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学记

作者简介

黄仕忠，男，浙江诸暨人，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出版专著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品史研究》等，主编有《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一、二辑）、《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等。

内容简介

徐门问学记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方向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要招元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读《史记》和《汉书》。于是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还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先生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 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是从历史学角度，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更多的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涉猎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这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 …… 二 先生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 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 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 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路径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 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学者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并没有做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 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资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资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 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 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唯一为先生做的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