击”[ 参见陈芗普《高剑父的绘画艺术》32页，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1991年。]。大凡谈及高剑父历史功绩，都会刻意强调其早期的革命生涯[ 参见陈芗普《高剑父的绘画艺术》27—33页；蔡星仪《高剑父》2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26—4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我更倾向于认为，高剑父早年的政治热情，与其日后努力倡导“新国画运动”时之不屈不挠，二者之间确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国画，实有革命之必要。这三十年来，吹起号角，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的现代绘画。几十年来受尽同道之种种攻击，要打倒我，消灭我，要使我这派不能成功。做革命工作时受尽这痛苦；而艺术革命也竟有这劫运，在我国欲改革一件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见高剑父《我的现代国画观》29页，台南：德华出版社，1975年。]。至于本人追忆以及后世论述中出现的不少夸饰之辞，则难以取信[“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之《革命二画家——高剑父、潘达微合传》（臧冠华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采用小说笔法，多有夸饰之辞，不足为信。至于高剑父口述、学生笔记的《七十自述》（初刊1948年《真善美》，收入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344—34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过分夸大自家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编造了不少“辞官”的故事（参见黄大德《辛亥革命中的高剑父》，《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4日）。]。真正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是潘达微，尤其是其冒险为烈士收尸，并将其合葬于黄花岗[ 参见潘达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及黄大德《潘达微与黄花岗》第一章“舍身护忠骨，缔造黄花岗”，分别载政协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天河文史》编委会编印《天河文史》第九期（2001年12月）《潘达微与黄花岗——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暨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32—135页、5—15页。]，得到了革命派以及后世史家的一致褒扬[参见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87—88页，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一册287页，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曹亚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173—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陆丹林、刘锡璋：《潘达微殓葬七十二烈士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60—6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纂《辛亥革命在广东》78页、127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时事画报》等创办于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广州（及香港）[同样创办于广州的《赏奇画报》则力求平稳，如季毓《赏奇画报缘起·释例》称：“本报审慎立言，凡干涉闺阃政界，不轻阑入。”季文载《赏奇画报》丙午年（1906）第一期。]，主要编辑及作者又是如此年轻气盛、热血沸腾，难怪其政治色彩特别浓烈。单看高剑父所拟《本报约章》，似乎并无特别之处[ “本报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纪事，俱用图画，一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高卓廷：《本报约章》，《时事画报》创刊号，1905年9月。]；第一期围绕“反美拒约”做文章（《女界光明》、《华人受虐原因图说》、《蒋女士生祭曾少卿》等），也算比较稳健。可随着革命党人在各地举行起义，画报从一般的“觉世”与“讽世”，走向了直接鼓吹“革命”。以1907年为例，从《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获革党之政见》，到《黄冈乱事》【图7】，到《轰杀恩抚》，再到《祭国士文》[《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获革党之政见》，《时事画报》丁未年第六期，1907年4月；《黄冈乱事》，《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一期，1907年6月；《轰杀恩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祭国士文》，《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七期，1907年8月。]，全都是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或表彰“乱党”，或直接与朝廷唱反调。而年底刊出的《革命博物院》【图8】，介绍俄政府拟设专门收藏提倡革命之文书、檄文、相片、书籍等的“革命博物院”，然后大加发挥：“二十世纪，一革命之时代也。革命风潮，淹及全世界。革命之人之事既多，则革命之物亦伙。吾意天下之物，无博于此者。俄政府拟设此革命博物院，当视他博物院，广大千百倍，不然不足以示其博也。”[ 《革命博物院》,《时事画报》丁未年三十期，1907年12月。] 积极鼓吹“革命”的《时事画报》，对于“暗杀”情有独钟。从1906年初的“日日都话有暗杀，究竟为乜原因”的粤讴《暗杀》（亚钟），到1907年表彰俄国虚无党人的《女革命党》，再到1909年讲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暗杀》[ 《暗杀》（亚钟），《时事画报》丙午年第四期，1906年3月；《女革命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三期，1907年6月；《暗杀》，《时事画报》乙酉年十六期，1909年10月。]