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做保洁

作者简介

张小满，陕西商洛人，长居深圳。曾为记者，先后在《深圳晚报》《新周刊》从事深度报道工作。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现为大厂女工。

内容简介

第一章 超级商场 “我怕个屁” 2020年，对母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如果要让她描述记忆里的2020年，她会说，新冠疫情发生的那一年，女儿带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所在的陕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处于边缘，那里的人们心里自认为在“底下”。所以我母亲这一代陕南乡民，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广州、上上海、上深圳……上深圳，是因为母亲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我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春天，因为春天的缘故，她的名字也与春天紧密相关—— 春香。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三个女儿。九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第八 ，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便辍学了。 那年母亲九岁。此后，整个童年与青春期，她都与我不识字的小脚外婆及其他陆续结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与外婆形影不离，接受她的教导，就连和我父亲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也是听了外婆的话。 二十一岁那年，她遵父母之命与同村的我的父亲结婚。此后便是漫长的生育、养育过程。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地打工，母亲操持起家里的所有事务：种田，养猪，养鸡，照顾我的弟弟，监督我学习，处理人情关系，还上山搞副业——主要是挖或采摘中药材卖钱。我和弟弟开始上学之后，父亲基本都是家里的“甩手掌柜”，只负责从外面带“钱”回家。但有时候也会出状况，打几个月的工，却没路费回家。 到我们姐弟俩先后考上重点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时，我们整个家庭经济最紧张，父母在为供两个大学生做准备。 当我们姐弟俩开始真正长时间离家生活，母亲已人到中年。四十二岁那年，她开始以一整年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亲常常正月离家，冬月或腊月归来。他们有时候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分开，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假期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在各个亲戚家流转，或者干脆待在学校所在地，偶尔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这么回忆那些她拼命做工挣钱，耗费心力经营的打工年月。 “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矾矿上当了一整年大锅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1000块。”—— 2010年 “仍旧在那家矾矿上给工人做饭，做到九月二十几，一个月1100块。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又去蓝田栽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挣了1万多。”——2011年 “我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会计、货头、修理工们做饭，顺带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你爸在矿上递料，多的时候，一个月赚4000块。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厕所重新修整。随后又跟你爸去矿上，待到腊月二十几回来。回来的路上，得知你邻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岁，那年夏天走的时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远，回来人没了。那年暑假，你还去矿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头看到了黄河，你还记得吗？你弟考上大学，我跟你爸没工夫送，你给送到学校的。”—— 2012年 “我先在镇上的另一座矾矿‘滚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 做到七月二十几，又去给老张家摘香菇。还去垃圾场上做了半天，跟经理吵架，干不成，就走了。最后在卢氏县的建筑工地上给工人做饭，冬月回来。回来后在山上打连翘，搞副业，准备过年。那年，我挣的总共有2万块。”—— 2013年 “春天去砖厂，干了一天，干不了，活儿太重了。随后去河南洛阳矾矿‘滚球子’，四月回县城，在县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矾矿‘滚球子’，‘滚’到冬月，山里下雪，路上结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里打连翘，准备过年。这年挣得多一点，有3万块。”——2014年 “本来要去茶厂摘茶叶，但西安工价更高。正月就去灞桥盖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来，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挣了2万多块。冬月回老家后，上山打连翘搞副业，赚了四五千块。”—— 2015年 “一整年都在县城附近的古磨沟农场给工人做饭。1600块一个月。”—— 2016年 “正月，腿痛开始暴发，但我坚持又在农场做了一年饭。那年搬家到县城。”—— 2017年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给我介绍了做保姆的活儿。”—— 2018年 “一整年都在山脚下的别墅里当保姆，照顾董事长的妈妈。一个月2000，做到腊月，你回来过年，我就不做了。”—— 2019年 “我在县城找了一些活儿干，都干不了，你让我和你爸上深圳。”—— 2020年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商南县。 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移民搬迁”的脱贫政策在县城安了家。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一时间有点慌张，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我帮他们找一份工作。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里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这里遇见自己的爱人，成立家庭。我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一开始，母亲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给我带来负担和麻烦，担心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的话，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她的担心不无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经过一年多治疗，才慢慢康复，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僵硬。 