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名著课程化·整本书阅读丛书)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文木先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清代文学家。著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诗文集》、《文木山房诗说》。 张慧剑（1906—1970），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其与张友鸾、张恨水，被称为“三个徽骆驼”，除了校注《儒林外史》之外，还著有杂文集《慧剑杂文》、《马斯河的哀怨》、《辰子说林》，创作电影剧本《李时珍》，编写学术工具书《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等。

内容简介

前 言 吴敬梓，清代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乾隆十九年（1754）病逝于扬州。他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他的著作，除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外，今存《文木山房集》四卷和辑佚诗文三十多篇。另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诗说》七卷（一说八卷），尚有未成书的《史汉纪疑》，均已佚失不传。 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清初的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曾祖兄弟五人，就有四人是明末清初的进士。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祖父的兄弟吴晟和吴昺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和榜眼。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间，他们一家“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这就是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羡称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黄金时代。 他的父亲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出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耿直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和品行有一定影响。吴敬梓从小聪颖好学，才识过人，并有理想和抱负。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考取了秀才，同年父亲病逝。吴敬梓不善于治理生计，加上性情豪爽，慷慨好施，过着“千金一掷买醉酣”（金两铭《和（吴檠）作》）的浪子生活。没有多少年，田庐尽卖，奴仆逃散。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应科举考试，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由于家产挥霍和科举失利，乡里豪绅把他看成败家子，“传为子弟戒”（《文木山房集·减字木兰花》注脚）。 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懑心情离开故土，移居南京，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并与各阶层人物广泛交游，既有文人、学者，也有道士、伶人。这就大大地开阔了生活视野，并为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吴敬梓晚年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诗）。冬夜苦寒，每夜绕城步行数十里，以此“暖足”。艰难困苦折磨了吴敬梓，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生活距离，也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小说家。 居住南京时期，吴敬梓把他体验的世情，经历的人事，经受的冷暖，看到的嘴脸，统统倾注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儒林外史》开头写了两个历尽辛酸的老童生，头撞贡院号板的周进和中举发疯的范进，令人读后捧腹大笑，骨子里却隐藏着悲剧内容。作者身为士人，洞察其中奥秘，暴露其丑态格外深刻，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性。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优贡是要凭所谓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书中写了两个“优贡”：一个是匡超人，专干包揽词讼，假造文书，冒名代考，还在赌场中抽头得利，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儒林恶少，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另一个是严贡生，他横行乡里，狡诈无赖，无恶不作，这样一个劣绅，竟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又替他“考出了贡”。作者把两个臭名昭著的儒林败类和“优贡”联系起来，是对科举制度虚伪性鞭辟入里的有力揭露和讽刺。 书中也歌颂了一些理想人物。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并“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正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王冕是作者所肯定的上上人物，其为人“嵚崎磊落”，不慕荣利，不随流俗，蔑视功名富贵，讲求“文行出处”。