，只要有暗杀事件发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时事画报》必定积极追踪报道。关注突发事件，这本是画报“新闻性”的体现；问题在于，除了讲述事情的经过，此画报往往低两格，发一番惊世骇俗的宏论——如此模仿“太史公曰”，足见其政治激情与书生本色。 讲完俄国虚无党人如何以木匠身份入宫，放置炸弹，谋炸俄皇，最后功亏一篑，接下来便是： 辑者曰：俄国之虚无党，诚足令人谭之而色变哉。我国暗杀之士，莫盛于战国秦初之间，史迁编《游侠传》，有慨于此等人物，良有深意也。俄之虚无党，诚非吾国人所可及。我国往者之游侠，类多以刃、以锥，而俄虚无党则炸药也。……然有此锥，有此炸，而专制酷烈之君主，少知所惕，则力士与木匠，亦足多矣哉。[ 《狠辣之党人》，《时事画报》丁未年第七期，1907年5月。] 至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无疑是当年最为激动人心的“特大新闻”。同样是讲完事情经过，再来一番热情洋溢的评议： 二十世纪世界，炸弹世界也。革命风潮，无国不有。我国为外潮所激荡，革党日盛一日，屡以起事，随即扑灭。殆所谓本国兵势，御外侮则不足，防内患则有余者乎。革党近乃一变其方针，为个人轰杀主义。虽大事难成，亦聊以快一时之意气欤！往日革党多空言家，今则竟有实行者。一般政界中人，安得不怵然惊也。[ 《轰杀恩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 这则《轰杀恩抚》【图9】，结束处嵌有“暗杀主义”印章。晚清志士之所以热衷暗杀，既受俄国虚无党人的刺激与启示，也是出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考量，还有就是参与者多为热血青年，崇尚牺牲，希望借此“伸民气”，“铸国魂”[ 参见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第四节“暗杀风潮之鼓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24—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广州时事画报》刊出潘达微等《广州平民日报添招股份简章》，其中有一《平民报之历史》，称：“本报发刊于庚戌九月，为内地第一革命机关日报，以提倡大举暗杀为目的，发挥人道大同为宗旨。”[ 《平民报之历史》，《广州时事画报》壬子年第三期，1912年10月。]其实，不仅《平民报》如此，《时事画报》及其后续的《平民画报》，也都是见缝插针，明里暗里表彰实行暗杀的革命党人。 画报从属于新闻，不能故意抹杀或歪曲事实；可即便不直接发表评论，单是角度的选择以及版面的编排，也都能表达自家立场。如革命党人熊成基1908年冬发动安徽新军起义，事败逃匿，《时事画报》的报道表面上不偏不倚，讲述安徽、江苏两省如何连手缉捕“安庆叛首熊成基”，最后甚至还有一句“熊果获，亦两省政界之福也”——因徐锡麟案弄得各省官吏人心惶惶。可此图用特写的方式，刊出熊的小照，不也是一种无言的表彰【图10】[ 《党人踪迹》，《时事画报》乙酉年第一期，1909年2月。其实，熊成基此次并没被铺，而是逃往东京。1910年熊回国，在东北进行革命活动，谋炸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及萨镇冰，事败被捕，于2月27日就义。其狱中自书供词广为传颂：“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这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时事画报》刊出报道《轰杀恩抚》、时论《妄哉徐锡麟，愚哉徐锡麟》、资料《徐锡麟之亲供》、图像《徐锡麟之真像》一样[ 《轰杀恩抚》及《妄哉徐锡麟，愚哉徐锡麟》，刊《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徐锡麟之亲供》及《徐锡麟之真像》，刊《时事画报》丁未年十六期，1907年7月。]，都是一种明贬暗褒。 对于潘达微等人来说，直接介入的“革命活动”，是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黄花岗”于是成了寄托理想与情怀的重要标识。潘达微以《平民报》记者身份四处奔走，说服善堂出面为起义烈士收尸一事，当初报章上已有提及[ “有河南潘达微往江绅处陈请，愿帮同各善董料理检埋各事。当由江绅电商善堂，许其同往。各骸发胀，有棺小不能容者，均另易棺，统葬于大东门外之黄花冈。”见程存浩整理《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111页，香港出版社，2011年。]；“辛亥五月出版”的《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更是围绕埋葬烈士的黄花岗大做文章[ 《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中提及黄花岗的诗文有：棱的谐文《黄花冈赋》（222—224页）、帝民的谐文《黄花塚记》（224—225页）、缉公的板眼《黄花冈祭革党》（251—254页）、宋四郎的龙舟《黄花塚党魂游十殿》（263—273页）、宋四郎的粤讴《黄花塚》（274—275页）。]。同年闰六月十一日《平民画报》第三册上有一页彩画，下乃叙事性质之《焚攻督署》，上为潘达微（铁苍）所绘黄花岗：“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此陈元孝先生句也，移题黄花岗，觉有韵味，读者以为何如？铁苍并志。”[ 铁苍所绘黄花岗图，载《平民画报》第三册，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辛亥革命成功后，七十二烈士受到了新政府的大力表彰，黄花岗更是名扬天下。高奇峰所编《真相画报》第一期上，与之相关的图片及文章就有：《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黄花岗三烈士墓》、《七十二烈士纪功碑》、《民军追悼赵声》、《孙中山先生致祭黄花岗》（其一、其二）、《民军致祭黄花岗》、《广东海军将校及海军学生致祭黄花岗》、《广东海军全体致祭黄花岗》等[ 参见《真相画报》第一期，1912年6月。]。如此说来，提倡革命、参与革命而且见证革命之成功，是《时事画报》诸君作为画家兼新闻人的最大特色。 “左图右史”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的特定产物。当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这两个元素也在画报这一“文化”载体中产生了碰撞，迸发出极富意味的文化张力。陈平原二十多年来东奔西走，努力搜寻资料，写成此书，堪称是晚清画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通过这本书，将带你看懂图像，了解晚清，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