我那些住在县城的亲戚，我的舅舅们、舅娘们、大姨、小姨，听说母亲要来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拦态度。甚至父亲也有意无意对母亲透露出对她腿疾的担忧，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我一直鼓励她来，哪怕是来看看也好。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 “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这一次，母亲听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儿的话。 夏天就开始提议的事情，到秋天快结束她才做好准备。 母亲把县城的家里里外外都清扫了一遍。她和父亲还回了一趟秦岭大山深处的老房子，采摘了门前树上的核桃，把留在粮仓里十年前的小麦铺在席子上晾晒，把种有中药材的田里的杂草拔了，把屋后长了三十多年笔直的杨树伐倒了，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全砍了。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屋场。 他们从老房子出发，走山路搭班车去县城，一路上还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黄瓜和南瓜。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在县城老家做了丰盛的午餐邀请亲人们相聚，生着病的姑姑也到场了。 在流动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亲也获得了难得的闲暇。她和父亲在县城郊区的山脚下花20块钱租了一块20平米的地，种粮食和蔬菜。没有钱挣的日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里，种玉米、种青菜、种花生。两人还约着一起上山摘茶叶、挖荠菜，一起下河洗衣，和亲人聚餐，走长长的路，聊长长的天。母亲离开县城的时候，地里的芝麻还没完全成熟。她把这片地托别的差异：“反正都是干活。”她的下班时间比上连班的保洁员更晚，晚上11点半，她还需要开一个总结会，给甲方总结一天的工作。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员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了，管理处就干脆不再找临时工，全日制保洁的活儿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 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大卫· 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我问母亲，第一天去商场上班的时候，你害怕吗？你担心你干不了吗？ “没有，第一天去试就感觉能干，但还是很烦总是被人催，老是让我们赶快些、赶快些！” 在商场，母亲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路。 “问我椰子鸡在哪里，一开始我不知道；还有问我‘四个椰子一只鸡’在哪里，我说我不晓得；还有人问我‘金爸爸’在哪里，我说‘金爸爸’我知道；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电影院我知道；又问厕所在哪里，我说厕所我晓得。”她知道的，她就一一指给问路的人。 椰子鸡餐馆不是母亲负责的区域，但是，她被问最多的就是“椰子鸡在哪里？”。她很纳闷，有一天终于搞清了椰子鸡餐馆的位置。后来，母亲终于知道了，椰子鸡原来是深圳的“特色菜”。后来，商场内新开了一家牛蛙火锅店，椰子鸡店的人流量就屈居第二了。 疫情缓解的时候，每到周末，商场负一楼的广场，中间一小片地方经常会被围起来搞活动。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儿童歌唱比赛。还有一次，商场不只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动物，圈成一个商场动物园，有名贵猫、梅花鹿、小山羊、宠物猪、羊驼，还有孔雀。动物们昏昏欲睡，任人围观。母亲去瞄了一眼价格，一只猫要3000多。她跟我开玩笑说，把你家吉祥（我养的橘猫）也拿来展览看看，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商场里的盆栽有专门的人养护，一对湖南夫妻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换一次那些作为景观存在的绿植。让母亲尤其惊讶的是商场顶层的透明玻璃设计，玻璃上流动着晶莹的水波，还有永远是绿色的大叶植物。母亲在负一楼拖地拖累了的时候，常常抬头仰望头顶的“热带雨林”。 母亲在商场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当遇上外国家庭，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外国人时，她更是无法停止注视。一对有着金色卷发、雪白皮肤的混血双胞胎，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了。她很好奇：“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在一起，生的孩子怎么还是外国相呢？” 12月，超级商场进入节日时间。 先是圣诞节。11月，工作人员就开始造景。栏杆和扶手上被绑上了亮晶晶的星星、红色的圆球、绿色的塑料柏树叶子。工人们在餐馆聚集的负一楼中庭搭建起了两米高的圣诞树，上面是星星闪闪的装饰。餐馆的服务员们也戴起了红色的圣诞帽热情招揽顾客。母亲从来没见过圣诞树，不知道圣诞老人从哪里来，她无心享受欢快的背景音乐Jingle Bells。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母亲还从未见过如此热闹又花花绿绿的景观：“花了很大代价造给人看。” 圣诞节之后，便是元旦了。关于圣诞的一切人造景观被一一拆除，用拖车运走。紧接着制造新的景观。这次，中庭摆上的是“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还有红色财神爷人形玩偶。 玩偶们立于两棵繁花锦簇的塑料桃树下，手上捧着金黄色的大元宝，身边也堆着大元宝。财神爷的前方立起了两面红色的战鼓，经过的消费者都可以拿鼓槌敲一下。 商场还邀请了演员来表演节目，活跃气氛。越多的人，意味着越多的垃圾，越多的污染。为了不被投诉，忙不过来的时候，经理和班长都来边上守着，给母亲帮忙。 尽管进出需要严严实实戴好口罩，人们还是涌向为节日举行仪式的商场。人们在期待，被疫情侵袭之后，能迎来一个好年头。 2021是牛年，超级商场打出的标语是：“2021牛气冲天！”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 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 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6000多块。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我在她旁边的时候，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虽然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的意味，但我还是为母亲高兴。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母亲辞去了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达成了自己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要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异乡团圆。 