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和中国**、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

内容简介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 年12 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 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5 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6 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 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大的转折出现在1**8年9 月21 *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 月29 *、11 月19 *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何如？不至生病乎？”A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B，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 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劳陟岵思。 牵衣*追从，*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 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本读书、*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C。因而，这封写于1912 年12 月1 *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 梁启超认为，*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A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其实，梁启超*大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 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