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由我：不被定义的40岁

作者简介

徐菁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现任社会部资深主笔，主要从事教育、心理学、医学方面的报道，作品包括《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儿童抑郁症：被忽视的痛苦》《心脏移植：直面死神的生命接力》等文章。 杨璐：《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沈阳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08年入职《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从事社会新闻报道。有《寻找一杯好咖啡》《自驱力：不焦虑家长的方法论》等文。

内容简介

序　中年转折期与自我重启 徐菁菁 今天的女性，越来越渴望在种种社会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有研究者认为，中年期转折会发生在 40岁出头的时候。在这一时期，女性努力解决个人问题，她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打破过去，并创造崭新的生活。如果顺利度过这个人生阶段，她的富有智慧、有见识，富于同情心，视野开阔等品质将会出现。 “四十之惑” 我生于 1983年，2019年正式跨过 35岁门槛，迈向 40岁大关。 前两天，当高中同学群里正在热聊时，一位女同学 A给我发了条私信：“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堂堂一个名校群，内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满足的大秀场。” 令她怨声载道的是这个群里的例行话题：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学区房价格几何，公立、私立学校的门槛在哪里，各种职业的收入、待遇和编制如何。“中年父母群嘛！”我回应道。作为一名正在考虑幼儿园名额的新晋老母亲，我为诗与远方摇旗呐喊的底气有些不足。毕竟，家长里短的讨论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焦虑。 当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机”四个字早已被我身边年龄相仿的朋友挂在嘴边。仔细想来，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这场危机的表现大相径庭。 1974年，美国女作家盖尔?希伊（ Gail Sheehy）写了本畅销书《通道：成人生活中可预见的危机》（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这是关于“中年危机”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书里塑造的是一位典型的 40岁男性，他虽然已经达到自己的职业目标，却不免感到郁郁不得志。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于是责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边的一切。他幻想着打破这个牢笼，也许是借由一个有趣的女人、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或是一座不同的城市。 如果说男性的危机源于对事业的不满足，对既定生活的厌倦，对未来可能性的追逐，那么，传统的女性“中年危机”要“实在”得多。 1980年，女作家谌容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里描述了 42岁眼科女大夫陆文婷的力不从心。陆文婷做了十八年业务骨干，仍然是最底层的住院大夫，拿 56块半的工资，挤在 12平方米的蜗居。总而言之： 40多岁的女性，外有工作，内有家庭；上要供养父母，下要照顾丈夫儿女。她们被认可，不仅仅因为才干，更因为她们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们愿意做出的自我牺牲。 时至今日，“陆文婷”依然广泛存在，但我发现，已经不再对三四十岁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义。在我身边，女性们各有各的“人生课题”。 一些人在考虑事业的进退。 2016年，为了偿还给公公治疗癌症欠下的家庭负债， 40岁的皮肤科医生田艳丽从工作了快二十年的三甲医院辞职，进入民营医疗美容机构工作。2018年，当家庭债务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她决定创业。诊所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每天早晨 7点，田艳丽会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两小时，既是为了对抗中年身上的赘肉，也是为了排解负责一支团队的压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门槛上徘徊。央视前主持人李小萌还记得，在自己过了 30岁以后，父母曾和她说：“本来我们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女儿，我们显得很凄凉。你要是说这辈子就不打算结婚，我们也没有念想了，如果还打算结婚，那能快点吗？”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说 33岁解决婚姻大事；事实上，直到 37岁她才步入婚姻，赶在 40岁之前初尝成为母亲的滋味。 我的女同学 A承认，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家私营企业的同时，还过着看电影、旅行、喝咖啡、阅读加健身一样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尚属单身。她说，她并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适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来条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鸣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条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触。好多长辈说我气场有点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呗，我也挺有自知之明。” 经过审慎的考察， A决定在 38岁之前去美国冻卵。尽管如此，她还是会纠结，在管理企业、照顾母亲之余，她是否还有精力承担养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如果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这个孩子会幸福吗？ 焦虑、困惑和压力的多样化首先是因为，在今天，在许多女性的生命进程中， 30—40岁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早期心理学家曾一度认为，从青春期结束到进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阶段是相对平缓的高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成长和衰退贯穿人的一生，两者之间的平衡因人而异。发展心理学研究认为，从青春期到成年期承担起责任之间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和泾渭分明的。 20—40岁被视为成年早期，人们通常在这段时间离开父母，组建和经营家庭，并在选定的工作中努力证明自己；他们将面对现实世界，寻找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成年早期，他们将第一次独立面对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而因为缺乏经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关乎工作还是感情，都可能会影响自己今后的命运。 在过去，标志“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毕业、离家、经济独立、结婚、生子通常会在 20—30岁之间完成。但在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按照这个步调生活。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 60年代有 77%的女性在 30岁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五大事件；而到了 2000年，只有少于 1/2的 30岁女性实现了这些目标。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中国。 1990—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 4岁多。在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逼近或者超过 30岁。 耶鲁大学已故教授、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 Daniel Levinson）认为，成年期的发展涵盖了稳定期与转折期的交替。在转折时期，个体会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优势。稳定期与转折期的区别在于生活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而所谓“生活结构”，就是个人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综合体。 我身边有大量高学历女性，她们 30岁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光都被用于求学，临近 30岁事业才刚刚起步。她们需要在 30—40岁的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完成个人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转变：从未婚到已婚，从女儿变成母亲，制定职业目标，决定事业和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说，她们将在一个相对短暂的转折期中迎接密集的变化，承担它们所带来的压力。 相较于同样推迟了人生进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还在于残酷的生物倒计时。许多医学科普告诉我们， 35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将经历“断崖式”的变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数量和质量将大幅下降，发生孕期并发症、胎儿染色体异常等状况的概率将大大上升。这场倒计时的生理红线非常残酷。有统计显示，到 40岁时，女性每个生理周期的怀孕概率低于 5%。每一个逼近 35岁的女性，无论她是否已经拥有稳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亲的坚实决心，都会在这道红线面前陷入自我诘问。 21世纪的女性，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职场上，都承受着比以往更多的压力。她们既要照顾家庭、孩子，又可能随时面临中年失业的风险；她们在维持生活的同时，也想要实现自我；她们竭尽全力在妻子、母亲、员工、领导之间自如地转换身份，力图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她们不断地妥协与退让，不断地面临抉择与牺牲，却总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突破自己、成全自己，展现出作为女性的胸怀、智慧与力量。