老家的亲戚们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在深圳的工作情况。母亲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在深圳做保洁。她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地含糊其辞：“做做歇歇，不是天天都做工，挣得不多。”付给了姑姑。 等可以自由出门的时候，她开始在县城找工作。但她处处碰壁。 母亲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养猪场，准备干起大锅厨师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马就受不住。强撑了半个月，拿着500多块钱的工资离开那里，回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家门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员的活儿，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里经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学会打秤，这是超市里最轻松的活儿。为此，她让父亲帮忙，把菜名和价格抄在纸上，在心里默记了几十种蔬菜和食物的价格。但她始终没能争取到这个活儿，另一位年轻的打秤员知道她在学习，便故意刁难她。母亲虽念书不多，但一辈子最恨别人看不起她，一气之下，辞了职。这份工作让她赚了2000多块。 这时候已经5月了，茶山上的茶叶开始收获，县城茶厂开始招女工去择茶叶。母亲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约着几个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准时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线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长时间坐着。她的腿活动太少，有时候就肿了，肿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 母亲一直坚持到茶叶季结束，她把每天挣的工钱记在小本本上，算起来有5000多块，但直到她离开县城，直至我写完这本书，这份工资也没拿到。按照老家惯例，工钱一般是春节前几天给，一连三个春节，母亲发去微信询问，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复。 8月，她又找到一个新活儿。县城附近的大棚蘑菇开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茎。雇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点，母亲拉着父亲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时候，他们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赚百来块，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结束，两人挣了1000多块。 母亲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还是延续她以往的打工经验，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续时间更短——做大锅饭、择茶叶、摘蘑菇…… 都是繁重的体力活。 9月的这次启程，她实在是花了太久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好在她终于决定要来了，趁着国庆我们都放假。 这是她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第一次经历如此远距离的行程。 在来深圳之前，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2014年，她在一个当地老板的介绍下，到一家钒矿上“滚球子”，按车计算，一推车1块4毛钱，她每个月挣2000多块。2月去，4月就返乡了，活儿实在太重，她干不了。 我买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的卧铺票。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她和父亲终于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母亲穿着长袖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带了很多行李，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片花20块钱租种了七个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晒干的成品——干木耳、 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她还带了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给的传统制法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你妈什么都要往里装。”父亲说。包里还有亲人们送给他们、在路上没吃完的零食，苹果，爽歪歪饮料，达利园面包，营养快线…… 她还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在韩城煤矿上打工时摘好晒干的花椒，一罐她亲手做的用来拌凉菜的酱料。 我正月离开家后，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见到她，她的腿看起来还没完全好。对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亲显得信心不足。 她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是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她都生怕丢了，让我告诉她怎么辨别方向，但还是害怕。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我也在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与她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 我在心里说，我们要一起成长。那时，我还无法预想到，母亲会跟我一起经历疫情三年，我们会一起经历那么多事。 来深圳的头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海边像电线杆一样笔直的风景椰让母亲惊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湾对面的香港。母亲第一次观看到了我在深圳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轻松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这里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视频结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们说，如果没找到工作，过几天就回县城啦。她说：“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母亲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而她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了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她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等她慢慢适应了深圳生活，再从长计划。 