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作者简介

潘绥铭，1950年出生，北京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该校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从1985年开始，他在中国创立并推广性社会学，奠定了其基本理论框架；创立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全性（sexuality）、性革命、性化、亲密消费、性风采、性福、无性婚姻、性的人权道德等，以及“有性无别”的新型多元性别理念，被同仁称为“性学教父”。 潘绥铭是实证研究方法的领军人物。在定量研究方面，他在2000—2015年进行了四次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生活调查，属于世界唯一。在质性研究方面，他创立了“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落实于“相处调查法”“求异法”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以及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

内容简介

2019，刨根问底，继往开来 基本假设必须重构 在全性方面，21世纪的中国情境，再也不是“落后”的，而是在许多方面领先全球。 从大环境来看。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拥有更普遍的男女同工同酬，加上更多的夫妻双方就业，给男女平等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济基础。 其次，中国从1985年到2015年有整整一代独生子女，全世界都没有过。结果，父母的经济负担和精力耗费就大幅度地减少，再加上非常实用的跨代养育，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个老人可能帮助独生子女的父母。可是在西方，只有不多的族裔或宗教信徒才会这样做，典型的中产阶级白人很少愿意。 其三，中国大多数男性的气质更加阴柔，夫妻关系更加倾向于“阴阳和合”，客观上有利于出现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关系。 从具体情况来看，目前中国人的性有以下特点。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的生殖与养育的次数最少，对于性生活的干扰也就最少。 由于严厉的生育管制，私生子女最少，对非婚性关系的制约也就最少。 由于汉族从来就没有任何教规严厉的宗教，性行为戒律最少，对于性的快乐主义的妨碍也就最少。 由于中国没有设立通奸罪，出轨的顾虑最少。 由于独生子女成为“小太阳”，性的家内规训最少，下一代的自由发展更加可能。 由于出现了“单性别成长”，男女交往的前期培训最少，造成“不恋”和“网恋”的增加。 由于中国没有反同性恋的教义和传统，多元性别的阻力最少。 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没有“性即罪”的文化，没有“性技巧罪”，没有“性成瘾”的概念，这些都是性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任何成形的性哲学，因此情绪吞噬掉一切讨论与思考。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性革命与性化之后，在性的几乎一切主要方面，现今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因此，以前那些“压抑”“封闭”“禁锢”的基本假设都不得不重新构建。这就不得不进行如下反思。 性研究的元矛盾 虽然性研究的人数和成果都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性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悖论，无论研究者多么努力，它们也无法消除，反而可能越研究越受阻。因此可以称其为“元”悖论。最主要的是下列两个。 性的生物悖论 性高潮违反了节约能量的客观要求。性高潮就是调动起并且消耗掉人类极大的身心能量。这不是缓慢的付出与疲劳，而是瞬间的迸发与消散。这违反了人类甚至是整个动物界的最基本的原则：尽可能节省能量。这就是个“元”悖论：性高潮带来的快乐与体能充沛的生存需要，往往呈现为非此即彼的相互冲突。 从性与生育的关系来看，人类女性的总和生育率a是相对恒定的，在18个子女上下。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进行远远超出必要次数的性交？这种生理机能，无论是由于怀孕概率太低还是出于追求性高潮，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悖论。 再来看性与生命的关系。人类之性主要表现为勃起，从胎儿三个月一直到临终之际都始终存在。那么为什么只有在“性的活跃期”里才表现为“有性状态”，而且之后很久寿命才结束？其原因可能很多，但是都无法避免其成为一种悖论。 性与安全也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悖论。性交，尤其是性高潮，必须专心致志、感觉集中，否则就会失败或功亏一篑。可是这也恰恰是人类最容易忽视外界威胁的时刻，很容易被乘虚而入，乃至危及生命。这就是一个悖论。 性似乎必然带来快乐，但是在性高潮中，生生死死这样天差地别的感受连接在同一个过程中，这就形成了悖论。 性与性别的关系更是一个元悖论。无论男女还是性少数，性行为其实就是任何形式的摩擦，因此是“有性无别”。可是人类同时又是“器官有别”。这个悖论安安静静地在人类历史中潜伏了百万年，直到最近才突然爆发，闹得天翻地覆。 总之，性的本尊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体，只不过并不必然会产生现实的冲突而已。这每一条悖论，在现在的性研究中—不是我，也不是咱们中国，全世界的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没办法解释。所以它也反过来说明，没什么规律，没什么真理。 强人所难的性关系 人类之性，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快乐，还是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结成某种性关系（包括各种性少数），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生存下去，区别仅在于是否可能生殖—而这仅仅是一个副产品。 性，还要结成关系，我们以为自己是上帝？我们要结成性关系，这简直就是自找倒霉。在人类的任何一种性关系当中都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感受之自私vs感情之无私：性的感受必须是自私的，否则很难达到性高潮，可是感情又必须是无私的，否则性关系很难维系。 个体差异vs快乐共享：在性方面，无论是要求什么、使用何种技巧还是如何感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性快乐却必须共享，否则就会削弱性关系。 