以作者自己为生活原型的杜少卿，不甘受礼法拘束，也不和庸俗生活妥协，言行上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待人厚道的“真儒”虞育德和闭门著书、不愿做官的庄绍光，他们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这些人物，在吴敬梓笔下，都是理想人物。全书结尾出现的市井四“奇人”，他们澹泊名利，自食其力，作者也把他们放在正面人物的位置上来加以称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敬梓用酣畅的笔墨写下层人民，歌颂人间真情，倾注了对他们真挚的爱。如相助相恤的牛老爹和卜老爹；伶人鲍文卿对贫苦手艺人倪霜峰的照顾以及收养倪廷玺；甘露寺老僧对寄住寺内的牛布衣的亲切照顾，并和众乡邻为他料理后事等，感情纯厚真挚，朴实无华，感人肺腑。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热情地歌颂正面人物，两者是交错地混杂着。书中上演着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既有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秀才和斗方名士，也有官吏、乡绅、衙役、书办和豪奴，还有地主、盐商、艺人、医生、侠客、和尚、道士和节妇等等，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堪称是中国十八世纪一幅全景的风俗画。 《儒林外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讽刺艺术的运用，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或用强烈的对比展示人物行为前后的矛盾，给予辛辣的嘲讽，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的市侩嘴脸；或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的细节，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世界，像严监生悭吝成性，临死前伸着二指不断气；或借人物言行，皮里阳秋，以喜剧手法揭示人物的矛盾性，从而达到嘲讽的效果，像严贡生自称“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却被小厮当场戳穿等等。作者嘻笑怒骂，极尽讽刺之能事。或明嘲，或暗讽，或引人发笑，或令人切齿，无不尖锐深刻，语语中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以公心讽世”，指摘儒林时弊，殊少个人恩怨式的谩骂，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不愧“讽刺之书”的称誉。 作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结构上的独创性，它一反以前的长篇小说形式，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然这种结构表面上缺少情节的自然联系，故事也并不一定完整，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形式，却足以表现全书一以贯之的深刻意蕴，具有情理上的必然性。作者是对整个儒林文化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和扬弃，而这种“碎锦”式的“散点透视”，恰恰为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提供了最佳模式。 《儒林外史》继《金瓶梅》之后，在中国小说史上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世故人情，被作者传神地凸现出来；人物性格再不是类型化了，已由单一变为复杂，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同时也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过程，人物性格已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展开，以至完全形成。像匡超人由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最后蜕变为结交权势、天良丧尽的儒林败类，其变化过程的描写真实可信，很有说服力。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等，它们的成就和价值虽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或体裁模仿《儒林外史》，或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而出，很明显是受到《儒林外史》影响的。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脱稿后，“人争传写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已知至迟在乾隆十四年（1749）即有传抄本。至于《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据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中所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刊刻行世的，还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刻本迄今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镌刻的卧闲草堂本（以下简称“卧本”），共五十六回。卧本校刻虽不甚精，实为后来各本的祖本。此本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即金和跋文所称的“幽榜”。唐五代笔记小说如《唐摭言》等，已有文士死后追赐进士的“幽榜”。在《儒林外史》之前，《水浒传》结尾有“忠义榜”，《封神演义》结尾也有“正神榜”，因此，《儒林外史》的“幽榜”是否为后人所加，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同意见。 本书是张慧剑先生在五十年代时以卧本为底本校注的，当时删去第五十六回，只保留了最后的《沁园春》一词，并移置于第五十五回之末，以为结束。现在看来，既采用卧本作为整理的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割裂原版本，显然不妥。