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小时连班。一系列沟通过后，我们决定去线下看看。 最终，她的保洁工作，来得比我们想象中容易。 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在一连串的否定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顺便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她录入指纹 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母亲在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没有。 当时，深圳市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是：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她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点至下午3点。这符合她最初的预期。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算是“培训”。母亲带着清洁工具跟着她的“老师”走了，虽然她只会说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领外套、黑色的直筒裤，盘发的发卡是古典的深蓝色蝴蝶结，她在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薄底黑色玛丽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场。编号为“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必须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亲着一身标准的保洁员装扮，穿过熙攘的人群，迎着深圳熹微的晨光走进深南大道旁的超级商场，正式开启了她在深圳的保洁工作。 “这就是生活呀！” 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有多少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城市，从不缺购物的地方。我们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区，以我的日常经验观察，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待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年轻人如是，年老者亦如是。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这个商场附近是每平米售价超过10万的公寓楼，市值万亿、最赚钱的银行，需要面试家长才能进的国际幼儿园，以及靠高分和学区位置才能被录取的中学。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样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五十二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她是谁的母亲？她为什么而来？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环境清洁。如果要追溯这个名词的来源，它其实源自英文“ House Keeping”，简称“HK”，“HK”也是香港的简称。 母亲对远方最迫近的想象就是深圳湾对面的香港，这还是她来深圳后觉得可能抵达的远方。来深圳之前，她从未想过可以来深圳；来深圳后，站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湾，看着对岸天水围的灯火，母亲说：“他们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跟深圳差别大不大？” “香港”这两个字让母亲想起1997年，想起她带着孩子们去村里的王医生家看“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那天，一村的人只看到了升国旗，电视机屏幕就变成了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十七年后，我来深圳工作，有一天无心上班，便在下午跟老板请了假，从白石洲坐公交车去深圳湾口岸。我坐在木棉树下看海，看着对面的高楼，像是完成一种“终于抵达远方”的仪式。那时候，我对将要在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如何展开生活没有规划。我跟所有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 五十二岁的母亲，也像当初的我一样，试图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她的海域。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特殊情况，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打扫卫生间被母亲认为是商场里最适合她的岗位，因为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个岗位需要连上16个小时，况且早有别的阿姨在岗，不会轻易退让。虽然知道自己的岗位任务艰巨，母亲还是决定先干起来。 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达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6点50分。录入指纹打完卡，经理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儿。然后她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 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经理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5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专门承接各个商场、写字楼、小区、政府单位的保洁绿化工作。他们是乙方，商场是甲方。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 有时候是纸团，有时候是口罩，有时候是饮料杯，有时候是树叶，有时候是泼洒在地板的污渍，五花八门。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 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捡垃圾来卖，主要是捡纸盒，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但这也有风险，被管理处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但她无法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奔走。每当谈起这些，她总是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为什么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诉她你能坚持把这份工作做下来已经很不错，人不是总要跟人比，挣跟别人一样多的钱。 禁止保洁员捡纸皮，意味着全深圳都在倡导的垃圾分类第一步在超级商场这样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洁们评判一件东西是否能成为垃圾的标准是能否卖钱，而不是脏不脏。