高潮唯一vs生活目标：性高潮是我们性生活的唯一目标，可是我们的性关系却往往有另外的目标，例如生育、互助、亲情等。在性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感觉集中，可是日常生活中又有一大堆油盐酱醋在牵扯我们。 性本无别vs乐同烦异：对于性行为而言，我们跟谁做都无所谓，因为性的快乐是相同的。可是与不同的人做，却非常可能带来不同的烦恼，别说同性恋与异性恋不同，就是不同的夫妻也不同。 所以我们想结成一个性关系，这实在是太伟大了。因此，一部分处于中年左右的男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去找小姐了，“一把一利索”，省得这些麻烦。在洁身自好的人里面，其实有的人不是因为遵守道德，而是因为不想轻易投入另外的情感。因为投入以后，可能有一大堆麻烦，哪怕一夜情变成两次，都有这种可能。 其实，所谓的性关系，不管具体是什么样，其实质就是削弱自我、顾及对方。凡是结了婚的人都知道，你结了婚以后，两口子一块出去参加朋友聚会，跟你一个人去绝对不一样。不用任何人提醒，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妻子或丈夫的存在，你的言谈举止什么都跟你跑去闺密或死党那里去玩绝对不一样。因为你就是存在于这个夫妻关系之中的，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你了。 明白这一点，一切夫妻矛盾、婚外性关系、一夜情等都没什么可研究了，不就是独立的个性与制约的关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吗？过去为了共同“过日子”，中国人牺牲了自己的个性，现在物极必反，为了张扬个性而不再循规蹈矩。这真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这算是一个问题吗？这难道需要去解决吗？ 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 主体建构论最容易被混淆于“随心所欲论”：全性（sexuality）无论扩展到多么宽广的地步，毕竟还是需要有一个生物基础，那就是我们的肉体。 这个理念也是来自生活经历。2006年，我和彭涛、黄盈盈在墨西哥开会，一帮社会建构论者在那儿说得正热闹，一位医学界的人站起来说：你们这叫“生物因素取消论”！好像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认同什么性别就可以变成什么性别，今天变男同，明天变直女，后天变成酷儿。可是我们毕竟有一个肉体呀，这个肉体是由器官构成的。肉体在性别变来变去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作用，那么变性人为什么还要做手术来改变自己的身体？ 当时没人理他，会议也照旧进行。那个人气跑了。过后想想，启发深深。我们性社会学当然坚决反对生物决定论，可是也必须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例如，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妇女问题，有没有人研究一下女性的肉体（包括身高、容貌、体型等）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程度大小之分？ 在现今中国的生活实践中，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漂亮女性与不漂亮女性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别，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例如，“撩人妹”和“恐龙”、“大长腿”和“大象腿”、“波涛汹涌”和“飞机场”、“老刁婆”和“青春玉女”，这些差别都出现在女性之间，这不太可能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一种阶级差别。这样的两种女性之间，难道就不存在斗争？作为一种身份的标签，这些分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仅仅是因为肉体的客观差异，还是其中渗透了其他的社会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女性减肥，就是强制改造自己的身体。一方面，“盲从减肥”的人确实很多；另一方面，在那些体重指数真的不超标的女性当中，希望减肥的比例也确实很少。所以说，肉体的现实状况实际上仍然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不能一股脑儿都归结为“男人的目光（造就）女人的身体”。 性少数：跳出阴阳的最大优势 任何一种性少数，根本就不属于阴阳这个范畴，也不需要追求合阴阳，这就是他/她们相对于异性恋的最大优势。因此他/她们完全可以寻找一个新的起点，一个中国没有的或者被忽视的起点，创立出许许多多中国本土没有的新理论，哪怕仅仅是新看法。 对于男同志而言，明清小说《弁而钗》里有“其七寸中，亦有淫窍”之说，认为这就是男男性行为的生物学依据。我没查到西方人写过这个。这当然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仅要知道有这种说法，还应该去探究甚至去实验，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推进我们的认知。 性少数的这个思维优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性少数理性与合法性的获得，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就是建立在“外延的变异”的基础之上，仅仅把多元性别视为二元对立的一种拓展，把性少数包含到性别这个传统概念之中去。 另外一条道路则是，从“内涵的异质”这个基点出发，寻找和论证一个终结式的命题：性少数究竟在性质上（而不仅仅是在取向与行为上）与传统的男女有哪些区别，其根据又是什么。 通俗地来讲就是一句话：任何一种性少数，他/她们还是男人或者女人吗？例如男同性恋这个概念就是第一条思路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同性恋，但仍然是男人。可是如果把男同性恋作为“第三性别”，那就是第二条思路，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男人了。 性少数需要边界吗？这是性少数这个概念必然带来的问题。 首先，性少数的外延有没有边界？多元性别究竟有多少种？是可以无限增加，还是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边界？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每一种性少数之间，莫非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不是存在着内部边界，需不需要划分清楚这些边界呢？ 按照酷儿理论来说，多元性别根本就不需要边界，任何一种独特的现象都可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这在政治斗争中有它的好处，甚至是必须的。可是如果这样，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分类，我们也就无法思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会全部垮台。