现借本书重排之机，依据卧本对本书再次进行了核校，恢复第五十六回全文，并标点、注释。张先生的校注本，是一本优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出版较早，影响很大。但今日看来，并非尽善尽美。考虑到本书是张先生的遗著，只改正极个别的错字和标点，其馀均未作改动。 编者的话 一、走近作家作品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文木先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出身于世家大族，在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并且入翰林院担任编修，后又任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等职。在其祖父一辈中，吴晟考中了康熙十五年（1676）的进士，吴昺则是康熙三十年（1691）的榜眼。但在吴敬梓这一房，自祖父吴旦开始，便没有在科举上面取得更为显赫的功名。吴旦以监生的身份任州同知之职，而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则只是拔贡，最后也只做了个小小的教官：江苏赣榆县的教谕。在吴霖起去世之后，独立支撑门户的吴敬梓遭遇了来自吴氏宗族内部的谋夺，丧失了一部分财产，但这也使得吴敬梓对于宗法家族以及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悟。即便被谋夺了一部分财产，吴敬梓所继承的遗产依然有“二万余金”，这是一笔数目庞大的家产，可吴敬梓素来不以治生为意，又性情豪阔，再加上对于族人的不满所造成的愤激，他很快就几乎荡尽了这些家产。吴敬梓也因此在家乡被族人以及正统的士大夫视为吴氏家族的不肖子弟。 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从全椒移家南京。对于吴敬梓的眼界、思想以及小说写作而言，这都是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人生转折。在南京，吴敬梓不仅流连于金陵佳丽地的山川景致还留下了诸多题咏，而且结识了南京城里的很多名士：吴培源、程廷祚、樊圣谟、宁楷、周榘、朱卉、汪思迴等，这些名士在诗文、经学、金石、天文、绘画等方面都各有建树，这也使得吴敬梓与当时的文学、文化、学术、思想等领域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在与这些名士交游的过程中，经由对于这些个体士人的细致观察，吴敬梓对他们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所处的人生境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逐渐开始反思士人集体性的生存困境并思考解决的方法。以上所有这些都成为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重要资源。 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之试。清朝一共只举行过两次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这是第二次。当时的很多著名文人都被举荐参加此次考试，如全祖望、袁枚、杭世骏、厉鹗、王藻、金农等，吴敬梓的族兄吴檠也在其中。而许多文人也对这次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报以热望。但吴敬梓在参加了博学鸿词科地方一级的考试后，最终却未赴北京参加廷试。其原因，或许是吴敬梓因病未能参加最后的考试，也可能是吴敬梓称病主动舍弃了其他文人眼中的这次仕宦良机。此后，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和抉择，二十岁左右便已进学成为秀才的吴敬梓决定不再应任何与科举有关的考试，以争取一种更为自由的人生状态，而这也意味着连他原本的秀才身份也要一并放弃。而应该也就在这一事件后不久，吴敬梓开始写作《儒林外史》。 移居南京后，吴敬梓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恶劣，并陷入极端贫寒的境地，但他依然保持了一身傲骨，既不肯攀附权贵，也不愿利用祖上留下的各种仕宦关系去打秋风，而是闭门种菜，通过劳作来勉强维持家庭日常所需。这段时间内，吴敬梓也经常赴扬州、真州等地寻访友朋。在这些地方所结识的士人以及领略到的士林景象和市井风情等，也都进入了正在写作中的《儒林外史》。自青年时起，吴敬梓便患有糖尿病等疾病，由于家贫，缺乏必要的营养和医药，吴敬梓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乾隆十九年（1754），贫病交加的吴敬梓在扬州溘然而逝。吴敬梓去世之后几乎家无余财，只留下了一些著述，包括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他四十岁以前的诗词作品集《文木山房集》、经学研究著作《文木山房诗说》，除此之外，便是这部古代小说史上的不朽名著：《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展现了科举社会中儒林士人的生存困境，这些士人或老或少，或是显宦或是山人，或是科举顺达，或是功名蹭蹬……无论他们的现实境遇如何，都深陷在名缰利锁的泥淖里无法自拔，而整个儒林也处于世风日下的衰颓中。小说亦写到了一些形象正面的士人，并试图用礼乐的建构去挽回整儒林的颓势。但在被势利和浇薄浸染的科举社会面前，这些正面士人只能勉强保持自身的品行而已，而他们的礼乐理想也不可避免地一步步崩塌。吴敬梓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反思了士人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并试图探寻在科举社会中士人如何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而其结论则可能相当无奈，正如结尾部分的四大奇人所昭示的：或许只有当士人斩断与儒林之间的关系，摆脱士人的身份之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出路。 事实上，我们万不可低估吴敬梓倾注于这部小说中的智慧、情感和人生感悟。清代评点者曾提出千万要保持谨慎，不能轻易去读《儒林外史》，因为读完后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能在《儒林外史》中找到影子，这也就意味着《儒林外史》是以有限的篇幅几乎包罗了世间的一切。而这一评点不仅放在清代有效，在当代也同样如此。