按理说，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场行情的人，能敏锐察觉废纸壳、废铁、玻璃、塑料的价格涨跌。 然而，因为保洁公司严厉的惩罚制度，保洁员们在收垃圾的时候，都是一股脑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从货梯运到停车场的垃圾中转站。 后来，一位四川阿姨把捡来的纸皮藏到装消防栓的盒子里，藏到洗手台的挡板后面，楼梯道的铁门后面，都被管理处督管一一发现。阿姨不仅在大群里被通报开除，还被罚了500块。 母亲也就再没提过想去捡纸皮卖钱的话，尽管她还是很羡慕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有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给儿子们在老家的市区买了房。我说，妈妈呀，你忘了他们比你早来深圳很多年，比你有更多的“关系”。母亲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发现，原来在她年轻的时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来了就有可能发财的城市。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带她来深圳打工，而不是去工地，去矿山，去农场，她的命运或许会不一样吧。现在是她的女儿带着她在这里，虽然心里还想着努力赚钱，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虽然工作中净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沾染污渍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大锅饭、开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她先观察谁比较和气，好打交道，便主动趁着空隙上前说出第一句话：嫂子，你是哪里人？ 母亲是天生的跟人熟络的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唠嗑。初来深圳的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洁员群体，便是由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和商场里同是做保洁的同龄人熟悉之后，母亲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些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保洁员，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在商场里负责负一楼和负二楼四个女卫生间清洁工作的，是海棠阿姨。负二楼连着停车场，负一楼连通地铁，人来人往，海棠阿姨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的工资5300元，为了挣到这些钱，她没有可以喘息的片刻，不停地来回于被水淋湿的台面，装满脏纸团的垃圾桶，被弄脏的马桶。 海棠阿姨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五年了。她是广西人，与母亲同岁。她住在保洁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单间。她没有时间做饭，常常捡拾商场面包店当天卖不完的面包吃，还把捡来的面包送给过母亲。 在来深圳做保洁之前，她和丈夫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待了六年，每年正月去，年底回，一开始底薪只有900多，工资慢慢涨，到后来有2000多，再后来，公司要从东莞搬迁，厂里赔了他们几千块钱，夫妻俩就辞了工。 在玩具厂之前，她则在老家广东人开的烟花爆竹厂里做工；再往前，她在家乡的乌石矿山上捡矿卖钱。海棠阿姨有四个姐妹，她是老三，跟我母亲一样没读几天书。 此时，她的儿子在广州模具厂打工，丈夫在老家装修自家房子—— 夫妻俩投了几十万在那栋三层小楼上。盖楼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子。儿子二十九岁了，尚未结婚，海棠阿姨心里很着急。母子俩虽然在相邻的城市打工，但很少见面。海棠阿姨说：“我没休息时间，不能陪他。” 老董是整个超级商场里得到最多表扬的保洁员。他来自云南，岗位与海棠阿姨相同，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男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区域包含：洗手间的所有门把手、洗手台、水龙头、马桶、墙面、地面、垃圾桶、地漏。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洁，从早上8点至深夜11点，卫生间要每小时保洁一次，老董连轴转。他的工作很繁琐，但他做得很认真，从不敷衍。老董是超级商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的保洁员。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烊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来到超级商场的人因为这柔美惬意的音乐会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驻足更久时间。无论贫穷或富有，来到超级商场，人都只有一个代称——“消费者”。消费者们慢悠悠地闲逛，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停下来，获得一份安心和归属感。就像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永远有令人舒心的音乐，打着“欢迎回家”的广告语，顾客付出金钱，收获满足与幸福。 在舒缓的音乐节奏里，老董停不下来。他看得很明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宁愿让一个人多干，也不愿意多招人。”不久后，老董的弟弟因为回老家参加女儿的婚礼，丢了在超级商场的工作。弟弟之后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江南厨子”杀鱼，一个月5000多。老董还留在超级商场做厕所清洁。他快六十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环境公司就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四十五岁的水仙阿姨在保洁队伍里算是很年轻的，是商场车库夜班的班组长。她皮肤很白，眉毛细长，化着淡妆。她是云南人，但是嫁到了四川仁寿，有两个孩子，儿子在成都打工，女儿在绵阳读大学，她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儿子和女儿的自拍照片。水仙阿姨在深圳待了21年，一直在龙华的工厂打工，做得时间最长的是在一家包装厂制作各种包装盒。因为还年轻，她兼了两份工，另一份是在商场不远处的写字楼，也是做班组长，管理10个保洁员。她的丈夫在深圳做保安。问起她当班组长的感受，她说，不太好干，找事的人很多，督管时不时就来检查。 保洁员也会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会互相介绍活儿干，有时候也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关系”色彩。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一颗包菜可以卖到30块。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位专门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保洁员，江西人。 超市里的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员。有些过期的肉他会拿来低价卖，但这是很有风险的行为。 母亲是从被他送过菜的保洁员口中知道这些事的。 