我们回到原始人，完全靠感性来行动，那样就好？ 理性必然需要定义，定义必然需要边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种无类别、不加划分的人类生存状况，却是最舒服、最令人向往的，而且被假设为必定是最平等和最自由的，也就是所谓的“返璞归真”。一切宗教都靠这个来吸引信徒，例如重返伊甸园的理想、死后上天堂的理想、下辈子更好的理想、得道升天的理想，统统都是这种主张。 可是，人类需要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一切伟大的口号都是在说“应该怎么样”，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却首先需要考虑“只能怎么样”。尤其在现今的中国，人们早就被更加精细、更加严格地分类、定义和命名，因此提倡“去类别的、无边界的多元化”固然很振奋人心，但是所有可操作性过低的口号，最终只能是自己消灭自己。 这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前者过头就是疯狂，后者过头则是僵死。中国目前的性少数运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无论是圈里人还是支持者都需要认真地思考。 多元性别的两个基本命题 基本命题之一：阴阳哲学=异质同构，多元性别=异构同质。 阴阳哲学给我们提出一个启示：阴阳是异质同构的，阴与阳，性质是异的，但是它是共同构造在一起的。由此推论，多元性别就必须是同质异构。也就是说，一切性少数，其实仅仅是被社会给构建成不同的类别（异构），但是性质是相同的（同质）。这个性质就是人，是人权。 如果能够这样来思考，那么阴阳哲学与多元性别就不冲突，而是相反相成，就会有利于我们促进性少数的平等权利。 基本命题之二：阴阳哲学=过程协调，性别平等=起点还是结果。 阴阳哲学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协调，以便达到中庸与和谐。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反思：我们说的男女平等、多元性别平等，说的到底是结果的平等，还是起点的平等？还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的、阶段性的平等，也就是协调？这在社会学里已经争论了数十年，可是性研究领域还没有开始。 性社会学的元问题 人与人，如何被联结起来？ 我们社会学研究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元课题”，没别的。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以往我们都有一个“元假设”：人类是群居动物，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天然、自然、必然地被联结在一起，因此目前那种越来越多的“独处”现象是不良状态，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我们逆向思考一下：倘若人类的天性就是要独处，只不过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联结起来集体劳动，那么现在生存问题不严重了，人类岂不是恰恰应该恢复个人独处的状态？例如，我们的元假设是人人都需要性，因此才会相互联结。可是现在“无性”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人工生殖、虚拟性爱、人工智能性爱普及之后，我们的元假设是不是还能成立？我们现在的一切研究成果，会不会被全盘颠覆？ 呈现与解读，能做到吗？ 我们研究性文化，先别去读西方著作，而是问自己下列两个“元问题”：我真的能如实呈现自己吗？我真的能理解任何一个别人吗？ 第一个问题，至少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所谓如实呈现，应该是没有自我操纵和控制的。如果写成文字，那就是我自己的一种主体建构。这并不是故意撒谎，而是我虽然希望让你看到一个原始真实的我，但是我做不到。 第二个问题，真的理解别人，我能做到这一点吗？例如“夫妻假象”，就是两人很相爱，长相厮守一辈子，但是也会有一个互相的假象。这不是撒谎，是因为你爱他，你珍惜他，你知道他不喜欢这个，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方面给遮掩住，不让他看到。结果，长此以往，对方也就以为你真的是这样了。 如此一来，我们性社会学所研究的一切个人或者文化现象，其实都是别人的表演。我们越是深入生活，越可能看到善意的假象。我们只不过是习惯成自然地在使用“社会现实”这样的话语，来支撑自己的学术合法性。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来研究社会、研究性？ 性是可以理性分析的吗？ 理性分析，就是能用概念、术语、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能够进行逻辑思维。可是人类之性只是一种最强烈的感性体验，绝大多数人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造成一个悖论：每个人都说不清自己的性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却大言不惭地论证中国人的性革命与性化。我不知道这在哲学上是否可以，但是作为经验研究的性社会学，这个鸿沟必须加以解释和化解。否则，“一切都只不过是认同”的思潮就会把我们带到不可知论的阴沟里面去。 性，可能有一个文化吗？ 性，如此私密与个体化的性，可能有一种文化吗？人们又是如何形成与传播性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产生一种文化，我们都很容易理解，甚至“性关系的文化”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能看见它的种种表现。唯独“性的文化”莫名其妙。莫非人们互相参照着过性生活？ 我这一辈子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最终在《性社会学》这本教材里专门写了“语汇，建构着我们的性”和“行为训练的构建”。其主要意思就是说，性文化不是直接传播的，而是靠着消除骂人话和“像样”的行为训练，才形塑出每个个体的具体的性行为方式，最终汇聚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性文化。 性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而且研究人员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大众对于性社会学普遍存在误解，就是把它混同于“黄”或者“求医问药”，即使在学术界，非本专业的师生也往往认为：性社会学很有意思，但是不重要，尤其是学术价值有限。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成果，能够促使大众知道这是一门学问，而且很有用。作者用这些在经典社会学领域中也顶天立地的创新成果，来推广性社会学的学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