《儒林外史》中所呈现与反思的一切都从未离我们远去，甚至我们亦能通过这部小说更为清晰透彻地反观我们自己，而这部小说也注定有比我们更为久远的生命力。要领略所有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去实现。 《儒林外史》是一部可以百读不厌的小说，也是一部读至百遍仍然觉得新鲜如初的奇书。作为镜子，这部书可以照出世间万象，而揽镜自照，这部书也同样可以照出我们潜藏的那个自己。 二、阅读方法建议 （一）破解文化含量高的难题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是文化含量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一方面使得《儒林外史》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具有重要的研读价值，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儒林外史》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儒林外史》与明清科举制度以及当时的文化现象都有密切的关联，倘或读者对这些都不太了解，可能会产生阅读的阻碍。对此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去破解。 其一是通过注释本增加对制度与文化层面的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慧剑先生校注本里面就有简明扼要的注释，可以应对读者在这一方面的需要。其二是可以在阅读之前或是阅读的过程中读一些介绍明清之际科举制度以及文化现象的书籍或是文章，以增加对于《儒林外史》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这样也能更为便捷地进入这本小说。 （二）理解作者对于人物的评价 与许多传统小说不同，《儒林外史》没有采用说书人无所不知并且知无不言的叙述方式，只是从有限视角叙述故事，并且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较少，多是通过人物的言行去呈现他们自身的性情。此外与其他小说多会有头有尾地叙述某一人物的生平也不相同，《儒林外史》只是截取人物生平中的某一片段进行呈现，我们通常很难知道这个人物从哪儿来，在出场之前他有怎样的过往，而在人物退场后读者也往往难以确知这个人物最终的结局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极少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对于某个人物的看法，读者只能通过小说的客观叙述去揣度和推测潜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的主观意图。所有这些叙述上的特点都使得读者难以确知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评价，并因此产生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掩藏了他对某一人物的看法，但小说却经常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去发表评论。这些评价非但不会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似乎还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疑惑。以小说中的杜少卿为例，杜慎卿说他是“呆子”，韦四太爷却说他是个“豪杰”，迟衡山称赞他为“千秋快士，海内英豪”，高翰林则将之斥责为“他杜家第一个败类”，高翰林的这些话也得到了马二先生的赞同。由此可以看到，杜少卿处于各种正面评价以及负面评价交织而成的舆论旋涡中，这些评价往往互相抵牾，要从中分辨出所谓作者的真实意图，无疑是难上加难。 对此，要结合《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特点来理解这一问题。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是非截然、善恶分明的，而是处于各种正面性格与负面性格纠合交织的复杂状态中。与这一人物塑造手法相适应，作者也没有预设固定的评价来传达给读者，这是希望读者不被作者的评价所局限或是误导，从而可以通过对于文本的细读包括对于不同评价的辨析去充分体会和把握小说人物身上深藏的复杂意蕴。 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于习惯于偷懒的读者而言，可能会觉得有些疲累，但对于细心且耐心的读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充满探索各种未知的乐趣，以及不断有所启悟的欣喜。 （三）理解作为章回小说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章回小说中的一部杰作，对于章回小说文体上的特点，读者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也可以增进对于《儒林外史》叙述特点的认识。 章回小说几乎是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唯一的体裁，这一体裁是在宋元说话伎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章回小说有较为醒目的文体特点，如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故事连续、段落整齐、首尾完具等。在章回小说的叙述中常会用到“话说”、“却说”等套语。每回的故事往往在情节最为紧张的时刻收束，并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作为每回的结尾。韵散结合也是章回小说在叙述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除了散文，还会出现许多诗词歌赋之类的韵文。这些韵文在写景状物之外，也会用来形容一些特定的场景，以及描摹人物的体貌、衣着等。章回小说在元末明初时正式形成，到了清代，章回小说的文体特点已经成熟，一些作家既会充分立足于章回小说的文体特点进行写作，同时也会对这些文体特点进行一些改造。 这两个方面在《儒林外史》中体现得都较为明显。从形式上说，《儒林外史》是标准的章回小说，但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例如《儒林外史》较少模拟说话艺人的口吻叙述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外，相对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其他章回小说，《儒林外史》对于韵文的运用也少得多，基本以散文的叙述为主。 （四）把握《儒林外史》的叙述脉络 由于《儒林外史》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和人物，理解这部作品会存在一些难度。但只要把握《儒林外史》基本的叙述脉络，这一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儒林外史》第一回所叙述的王冕故事是“楔子”，虽然与后面部分的人物都无关联，却提领了全书的意旨和人物。正文部分从第二回开始到第二十五回都属于上半部。上半部作者依次写到的主要人物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荀玫、王惠、蘧公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鲁小姐、杨执中、权勿用、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鲍文卿。这些主要人物基本都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在这些主要人物的故事之中，作者也写到了一些次要人物。整个上半部，写的是科举社会中儒林的世风日下以及各类士人品行的堕落，匡超人的故事完美演绎了士人是如何堕落的，而牛浦郎则以其卑劣不堪的状貌显示出士人已经跌落到怎样的道德底线。上半部最后一个主要人物是地位微贱，但品行高洁的鲍文卿，他衬显出上半部书中其他士人的集体性堕落，而就品行而言，他又和楔子部分的王冕遥相呼应，成为开启下半部小说主题的先声。 下半部从第二十六回开始，是由低处起笔，依次写到的主要士人是：杜慎卿、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余特、余持、虞华轩、王玉辉、陈木南、陈和尚、丁言志。同时还写到了一些非士人的主要人物：鲍廷玺、王太太、郭孝子、萧云仙、沈琼枝、汤由、汤实、汤镇台、凤四老爹、聘娘等。从士人这条脉络看，下半部是从儒林已经极度衰颓的低处起笔，渐写渐高，直至写到全书正文部分品行最受推崇的士人虞育德，经由这些人物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了儒林重振的迹象。这一努力的最高潮是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等士人举行的泰伯祠大祭。小说细致地叙述了整个祭祀的过程以及这些士人在其中所担负的职司，而泰伯祠大祭也承载了这些士人重建礼乐以挽回儒林颓势的希望。但在泰伯祠大祭之后，这些士人建构礼乐的理想却渐渐走向衰落，小说中的士人又走向了新一轮的沉落，而其终点便是陈木南、陈和尚、丁言志等末流士人。在第五十五回，呈现了已经崩塌的泰伯祠，这代表了虞育德等士人重建礼乐理想的最终崩塌。而同样在这一回出现的市井四大奇人则蕴含了作者对于士人出路新的探寻和希望。 （五）理解《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经典名作，但有关小说的原貌问题，却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现今最早的有关《儒林外史》版本的资料，是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留下的。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明确说道：“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儒林外史》最早的刊本卧闲草堂本却并非五十回，而是五十六回，两者之间有六回的差距。 在这五十六回中，很多评点者和评论者认为最后的“幽榜”一回，即第五十六回并非吴敬梓所写，而是他人增补进来的，原书应是五十五回。现在我们读《儒林外史》的第五十六回，确实有一些令人难以解释的地方，无论是对于科名的态度，还是其中出现的很多错讹，都令人怀疑其是否出自吴敬梓的手笔。 除此之外，在下半部书中，集中出现了一些非士人的故事，如郭孝子、萧云仙、沈琼枝、汤由、汤实、汤镇台、凤四老爹等。这些故事涉及英雄传奇、历史演义、侠义公案、精怪妖魔等题材，与《儒林外史》本身的士人题材大相径庭，叙述风格以及思想意旨等也存在着颇多抵牾之处，因此也有一些学者怀疑这些故事可能不是吴敬梓所写，认为去除这些可疑的故事，《儒林外史》的原貌应该就是五十回。 但有关《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至今仍没有定论，原书究竟应是五十回、五十五回还是五十六回，还处于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中。 （六）联系现实阅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写作的时间是清乾隆年间，书中假托的时间则是明朝，也就是说，小说反映的是明清士人的整体状貌以及他们的生存境况。但小说所呈现的又不仅仅如此，而是有着更为久远的意义。在《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的第三回有一处评语：“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我们在读《儒林外史》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我们已与科举制度无关，但书中所写到的那些言行举止还是会时常出现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也牢牢地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以及我们自己也会以《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说话、做事的方式待人接物，而那种以“功名富贵”为代表的功利性思维也同样会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言行。这也就意味着《儒林外史》所呈现与反思的一切从未离我们远去，我们甚至能通过这部小说更为清晰透彻地反观自身，而这部小说也注定有比我们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因此，与现实做充分的联系，并以此自省，是更为深入地阅读《儒林外史》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这也体现出《儒林外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