每天晚上11点左右，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分菜的江西大叔会在停车场附近准时出现。 上夜班的保洁员这时候正好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分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快过期的鲜切面…… 各种各样被划伤的菜、临过期的食品，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保质期过了一天，只是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只低价卖。这成为他保洁工作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他被开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举报。不久后，他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问他的来处。新来的负责处理超市过期菜的保洁员，再也不敢送菜给他的同行们。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将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负责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下班，商场开业。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板拖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准备“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是一个外包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就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完了，他就立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的时候，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她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母亲接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她没有告诉监工刘师傅在厕所住的事，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 刘师傅告诉母亲， 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没有带床的时候，他曾经偷偷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罚他1000块。害怕被罚钱，刘师傅就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母亲认识他的时候，刘师傅已经在这家商场做抛光半年了。 刘师傅不到四十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另外一个商场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区楼下买一根玉米、一个包子做早餐，吃完马上就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其他保障，但每个月他也还是能拿到万把块，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无法实现这个看起来简单的目标，因为疫情，东北的工作很难找。 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工作用的抛光剂等工具，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这一年，商场保洁里的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把保洁作为一个新路子。一个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但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亲离职时他还在；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地板的保洁员，之前在香港开货车，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只好一直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220元一天。后来商场不招日结工了，他无法接受长期工的低工资，就离开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香港。 这就意味着，保洁员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很差。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 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十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比起她之前干的活儿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商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就会有100元的奖励。可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长期工。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母亲才入职没几天，招她的经理就辞职了。 年底时，母亲所在班组换了班长。新班长是比母亲早入职几个月、从四川来的小棉阿姨。小棉要上16个小时班，主要负责的是女洗手间。母亲和她经常见面聊天。小棉阿姨很漂亮，扎着长长的马尾，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做事认真，积极响应需求。有一天下班后，小棉阿姨坐在管理处的凳子上流泪。她从来没有在一天中走过那么多路，脚上起了核桃一样大的水泡，破皮了，透明的表皮和红色的血肉黏连，很痛。经理跟她说，你休息两天，要坚持。也因为做事认真，人又利落热情，快年底时，小棉被提拔为班长，升了职。她的工作转为监督其他保洁员，发现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及时纠正，有时候也要亲自上手。小棉有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她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春节不打算回家。来深圳前，小棉的工作经历跟母亲很像——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搭钢管架，刷墙。深圳没有让她感受到特 是谁在维系超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这是一群用体力劳作填满超长工作时间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深圳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污渍、垃圾为伴，支撑起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作者张小满的母亲就是城市保洁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落脚城市的初衷是如此相似，一路走来的人生又与时代发展的轨迹紧紧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